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中国经济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是“融资难”。

现在，企业与国民却同时出现了“投资难”。

“投资难”，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G20峰会上，如何提振各国国内投资以及促进国际贸易投资，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各国治理精英必须直面的核心议题。对中国而言，为什么我们在数年内出现了从“融资难”到“投资难”的大逆转？你必须理解转变之下的三层背景：

其一，30多年来，中国已从一个资本短缺国成为资本过剩国。到2012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一度占全球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日本的1.7倍。M2的增长，固然有经济发展的因素，但经济过度货币化也是主因。

其二，资本管制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安全阀，金融改革的"渐进式"推进，特别是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有赖于这个阀门的稳固。因此，阀门之内，钱流汹涌。

其三，从分税制改革以来，房地产业越来越深深内嵌入中国的国家治理机制，改革唯艰。这个产业对实体投资的伤害是双重的：

在供给端，地租侵蚀实体企业利润，也成为吸走民间投资的黑洞，资金更愿意附着于地产，而对供给侧的技术创新意兴索然。

在需求端，地租不断蚕食普通人的消费力，更扭曲了分配，分配失衡又拉低了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这样一来，总需求更被拉低，投什么都不赚钱。

三层背景之下，社会呈现到处都是钱，企业却固定投资欲望不足，国民理财途径狭窄的现实。在实体经济投资收益下行之时，金融业依然一枝独秀。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金融业和房地产是一种互为依附的关系，两者的膨胀是投资环境健康与否的反向指标。

不过，在实体经济领域，也有一些投資亮色逐渐显现。拿嗅觉最灵敏的风投来说，挖掘国民现实消费能力的“消费互联网”依然是热门，但旨在改造传统产业，降成本，也提效率的“产业互联网”更在发韧。

改变“投资难”，终究靠改革，要降成本，降地租，让实体投资有利可图。

在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把改革进行到底。”

任何改革，既要有市场力量推动，也要靠改革者痛下决心。

我们看到了这种决心。

策划|南风窗编辑部 统筹|谭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