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瑞霖

2015年11月13日晚，法国巴黎，枪声、硝烟、宵禁、残肢断臂。整个文明世界都为此哀恸，许多人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悲痛、哀伤、震惊。这一刻，所有人站在一起。就在同一天，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也遭遇了类似的恐怖袭击，死伤千人。第二天肯尼亚Garissa大学也遭到伊斯兰恐怖袭击，死亡147人。然而媒体对于后面两次恐怖事件的报道却相当苍白，贝鲁特和肯尼亚无数受难者的灵魂尚未成为人类对抗恐怖主义的集体记忆，就已经悄然散去。

事实上当我们为罹难于巴黎、布鲁塞尔、双子塔的受害者们哭泣默哀时，大约很少有人关心发达地区之外的每一个逝去的生命，那些仅仅从人种学角度属于我们智人种的恐怖袭击、原始暴力的受难者的生命。两相比较，或许人类的“文明世界”真地如此之小。我们的同情、悲悯，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不由自主地向先进地区、高收入地区倾斜。资本以及资本衍生的权力主导了话语权，异化了我们每一寸的情感。遥远得如同云间的法国似乎更接近我们的生活，而仅仅数十公里外浮粪四溢的乡村已然处于视野的边缘。

我的这些想法来自《21世纪的资本》。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用他那搜集了成千上万数据的双手，画出了一条下凸曲线：它同时象征着人类中位生活水平和人类贫富分化的加速发展，而这条曲线的名字叫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所促进的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国际分工与合作，把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成果交给整个世界去分享，也通过产业转移打开了后发国家的上升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