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炜

那时候，村长不是村长，是卖肉的。村长卖肉有个规矩，买五斤后座肉，得搭一斤脖子上的赘肉。

那天，父亲背抄手，罗圈儿着腿，从大门出来进去十个来回，也没见着村长的大胶车。刚进家门，脱掉一只鞋，手刚挨住另一只鞋，马的响鼻就响了。父亲没来得及穿那只鞋，手里提着，边往院里边跳边穿鞋。

村长赶着高头大马的胶车，到了我家大门口，驾辕的白鼻梁枣骝马打了个亮堂的响鼻，把我家正在走神的大红公鸡吓得飞上院墙还在不停喔喔叫。

那天，天蓝得让我想哭。

父亲像怀胎七月的孕妇颠着肚子走出了院子，一个时辰后，父亲撩起衣襟，小心翼翼从怀里端出了香烟盒糊裱得花花绿绿的纸笸箩，里面是半盆玉米面—一那天父亲去了六户人家。母亲悠悠拉着风箱，跟姐姐未来的公公拉着家常，一锅水滚了，再点半瓢冷水再烧，水声“吱吱”响。我看见母亲点了不少于六回的冷水。

“亲家，不怕你笑话，这日子不好过哩，又添了他五叔，唉……”母亲停了一下风箱又拉。

“亲家母你不用愁，俺能吃开后座肉，你就能吃开后座肉，俺能吃开槽头肉，你就能吃开槽头肉。”村长用手梳了梳头发。

母亲叹着口气，照着村长点头。父亲把面放好招呼母亲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他们边说边打着手势，母亲一脸不情愿，父亲两手舞动，满脸谦恭。我的芦花鸡，家里唯一的下蛋母鸡那天死了，是父亲杀的。那天，我不停地睁眼闭眼。我看见了垂死的鸡在地上挣扎翻滚，和流在地上的那摊鲜血。

一顿饭的功夫，村长一双猫眼始终没离开过姐姐花椒的身子，像两条蛇在缠绕。姐姐袭人，个儿大，腰细，两只乳房像熟透的桃子，走一步，颤两回。姐姐那天没洗脸，脸沉着。她一直看着窗外。窗外是我家的炭房。炭房上有两只猫在叫春，一只白，一只黄。叫春的声音像孩子哭嚎，把猫们的爱情嚎得一塌糊涂。我几次看见姐姐不停用手摩挲心口。

“俺到哪儿，老五就得去哪儿哩。”父亲说。他的一只手拍着一只脚板，一只手给村长碗里夹了一块鸡胸脯肉。父亲说：有父从父，没父从兄哩。他用另一只手拍着另一只脚板，一只手给村长满了一杯酒。村长一只手举着酒杯，一只手攥着裤腰带，眼光从姐姐的胸上挪至眼前的碗，把一块鸡脯肉塞进嘴里，用一杯酒送进了肚里，喉节像开关开合了一下：“行哩！带上五亲家。”父亲摇晃着酒杯，前倾着身子跟村长的酒杯碰了一下，“嗞溜”一声喝进肚里。

村长老婆给村长生了这一对双胞胎儿子，老大人俊朗，个儿大；老二，人委琐，个儿瘦小，还兔唇。村长说：就让花椒做老二的媳妇吧。父亲说：不是说好的是嫁给老大，怎就成了老二哩。村长说，俺迁亲家你一家人的户口，你怎就多出个五亲家哩？父亲说：俺机迷了，要不是她五叔，花椒就是老大媳妇哩。村长说，不能坏了规矩，俺卖肉那会儿就有卖肉的规矩，现在卖肉的还是用的俺的规矩，规矩就是规矩，哪能破呢。

腊月二十六，村长给两个新人定喜日子。母亲眼泪一把鼻涕一把跟村长央求，让花椒再跟我们一家人过上个大年。村长说，根生他奶过了年就八十哩，今儿不保明儿，说个没就没，一年哪能办两事宴哩？这是几千年的规矩。村长那天春光满面，一只手插在裤兜里，一只手攥着裤腰带，散披着狗皮领子的羊皮袄，像刚从威虎山下来的匪爷。

村长的大儿子红着脸在酒桌问低头穿行，为大伙倒酒添茶。姐姐的眼睛不时抬起头来，瞅着这个双胞胎的大伯子。婚宴散了，村人离去，洞房里姐姐一声不吭，把鼓鼓囊囊大红的装新棉衣棉裤剥葱般脱了，剩下鲜艳如火的内衣。根生兔嘴笑得合不拢了，几乎是蹦跳着把家里的门栓插上，他被一团鲜活的大火烧得火烧火燎。姐姐只一个扫堂腿就把根生给踹到炕台下。那夜，姐姐哭了一夜。那夜，村里的狗不睡觉，在村长的大门外啃着人们啃过的骨头吠了一夜。

几个月后，姐姐呕吐不止。村长把皱巴巴的户口本递到父亲的手上。那天，我年逾古稀的父母哭了半天：俺花椒命苦啊……站在旁边的我把拳头握得死紧。

不到几年，我的父母相继去世。五叔不懂庄稼活，把户口返迁回了老家放羊。这时候我也上了大学了，把户口迁到了城里。那个遥远的村里只剩下了姐姐。

今年去看望姐姐，姐姐已经有两个孩子。男孩子叫荣生，女孩子叫黄花，书上叫蒲公英，一个普普通通在山野里开的野花。

黄花放羊，荣生上学。

我问姐姐，为啥黄花不去上学？

姐夫说：俺大有话哩，女女读甚书，早晚是人家人，不叫女孩子读书是俺家规矩，得照规矩办。这时候上学的荣生回来了，我看见姐夫看到儿子一个劲儿傻笑，兔唇更裂了。

姐姐像小时候一样，搂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根生，你外甥女黄花命苦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