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娟　朱涛

摘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具有深厚的唯物史观意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反映了人民至上的价值依归；全面深化改革体现出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运用；全面依法治国折射出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辩证分析；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对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的深刻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开辟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又内在地浸润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发展。

关键词：唯物史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治国理政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9-0080-03

从十八大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14年底的“全面从严治党”，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依据新阶段中国的现实情况，加强顶层设计，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可以说，“四个全面”折射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邃的治国理政思想。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立场与方法出发，探求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基础，扩展深化其学理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自觉地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至上的价值依归

克服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缺陷，唯物史观不仅看到历史人物对于历史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非根本性的、基础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阐发了群众史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对人民的概念、价值、地位、作用的揭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人民。唯物史观指出价值属于客体对主体需要满足的范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为了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同时也表明人民至上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依归。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宗旨，自始至终将人作为所有工作的立足点与落脚点。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三步走”战略之后，又将第二步的目标设定为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并指出“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些”。[1]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在1997年就提前实现了，然而这种小康是不全面、不平衡、低水平的总体小康。十六大又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决策。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新要求。而十八大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适时地将大会主题定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从“总体小康”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发展恰恰印证了我们党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本目标原则。

全面建成小康区别于总体小康主要在于“全面”。从五位一体总布局透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领域的目标，全方位折射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依归在于人民。从经济发展目标着眼，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为人的发展创设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切实实普惠7亿农民，让农民共享全面小康的发展成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唯一量化的目标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0一0年翻一番”。[2]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量化指标不仅仅追求GDP总量的提高，更加注重城乡居民最终实际分到的“蛋糕”到底有多少。在民主政治方面，国家将充分展现人民主人翁的地位，充分彰显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与合理利益诉求的表达，充分尊重与保障人权。就文化建设而言，“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广泛传播，凝聚人们的价值共识，形成了公益的道德价值体系，为文化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异彩纷呈的文化产品满足社会各个阶层人民发展的需要、享受的需要。最终整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在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也为人民发展的实现带了文化价值自信。在社会发展方面，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凸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教育、住房、就业、医疗等难题的重点解决又推动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在生态建设方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推广建设，改变了以往片面追求高速GDP增长的固化思维，提升GDP同时减少污染环境、降低单位GDP能耗，增强生态系统平衡性、稳定性，为现代人的生存发展创设适合的自然环境，更为人的繁衍留下宝贵的自然财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依靠人民。唯物史观指出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历史，他们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而，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与道路上，必须牢记、善用人民群众的地位与作用。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人是生产力当中最为关键的因素。邓小平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也侧面强调了人对于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性，因为人是科学技术掌握、应用的主体。其次，纵观一切精神财富得以产生的最终根源，我们都可以追溯到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广泛实践中去。人民直接生产了精神财富、传承了精神财富，间接加工了精神财富。再者，人民群众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走向。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更迭发展，就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直接将量变促成质变，实现质的飞跃。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各级党政部门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善用人民的智慧扎实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二、全面深化改革：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运用

唯物史观阐述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三重动力。其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根本动力，改革与革命是基本动力，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力。然而，基本动力与直接动力的作用也都是间接通过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得以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全党要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4]这种智慧、措施与方法的来源，不言而喻，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迈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也变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我国只有单一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路向也只有一条，即共产主义社会。但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同的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正是认清上述实际，进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具有对抗性质，是非对抗性的，不必采用具有变革社会性质式的革命途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即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矛盾。

我国的改革不是单一领域或者方面的改革，而是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深化改革。在当下改革阻力重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更要科学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运动。首先，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情况直接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力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与之相对应应存在不同形式的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阶段，所有制形式不可能完全公有制或集体制，分配方式也不可能只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因而，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多种分配方式共存。在生产力发展到达了一定高度，社会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之后，生产关系必将实现完全公有制化（集体化）、按劳分配化。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反之则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我国实行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分配方式也就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当社会主义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时，一开始这种生产关系是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现有的生产关系就无法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始终没有大的突破。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重新从历史唯物主义中找寻社会主义建设的良方，特别是恢复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党的正确思想路线，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又立足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情况，对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新世纪以来，中国GDP十几年的高速度增长就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并实现生产力大幅度跨越的最好证明。

再者，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运行良好的国家或社会，其上层建筑部分就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改变旧的上层建筑，实现新的上层建筑。其次，上层建筑反过来会影响经济基础的状况。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政权，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十分重要。它不仅会直接关系到经济基础的现实状况（巩固或瓦解），而且会影响经济改革的成败。再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运动不可能永远保持同步。他们运动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且矛盾是永久的。而化解矛盾的方法只有改革，所以，“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5]如果这种矛盾的斗争性慢慢放大，结果往往是社会的稳定被破坏，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统一的稳定”。[5]

三、全面依法治国：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分析

2013年底，中共中央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进行了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辩证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客观物质条件，提出了先瞻性的判断与认知，推出要全面依法治国并将其上升到战略布局的高度。

众所周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是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表现。一方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取决于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必将带来社会意识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模式比较单一，对外交流开放较少以及中国处在国际关系中相对独立的位置，这些都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比较简单、单一。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结构复杂多样，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有了明显改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前期的经济方针政策带来的整个社会的变化发展转型在当下产生了明显效果。正面效果从整体上表现就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进步，而负面效果多样且复杂。首先，就是民众价值观念转换引起的道德滑坡。在社会转型期的过渡阶段，由于大量思想文化产品以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元素大量涌入，造成社会价值观念多元，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拜金观念被肆意宣扬。在主流思想的主导地位不突出情况下，民众容易被个人的利益蒙蔽，而为了个人非正当利益越过道德的边界，甚至越过法的界限。其次，整个社会风气浮躁、功利。人们在社会实践时，越发的想走捷径、想“多快好省”完成当前的任务。往往实践的结果差强人意，不能到达改造世界的目的，甚至可能与初衷相悖。总之，社会存在的变化已经完全显露，社会意识的相适应尤为必要。叶剑英在改革开放后总结“文革”时曾说道：“这使我们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6]全面依法治国提出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法的精神得不到完全彰显的社会现实。社会存在的变化强烈呼唤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意识。

另一方面，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发展存在一种不平衡性，即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正是由于社会意识具备这一性质，才使它拥有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而在反作用中，最重要的还是社会意识的实践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人、社会的活动具有一定的推动和指导作用。1982年，全国人大重新修订了宪法。1992年，全国人大又将“实行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作为国家基本方略。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在党的全会上进行全面讨论，这是以往党的全会中没有过的。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要素，是党对新阶段国情全面认知后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的实践指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强大的上层建筑保障，铁一般捍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受动摇，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二是，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带领中国融入世界政治潮流，推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三是，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条件。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只是社会组织，无阶级性，法作为阶级产物不可能存在。当法治发展深入人心时，人们只要遵从社会规则就能处理好人际关系。

四、全面从严治党：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的牢牢把握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存在五种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更迭，体现了社会历史规律。“但这不表示否决了人的主体性，恰好相反，反而突出重视了人的主体存在与主体性发挥。”[7]当一个民族的发展出现转折点时，社会历史会展现出多个路径选择，而到底走那条路，就是本民族依据其历史、风俗、地理、社会交往等多因素去选择。

纵观历史，一些政党在执政七、八十年时失去了执政基础、丢失了政权，更为严重的甚至被颠覆了国家性质。就当前中国形势分析，从国际上看，社会主义16国减少为5国，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从国内看，社会转型期矛盾表现较为突出，社会各个方面的改革都遇到重重困难。面对这样的局势，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更要牢牢把握主体选择的历史向度，“深化对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8]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指出：我们国家要出问题还是会出在共产党身上。在世情、国情、党情复杂多变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对“四种危险”“四种考验”，党的建设也面对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问题较为突出。

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级党员干部超过了建国至十八大的总和，其贪腐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严格八项规定，坚决反腐倡廉，“老虎”“苍蝇”一起打、彻底反“四风”，更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后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准则》《条例》一刚一柔，《准则》从道德情感处呼唤共产党的纯洁党性，《条例》则在党纪约束下严格规范党员的行为，从而指导党员的实践活动。

近些年来，由于多种因素影响，部分党员理想信念逐渐弱化、缺失，严重威胁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习近平将理想信念喻为精神之钙，直言一些党员干部缺“钙”，得了软骨病。党员是人民中的先锋斗士，是共产主义的传承者。得了软骨病，只会成为党内的“伯恩施坦”“考茨基”。2016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关键在做，“一做”就是“做合格党员”，而一个合格党员的首要标准就是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在封建社会末期，中国人在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分叉口经过慎重抉择，奔向了社会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全国上下一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进程中，依然有少数腐败分子妄图搞“全盘西化” ，复辟资本主义。一些党员理想信念缺失、贪污腐败，不少已经堕入了错误思想的深渊。他们从根本上忘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自信。他们受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蚀，公然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企图把中国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意志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与诉求。人民顺应历史潮流选择了社会主义，党就要义无反顾地捍卫社会主义。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整肃党的队伍，就是要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凝心聚力，将人民的历史选择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即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逐步过渡。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3.

[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3.

[3]宋林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丛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46.

[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39、40.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6]叶剑英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99.

[7]贾高建.遵循唯物史观 推进“四个全面”[N].经济日报，2015-07-16.

[8]双传学，毛俊.唯物史观：“四个全面”的理论基石[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