刘茂云

那时候，村长不是村长，是卖肉的。村长卖肉有个规矩，买五斤后座肉，得搭一斤脖子上的赘肉。

那天，父亲背抄手，罗圈儿着腿，从大门出来进去十个来回，也没见着村长的大胶车。刚进家门，脱掉一只鞋，手刚挨住另一只鞋，马的响鼻就响了。父亲没来得及穿那只鞋，手里提着，边往院里边跳边穿鞋。

村长赶着高头大马的胶车，到了我家大门口，驾辕的白鼻梁枣骝马打了个亮堂的响鼻，把我家正在走神的大红公鸡吓得飞上院墙还在不停喔喔叫。

那天，天蓝得让我想哭。

父亲像怀胎七月的孕妇颠着肚子走出了院子，一个时辰后，父亲撩起衣襟，小心翼翼从怀里端出了香烟盒糊裱得花花绿绿的纸笸箩，里面是半盆玉米面——那天父亲去了六户人家。母亲悠悠拉着风箱，跟姐姐未来的公公拉着家常，一锅水滚了，再点半瓢冷水再烧，水声“吱吱”响。我看见母亲点了不少于六回的冷水。

“亲家，不怕你笑话，这日子不好过哩，又添了他五叔，唉……”母亲停了一下风箱又拉。

“亲家母你不用愁，俺能吃开后座肉，你就能吃开后座肉，俺能吃开槽头肉，你就能吃开槽头肉。”村长用手梳了梳头发。

母亲叹着口气，照着村长点头。父亲把面放好招呼母亲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他们边说边打着手势，母亲一脸不情愿，父亲两手舞动，满脸谦恭。我的芦花鸡，家里唯一的下蛋母鸡那天死了，是父亲杀的。那天，我不停地睁眼闭眼。我看见了垂死的鸡在地上挣扎翻滚，和流在地上的那摊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