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任远

在今年刚刚降下帷幕的南国书香节期间，迎来了匈牙利著名跨界文学家和音乐家马里亚什·贝拉的到访。他描写一栋贫民居民楼生活的恐怖小说《垃圾日》今年通过花城出版社首次以中文发行。这部被认为是小说版的“恶之花”的作品集，饱含着与现实政治无关，但却感情真挚的创作，从另一个角度呼唤着人们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

在今年广州的南国书香节上，匈牙利著名跨界文学家和音乐家马里亚什·贝拉首次到访中国。他描写一栋贫民居民楼生活的恐怖小说《垃圾日》今年通过花城出版社首次以中文发行；这部被认为是小说版“恶之花”的作品集，以极致的手法把一栋居民楼里发生的各种鸡毛蒜皮但是又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以门牌序号的方式展现给读者。

从一处破败的居民楼入手，故事集展开的是一副东欧剧变之后被淘汰人群的生活画卷。马里亚什·贝拉笔下的人物生活如此潦倒，生活阴暗面如此明显，让人读得皮肤直起疙瘩。匈牙利文学评论家凯莱斯图利·蒂伯尔说这是一部“社会恐怖小说的开山之作”；毫无疑问，马里亚什·贝拉的写作意图在于展现社会转型期，被社会无情抛弃后底层人士的生活，充满着同情与关怀。正如小说家在访谈中所言，“在他们（底层人士）的生活中还是富含了满满的爱与恨，跟所有人一样，他们的感情都非常丰富。……从这个角度上看，用真挚的感情经历自己的生活，这样反而让我们更加珍惜生活。”

波兰著名女记者Agata Pyzik在其著作《贫穷但性感：欧洲内部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中论述了东欧国家的“后殖民现象”：作为自古被强权瓜分和割据的对象，东欧国家本身就是西欧强权的殖民政策受害者，西欧殖民强权不仅奴役远在万里以外的有色人种，也把家门口的东欧民族当作“低等民族”和廉价劳动力来驱使。无论是部分东欧作家还是一些西欧电影制作者，东欧地区的贫穷和混乱通常被他们当做是一个“性感”的卖点。相对贫穷的东欧成了各种恐怖故事和传说理所当然的“布景板”。曾经在一次欧洲足球比赛里，英格兰足球隊来到罗马尼亚参加足球比赛，随之而至的是一大群英格兰球迷。这些英格兰球迷穿着僵尸的服装，一下飞机就对着摄影镜头装出故意惊吓的表情，因为在西方文化里，罗马尼亚就是吸血鬼和恐怖女巫的故乡。就在第二天，罗马尼亚驻英国大使就用字正腔圆的英式英语发出了严正抗议：“罗马尼亚吸血鬼”的故事是一个爱尔兰作家的杰作，是英语国家的文人骚客强加给罗马尼亚的符号，罗马尼亚本地根本就没有吸血鬼文化。但是“吸血鬼”的标签早已深入人心，当地旅游商户甚至把这个莫须有的标签拿来做牟利的工具了。

马里亚什·贝拉的《垃圾日》写作手法，就好像是这种“浪漫化贫穷”的去魅剂。《垃圾日》与其说是一个个居民的小故事集，不如说是一群底层人士的生活写照。在这部小说的居民楼里，看门的是一个整天沉迷庸俗电视的中年男人，住在楼上的“七十二家大院”则是形形色色的三教九流人士：艾米大婶是一个穷得只能够偷吃人肉的老女人，楼上住着一个整天想谋杀年迈父母窃取遗产的水暖工，再往上住的是一个使用公款到俱乐部享乐的中层经理，还有因为感情失败走向自残道路的女舞蹈演员……《垃圾日》的每一个章节，叙事并不复杂，主人翁并没有经历什么大风大浪，而是一种生活片段的描写，甚至是一堆无聊琐事，到最后不了了之的论述。那些以为《垃圾日》是以东欧贫穷生活为背景，拥有跌宕情节的西方读者可能要大失所望了。然而正是通过各种无聊琐事的描写，马里亚什·贝拉把底层生活最真实赤裸的一面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上看，《垃圾日》有点像当下非常热门的草根直播：在短短一分钟的时间段里，它无需交代任何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草根民众在手机镜头面前吞玻璃、炸裤裆、钻地沟、吃瘟死猪以博取点赞和关注，其实也无需任何背景，无需交代任何结果，也无需让人感到什么启发，它只需要让人感到咋舌，让人记住这个人的存在，就够了。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曾几何时，“社会”一词在中西方世界里都拥有一层高尚的光环。奉行自由资本主义信条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从来就没有‘社会’这样东西”，结果被英国舆论集体口诛笔伐。在当时的英国人心目中，“社会”一词意味着以家庭、社区（教会）和公共福利系统组成的一个让人感到安全、温暖和舒适的文明环境。在批评者看来，正是撒切尔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全球化和大众消费主义让社会贫富悬殊加剧，间接鼓励了一种自私自利的拜金主义思想。英国著名评论家理查德·霍贾特笔下那种工人阶级自发组织的合唱队、工余体育活动乃至整个社区氛围都被资本金钱冲散得七零八落。

在经历剧变的匈牙利，制度急转弯导致的社会断层也就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垃圾日》所描写的1990年代，匈牙利社会经历的阵痛到现在还依然留下疮疤。一个社区的共同体没有了，唯一的公共空间，居民楼的走廊和天台，都成了荒蛮之地。“这里什么都没有……冬天的雪和夏天的雨将厚厚的尘土搅拌成泥；这些魂灵跟满地的死鸽子一起被关在这里，躺在泥里，度过毫无出路的日日夜夜。”我们可以读到失去社区和福利机制保护后，底层百姓生活的麻木状态，没有盼头的将来和孤立异化的生存条件。他们与其说是“混社会”，还不如说是在社会边缘等死。在旧制度被压迫，在新制度又沦为经济贱民的艾米大婶，到了最后不得不依靠吃病死者人肉度日，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用波兰伟大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会发现身边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为何自己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从这个角度上看，《垃圾日》里面没有任何盼头的穷人描述，正是对“贫穷但性感”的最大反讽和鞭挞。“贫穷但性感”这个口号，正是产生在90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战胜东欧阵营的基础上，重新统一的柏林有了大量的廉价厂房和居民楼，用以艺术家创作、设计工作室和录音棚使用。除此之外，低廉的房租也吸引了大量西欧资本的进驻。这种大众资本下的“波西米亚式”生活在柏林大行其道，成为90年代资本全球化高歌猛进的一种表征。

纵观全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90年代以来的各种乐观主义已经被愤怒的低收入阶层声音打破。“Radical Chic”（激进的优雅派）被指认为那种从没经历过底层贫困生活，却又老是拿赈灾和慈善作自我标榜的名人交际花。同样在互联网上大受欢迎的斯洛文尼亚著名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齐泽克号召欧洲年轻人打破这些慈善家的“幌子”，警惕商家把贫穷阶层的亚文化包装成商品，再次牟利。

对于小说家马里亚什来说，他已经多次被人这样利用牟利过了。“他画的匈牙利总理讽刺画被反对派拿出来用作示威。”为马里亚什小说担任中文翻译的余泽民先生这样跟我说。在思考片刻后，马里亚什自己这样补充道：“我总是试图直接对社会进行批判。当然，另外一些比我软弱的人拿了我的灵感，磨去了棱角，通过更加软性的包装推出了自己的作品，然后自己赚了大钱。”

《南风窗》：你最初的职业是在前南斯拉夫参与摇滚乐队的演出，后来是如何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呢？

马里亚什：我是出生在前南斯拉夫的匈牙利族人，在那个民族主义非常强悍的地方，我的很多经历并不愉快，作为匈牙利族人处境也不妙。在90年代初的时候，波黑战争爆发，塞尔维亚很可能要把我征入队伍，送上战场。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送死。我母亲年轻时是广播电台的古典音乐编辑，我自己本身也是学音乐的，因此音乐成了我谋生的最大手段。刚开始我是演奏爵士乐的，后来在20多岁的时候开始跟朋友组建摇滚乐队，名为“Scientist”（科学家）。直到目前，这支乐队在匈牙利依然存在，还在伦敦、纽约、莫斯科等地巡演，今年11月我们乐队还会迎来30周年的成立纪念日呢！在摇滚乐的同时，我也开始了绘画，成了第二个兴趣。至于写作，其实匈牙利首次与互联网接触的时候，我就尝试写作了。匈牙利的第一个网站就经常让我帮他们写一点东西。这些东西包括网络故事，还有一些小说。我的前两本书，文本来源几乎都是来自于我的互联网写作。

在匈牙利，我曾经跟朋友半开玩笑说，自己可以是一个很优秀的英语老师。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笑话，但是一个英语学校的负责人却找上了门，问我能否帮他教英语。我答应了，毕竟这也是收入来源之一吧。第二天，我就给匈牙利国会议员上英语课。后来我给各行各业的人教英语，后来也从学生的口中得到了很多真人真事。《垃圾日》其实是我在以前当英语老师的时候人们的生活，算是那个时候社会生活的一个写照吧。

《南风窗》：提及你的匈牙利文化根源和家庭历史上的古典音乐渊源，你肯定听过巴托克的著名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在歌剧里，城堡的主人蓝胡子公爵迎接了新婚妻子，妻子每次打开一道门，她就发现了丈夫身上一处恐怖的秘密；到了最后，妻子打开了一道充满血的门，然后她也死了。这个故事对于你来说有启发吗？

马里亚什：这当然非常有启发。实際上《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有很多关于空间与“门”的描述，对于《垃圾日》来说，这种通过“门”来象征命运和每个人不可告人的秘密，非常有启发性，只不过我笔下的空间是一座公寓，而不是一座城堡罢了。而歌剧中的夫妻关系，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歌剧中的公爵妻子每揭开一道门，就发现丈夫身上一个不可告人又非常恐怖的秘密，而通常男女相处也是如此。女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总是觉得对方完美，然而到了后来，就越来越发现男人身上的各种弊病了。

《南风窗》：在东欧，特别是你曾经生活过的巴尔干半岛，我曾经接触过一些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年轻社会活动家和艺术家。他们尝试通过一种彻底的基层社区自治来摆脱全球资本对个体的控制。在表现方式上，我发现你们都有点共通之处。

马里亚什：在前南斯拉夫，有一支非常受争议的摇滚乐队。这些乐队的海报都用很多纳粹符号或者斯大林和希特勒头像作噱头，这并非说这支乐队是支持纳粹或者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而是要通过引起争议和激怒某些人的方式来引起关注。在塞尔维亚，这支乐队非常受自我标榜为“地下文化”的年轻人欢迎。我的绘画有时候也会走这种路线。

《南风窗》：我读西方媒体的新闻，经常看到说匈牙利政府现在也加紧了对新闻出版和文化创作方面的控制。在这方面，你在匈牙利国内有没有感受到压力呢？

马里亚什：老实说，他们是不会也没权直接取缔或者禁止我的书本发行，但是他们也不会把他们的资源用来推广我的作品。就好像到外国参加书展，他们也不会叫上我，我从他们那里所得到的支持是非常少的。跟很多东欧国家一样，匈牙利目前最主流的文学创作和文化产品，通常都跟20世纪的民族历史有关，比如说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匈牙利政府鼓励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立场的写作，现在大部分的匈牙利主流著作都是民族主义视野，但是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注和同情，却很少。而我的视野，则是对普通底层百姓的关怀和同情。我的出发点是创作与一切现实政治无关，但是又感情真挚的作品。《垃圾日》里面的故事算不上是一种社会转型期的记录档案，却是一组社会分析，每个角色都在小说里留下一幅肖像。我的手法可能学习了一点“垮掉的一代”的风格，有那么一点恐怖和重口味，但都是基于真实故事创作的，在报纸上你都能够读到。

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普通百姓，我试图为他们创作更加贴近内心的故事，到最后变成了他们的群体像。在从匈牙利到中国的飞机上，我自己又读了一遍《垃圾日》，一边读一边笑。我自己不是在笑那些可怜人群的悲惨遭遇，而是为那些性格古怪的人感到发笑。也有些人说我的手法是黑色幽默，这也许是最贴切的描述吧！虽然这些人最终都以悲剧收场，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是富含了满满的爱与恨，跟所有人一样他们的感情都非常丰富。试想我们谁说不定也是悲剧收场呢？从这个角度上看，用真挚的感情经历自己的生活，这样反而让我们更加珍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