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宁波

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罗宁波

本文利用ESDA-GIS方法探讨了我国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空间相关性；并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财政农业支出、财政转移性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论显示：（1）财政农业支出由正向不显著逐渐变得显著，呈北高南低的稳定空间格局；（2）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呈东高西低的稳定空间格局；（3）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且财政支出刺激农户消费的效果并不理想。

财政农业支出；财政转移性支出；农村居民消费；空间自相关

罗宁波，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政策、农村经济。（湖南衡阳430407）

一、引言

自我国实施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但财政支出刺激农村居民消费的效果并不理想。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我国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重大现实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由于在财政支出项目、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挤入挤出关系并未达成一致（Bailey，1971；Tsung-wu Ho，2001；Murphy DP，2015；杨子晖，2009；申琳和马丹，2007）。其次，关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机制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区域整体视角，忽略了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且少数专门针对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往往建立在区域相互独立的前提下，缺乏空间视角（魏建等，2011；张攀峰，2012；纪江明和赵毅，2013）。

因此，本文采用ESDA-GIS方法对我国各省（市、区）1995～2014年农村财政支出（包括财政农业支出和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财政农业支出、财政转移性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效应进行了分区域实证检验。

二、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

（一）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探究我国31个省（市、区）1995～2014年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时空分异特征（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5》。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水平（CON），用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来表示。根据数据可得性，本文将涉及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财政支出分为两类，即财政农业支出（购买性支出）、财政转移性支出。

1.财政农业支出（GOV）。鉴于数据的完整性、连续性及可获得性，本文选择小口径的财政支农支出。地方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在2003年和2007年发生变化，其中，1995～2002年的财政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2003～2006年包括农业支出、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2007～2014年为农林水事务支出。通过比较调整前后的统计口径，发现数据基本保持一致。

2.财政转移性支出（TRA）。财政转移性支出在我国统计年鉴中没有具体区分城乡，因而目前学术界对涉及农村居民消费的财政转移性支出界定并不一致；如储德银、闫伟（2009）将城乡教育科技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均值作为农村地区人均财政转移性支出，毛其淋（2011）将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社会福利救济费、文科卫事业费以及各种政策性补贴支出按城乡人口比重分配，作为针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性支出；但我国财政转移性支出的城市偏向政策导致取均值或按人头分配均难以准确反映我国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然而，政府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性支出恰好对应着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从《中国统计年鉴》可知，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是指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无须付出任何对应物而获得的货物、服务、资金或资产所有权，不包括国家为扶持农业进行的相关生产补贴，如粮食直补、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补贴、良种补贴、购买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一般情况下，是指农村住户在二次分配中的所有收入；一部分来源于政府，包括农村离退休金、养老金、救济金、抚恤金、救灾款、五保户供给、各项生活性补贴收入等，另一部分源于家庭居民内部转移，包括亲友赠送、在外人口寄回带回等。从各地区的统计年鉴数据可知，来自于政府的转移性支出是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本文选择以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来反映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性支出。

3.农村居民消费水平（CON），用各地区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来表示。

4.农村居民收入水平（INC）。本文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包括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肖立（2012）、雷雨（2014）等认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消费的最主要原因。

（二）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通过计算1995年和2014年各省（市、区）人均财政农业支出、人均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空间关联系数Moran值，发现我国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关联性变化如下：

表1　1995和2014年我国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户消费水平的Moran检验结果

从1995年到2014年，我国人均财政农业支出的空间相关性由正向不显著逐渐变得显著；说明财政农业支出的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呈现出高财政农业支出的省市相对地趋于和高财政农业支出省市相临近，或者低财政农业支出的地区相对地趋于和低财政农业支出的地区相邻的空间结构。具体来说，1995～2005年人均财政农业支出的Moran值均为正，除2001年和2002年外均不显著；说明十年前我国财政农业支出不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即某个地方政府对农业投入的增加并不会明显引起相邻省域的效仿行为。但从2006年开始，我国人均财政农业支出的Moran值均为正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财政农业支出开始呈明显的空间集聚，即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的策略互动行为日趋明显。

我国人均财政转移性支出的空间相关性均为正值，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除2010年外）；说明我国财政转移性支出呈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性，即大部分省域与邻近省域表现出相似的集群特征，具体表现为高财政转移性支出的省域在空间上相互临近，而低财政转移性支出的省域也趋于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均财政转移性支出的Moran值基本呈下降趋势，表明高财政转移性支出的省市与低财政转移性支出的省市在一起集聚的程度加大，财政转移性支出的空间差异逐渐增大。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Moran指数在考察期均为正值，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空间分布上也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高（低）的省市，其临近省市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也比较高（低）。从表1可以看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Moran值基本围绕在0.4上下波动且略呈上升趋势，由1995年的0.42上升到2014年的0.47；说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似省市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逐渐加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差异呈递减趋势。

（三）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对1995年与2014年的财政农业支出、财政转移性支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三个变量的Moran散点图及其空间跃迁变化进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可进一步了解我国各省（市、区）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具体分布情况。

图1　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Moran散点图

Moran指数散点图显示在1995年和2014年我国大部分省（市、区）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Moran散点均落在具有正相关性的第一象限（H-H聚集区）和第三象限（L-L聚集区）。其中，财政农业投入位于第一、三象限的省市数量由1995年的19个增加到2014年的20个，占全部省域的比重由61%提高至65%；财政转移性支出由25个减少至24个，占总体的比重由81%下降到77%；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由20个增加到21个，比重由65%提高到68%。此结果进一步证实我国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都存在空间正相关性；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空间集聚现象逐渐加强，财政转移性支出的空间集聚现象逐渐减弱。

表2　财政农业支出Moran散点空间跃迁变动情况

观察财政农业支出Moran散点空间跃迁变动情况图可以发现，财政农业支出的空间动态演变路线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种类型是某个省市或临近省市单独发生的变迁，如某一地区由H-H聚集类型迁移到L-H聚集类型。具有代表性的省份为：宁夏回族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具体来说，宁夏由H-L聚集区跃升到H-H聚集区，表明宁夏的高财政农业投入政策受到周边省市的认可，辐射带动了相邻省市的财政农业投入；辽宁省由H-L聚集区跃迁到L-L聚集区，表明辽宁省政府受到周边省市“低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的影响，逐渐放缓了对财政农业的支出，从而形成了一种低水平财政农业投入集聚区；吉林省由H-H聚集区跃迁到L-H聚集区，说明在二十年间吉林省政府对农业投入的增速明显慢于周边省市，与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逐渐减弱，集聚性有所下降。第二种类型是某个省市和临近省市同时发生的变迁，如某一地区由H-L聚集类型迁移到L-H聚集类型。具有代表性的是由H-L聚集区迁移到L-H聚集区的云南省，这是因为云南省地方政府对财政投入的力度发生明显改变，由1995年的“高于众人”转变为2014年的“低于众人”。第三种类型是某个省市及其相邻省市保持相同水平，即在整个考察期内保持不变。在1995年到2014年，属于这类变迁的省域有27个，占总体的87%。可见，绝大部分省份并没有发生集聚类型的迁移，我国各省市财政农业支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性”。

表3　财政转移性支出Moran散点空间跃迁变动情况

在1995年到2014年的财政转移性支出Moran散点图中，发生第一种类型变迁的省份为：江西、湖南、山东、贵州、福建、海南、天津、青海、重庆。具体来说，江西、湖南由L-H聚集区跃迁到H-H聚集区；山东、贵州由L-L聚集区跃迁到L-H聚集区；福建、海南由H-H聚集区跃迁至L-H聚集区；天津由L-H聚集区跃迁至L-L聚集区；青海由L-L聚集区跃升到H-L聚集区；重庆由H-L聚集区跃迁到H-H聚集区。发生第二种变迁类型的省份为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均由L-L聚集区跃升到H-H聚集区。从跃迁情况可以发现，内陆省份如江西、湖南、青海、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有向好的趋势，而沿海省份如福建、海南有恶化趋势，山东、贵州、重庆、天津四省情况基本不变；说明我国沿海省市对农村地区的民生事业投入增速明显比内陆省份慢，可能源于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引起中西部地方政府对农村地区民生事业的关注。最普遍的变迁类型依然是省域及其邻居保持相同水平，有18个省市表现出空间上的稳定性，占到全部省域的58%。

表4　农村居民消费Moran散点空间跃迁变动情况

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Moran散点图中，发生第一种类型变迁的省份为：北京市、广西省、吉林省、山东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具体来说，北京市由H-L聚集区跃迁到H-H聚集区，说明北京利用国际性大都市的优势，对周边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引导作用，辐射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广西省由L-H聚集区跃迁到L-L聚集区，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周边省市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被广西所影响，对私人物品消费支出的增速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内蒙古由L-L聚集区跃迁至H-L聚集区，说明在这20年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上升，明显快于周边地区。吉林省由H-L聚集区跃迁至L-L聚集区，表明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较高的现象被周边省市农民的谨慎性消费所同化。山东由L-L跃迁到L-H聚集区，说明山东省在周边省市逐渐改变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不足的面貌时，由于某种原因仍未摆脱消费滞后的局面。发生第二种变迁类型的省份为黑龙江和辽宁省，均由H-L聚集区跃迁到L-H聚集区。同样，在1995年到2014年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Moran散点图中，有26个省市没有发生集聚类型的迁移，占到全部省域的84%；说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在我国地理上也存在明显的路径稳定性。

（四）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热点分析

对1995年和2014年各省人均财政农业支出、人均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局域空间关联系数Getis.OrdG*进行计算，并采用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对两个年份的局域G*统计值进行聚类，划分为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和冷点区，得到人均财政农业支出、人均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空间格局热点演化图（图2、图3、图4）。

图2　1995年和2014年财政农业支出的热点分布图

图3　1995年和2014年财政转移性支出的热点分布图

图4　1995年和2014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热点分布图

从整体来看，我国1995年和2014年财政农业支出基本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形态，财政农业支出热点及次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地区，冷点及次冷点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地区。1995年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热点区包括新藏青三省、华北一带的蒙冀地区及东北三省。在2014年，新藏青三省的热点区未发生变化，但东北一带和蒙冀地区全部转换为次热点区类型。财政农业支出的次热点区在1995年分布比较随意，零散分布在甘肃及鲁苏地区，这主要是被其他类型区域分割所致；但在2014年随着部分热点区转变为次热点区，次热点区的随机分布趋势明显减弱，逐渐呈明显的集聚分布。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呈明显的“圈层结构”，即在1995年形成了以长江中游地区、两广地区、贵渝地区及陕西省为内圈层的冷点区，以围绕这8个省域的周边省份为外圈层的次冷点区。在2014年，冷点区明显向中南地区收敛，略呈缩小趋势；随着原有冷点区的外围省份如陕西由冷点区域转变为次冷点区域，2014年财政农业支出次冷点区对冷点区的合围态势日趋明显。

从整体来看，1995年和2014年我国财政转移性支出基本呈东高西低的分布形态。1995年财政转移性支出的热点区大都分布在东南沿海省市，在2014年热点区基本未发生变化（除广东由热点区转变为次热点区而湖南开始进入热点区外），这说明在1995年和2014年我国泛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财政转移性支出的扩散中心，位于此象限的省域自身具有较强的转移性支出能力，且通过与周边省域的交流与合作，带动了周边地区财政转移性支出水平的提高。我国财政转移性支出的次热点区主要分布于热点区的周围，在20年间基本变化不大。但财政转移性支出的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在2014年发生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次热点区的外围由冷点区变成了次冷点区，由东向西的阶梯式分布日趋明显。

根据图4可知，1995年和2014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在地理空间上明显呈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阶梯式分布，东部沿海主要表现为热点区，中部地区主要为次热点区，而西部内陆则主要表现为冷点区。其次，在20年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尽管存在局部性的扩散和收敛趋势，但大部分省份没有脱离原有的集群范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基本呈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演变形态。具体来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热点区在2014年由泛长三角地区逐渐向北部沿海蔓延，这主要是因为20年间东部沿海地区得益于率先发展的契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因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随之得到提升。农村居民消费的次热点和次冷点区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尽管在2014年部分次热点区转变为次冷点区，次冷点区变为次热点区，但并未发生强烈的大幅度变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冷点区一直集中于广大西部地区，且在考察期后期，仅有陕西省逐渐退出冷点区，转变为次冷点区。

从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区）财政农业支出的正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得显著，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在考察期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可知，财政农业支出、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三者在地理空间上具有路径稳定性。从热点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形态，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均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从而本文认为我国高财政转移性支出区一般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较高的地区，财政转移性支出的增加会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但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却比较复杂，难以确定。因此，传统的面板回归通常假定各省（市、区）财政农业支出、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是相互独立的，显然与现实存在偏离，故本文将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财政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三、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消费的最主要原因（肖立，2012；雷雨，2014），因此本文选择农村居民纯收入作为控制变量。且为与财政转移性支出进行区分，本文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INC）仅包括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一个省市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身财政支出及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相邻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及其影响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有必要考虑空间相关性。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ElhorstJ.P，2003）。

空间滞后模型：

lnCON=α+ρw*lnCON+β1lnGOV+β2lnTRA+β3ln INC+ε，其中ε～N（0，δ2）（1）

空间误差模型：

lnCON=α+ρw*lnCON+β1lnGOV+β2lnTRA+β3ln INC+ε，其中ε=λW+μ，μ～N（0，δ2）（2）

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ρ为空间滞后系数，W为0-1空间邻接矩阵，当第i个省市与第j个省市相邻时，W取1，不相邻则取0。参数λ衡量了样本观察值中的空间依赖作用，即相邻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对本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参数β反映了农村财政支出及农村居民纯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二）空间计量回归结果及分析

在进行实证回归前，有必要对人均财政农业投入、人均财政转移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净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各变量的水平值虽不显著，但一阶差分值均在不同统计水平上显著，符合模型估计的要求。同时，本文采用Moran、walds、Lratios、Lmsar、Lmerr五种方法对人均财政农业投入、人均财政转移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净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发现，所有的检验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及其影响因素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较为妥当。

采用Hausman（1978）检验选择面板数据模型形式，结果表明：基于全国省市和中西部省市的面板数据模型在1%水平下接受随机效应原假设，即进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是更好的选择。基于东部省市的面板数据模型拒绝原假设，即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利用matlabR2010a对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SLM和SEM回归，根据模型的LogL值和R2值选择最适当的模型，结果如下：

表5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全国、东部及中西部地区的空间相关系数（p/λ）均为正值，且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各省市农户消费水平及影响因素呈明显的正向溢出，即本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高（低），邻接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也高（低）；且一个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仅与本地区的各影响因素有关，同时还受邻近地区的财政农业支出、财政转移性支出和农民纯收入的共同作用。

1.财政农业支出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存在不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东部地区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基于全国及中西部省域的空间面板模型中，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弹性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而东部的系数为正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财政农业支出的增加会抑制全国及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促进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可能源于以下原因：一方面，尽管财政农业支出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生产效率，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但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明显落后，财政农业支出效率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因而增收效果必然落后于东部地区。同样，财政农业支出对中西部农村消费环境改善的效果也会因为支出效率低下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较低，因而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补贴会刺激农村居民为“有购买欲望而无支付能力”的农业生产设备进行储蓄，直接减少农村居民的即期消费。这种投资动机远远大于收入效应和消费环境效应，因此财政农业支出的增加会减少中西部农村居民私人消费支出。

2.财政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中西部大于东部。

在三个模型中，财政转移性支出变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反映财政转移性支出能够明显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这是因为农村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出的增加能减少农村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提高农村居民消费信心，降低农村居民的储蓄动机；财政生活性补贴等转移性支出能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放松农村居民的收入约束。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民的消费信心受到极大的压抑；因此同一额度的转移性支出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的刺激作用明显大于东部地区，因而财政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更明显。针对财政转移性支出的刺激作用，目前我国一直在积极健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社会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和社会保险等制度，并出台了一些规范文件如《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等，以树立农村居民消费信心，刺激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3.农村居民纯收入刺激消费支出的效果远远大于农村财政支出，且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东部地区。

在三个模型中，农村居民纯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均最大，远远大于财政农业支出和财政转移性支出，说明可支配收入仍然是制约我国1995～2014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首要因素，且农村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刺激效果相对收入来说明显不理想。对比东中西区域可以发现，中西部的弹性系数明显大于东部，这验证了凯恩斯的“富人平均消费倾向小于穷人平均消费倾向”规律，可支配收入不足直接影响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将农村财政支出分为财政农业支出和财政转移性支出，并利用全局及局部空间自相关法、热点分析方法对我国1995～2014年31个省（市、区）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探讨；最后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财政农业支出、财政转移性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一）结论

1.财政农业支出的正向空间集聚性逐渐变得显著，财政转移性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在20年间一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这说明我国各省市农村财政支出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行为具有相互模仿和空间溢出的特征。

2.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均呈东高西低的稳定空间格局，财政农业支出基本呈北高南低的稳定空间格局。这说明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省域空间格局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各省市要脱离原有的类型存在一定困难，是农户消费水平空间差异持续的客观原因。

3.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且农村财政支出刺激农户消费的效果并不理想。财政农业支出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存在较显著的挤入效应，对中西部地区表现为不显著的抑制作用；财政转移性支出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对东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均存在明显拉动作用；但农村财政支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远远小于农村居民纯收入。

（二）建议

1.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农村地区财政投入力度。第一，建议中央政府统一出台《关于地方政府对农村财政投入的数量化规定》，提高农村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及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扭转财政支出的城市化偏向。第二，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改变政府基础设施供给“城市偏向”。加强“互联网+农业”下农村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构建服务“三农”的综合信息平台；提高农村路桥建设的补助力度，重视农村道路的养护管理；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打造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第三，加大对农村地区民生事业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新医保、新农保的筹资水平和政府补助标准，确保病人及时报销兑现，确保老年居民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逐步提高农村五保户集中供养水平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水平，确保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提高。

2.完善农村财政支出监督管理机制，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第一，建议地方政府遵循“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启动财政支出报告制度和专家评审机制，将农村财政支出各项目预算和执行情况按规定期限给予公示，避免重复建设和形象工程。第二，健全农村财政资金监督管理办法，对农村财政资金的预算申请、用款批复、资金流转等相关环节提出明确时限要求，对财政支农资金使用范围、绩效考评、监督处罚办法及相关部门权限等做出明确规定。

3.推进差异化财政政策，缩小区域财力差异。第一，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西部农村地区支出力度。建议地方政府进一步争取中央政府在税收、非税等收入和财政支出等方面的优惠，提高中央政府对落后地区的税收返还比例，逐步推动中央对中西部不发达农村地区实现“不取多予”政策。另建议中西部落后地区出台《关于申请中央与XXX省份合力推动农村改革的方案》，争取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落后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二，建议健全以中央牵头的横向转移支付机制，推动在经济建设方面实现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持，推动在跨区域环境治理等外部性强项目的补偿政策，实现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关系由以中央和地方两级的“纵向模式”向“横向和纵向并重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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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6-169X（2016）08-004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