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G20杭州峰会前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的决定，对外资企业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堪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内容。

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正面清单”相对，后者是列举对外资开放给予国民待遇的领域，未列入清单者暂不开放；前者则是俗话所说的“法无禁止即为许可”，列出不对外资开放给予国民待遇的领域，除此之外一律给予国民待遇。即使不属该领域专业人士，从这也不难看出转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能够赋予企业多大自由度。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相应将外资项目从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以后，内外资投资者在企业设立环节申报审批所花费精力将大大减少。正值中国经济成本优势日渐消失之际，这类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对于改善我国投资环境、帮助我国在全世界引资竞争中维持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在我国，无论是外资还是外贸领域，负面清单管理都不是什么全新的事物。但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却是前所未有。

毫无疑问，作为东道国，对外资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方式比正面清单管理方式要承担更大风险压力，因为这种方式对前瞻能力的要求更高。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如果新产业、新技术部门当初没有纳入负面清单，日后一旦发现不宜对外资开放，要想再将其纳入，必然与外资及其母国发生利益矛盾，即使最终成功，也肯定需要额外花费一番精力口舌，东道国要丧失一部分自由决策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