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谨凯，蒋雪莹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

于谨凯，蒋雪莹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通过建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模型，测算2001—2013年包括中国在内的43个国家(地区)的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表明中国通讯服务商品技术含量偏低，位于全球通讯服务价值链低端。对复杂度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发现，中国通讯服务商品技术内涵没有显著提高，主要受通讯服务贸易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通讯服务业、通讯货物贸易对通讯服务贸易的带动作用较弱，成为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偏低的次要原因。

全球价值链；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灰色关联分析

一、文献综述

(一)全球价值链

苏德拉等(Sudera et al.，2015)提出全球价值链的本质在于大量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在不同国家进行不同加工环节，之后出口到其他国家进行深加工[1]。卡力和雷耶斯(Kali & Reyes，2007)、孟等人(Meng et al.，2012)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全球贸易系统中，缺乏地理位置优势或是技术优势的国家可以依靠网络的连接性弥补自身不足[2-3]。生产创新或是接受知识外溢，建立跨国公司或是开展国际贸易，如何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实现增长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被众多学者普遍认同的价值链升级路径，就是一国从生产附加值较低、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逐渐转移到生产附加值较高、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4-6]。

邱斌等(2012)认为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国的制造业价值链得到一定程度提升[7]，但华广敏(2012)研究结论则为中国的产业结构仍停留在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8]。郭新茹等(2014)认为，以文化产品为例，发达国家在全球文化产业链中控制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品牌、营销等环节，并在其中设置高进入壁垒，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制度、技术、人才等各种条件的制约，只能通过低附加值环节嵌入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9]。同货物贸易价值链一样，服务贸易价值链也在“碎片化”中快速发展。服务的不同环节分布在价值链的高、中、低端，服务出口也存在技术含量高低的不同与附加值多少的区别[10]。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部分服务行业参与垂直化国际分工的水平不高。马鹏和肖宇(2014)认为如果服务贸易继续遵循外延式增长的发展模式而不加以调整，那么很可能陷入服务贸易“比较优势陷阱”[11]。

(二)出口技术复杂度

出口技术复杂度由洛等(Lall et al.，2006)首次提出，可以有效测度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从而更好地衡量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获取贸易利益的能力。复杂度的计算仅需出口国家的贸易数据与人均收入水平数据，可以从更分散化的水平解释贸易模式或是衡量个体国家竞争力[12]。豪斯曼等(Hausmann et al.，2007)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进行修正，构造EXPY指数来揭示一国出口贸易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国专业化生产更加复杂的商品可以使经济得到快速增长[13]。许多学者随之开始对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出口产品复杂度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对象既包括芬兰和爱尔兰等小型经济体，也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贸易大国，研究结论与豪斯曼基本一致[14-16]。随着服务的可贸易性逐渐增强，米歇拉等(Mishra et al.，2011)发展了服务出口复杂度指标并探讨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7]。

中国学者对货物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侧重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与影响因素研究[18-20]。随着服务贸易的重要性逐渐提升，部分学者开始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研究，通过合理测算中国服务商品出口技术复杂度，集中解答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偏低的问题[10]。还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产业结构升级、包容性增长、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并从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研发、贸易开放度和制度质量等方面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23，11]。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集中于整体服务贸易层面，具体到行业或产业层面，仅有针对创意文化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贸易复杂度的相关文献。本文选取通讯服务贸易作为研究对象有两个原因：一是在现有文献计算结果中，通讯服务贸易复杂度指数落后于其他行业，但尚无全面有效的解释；二是通讯服务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对通讯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研究有助于中国通讯产业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

二、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模型构建

(一)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模型构建

1.通讯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方法

依据豪斯曼等(2007)[13]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定义，一国某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代表该国该商品的出口收入价值，出口收入价值越高则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越高。因此，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可从产业层面反映中国的通讯服务产品在全球通讯服务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本文以豪斯曼等(2007)[13]修正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为基础，借鉴米歇拉等(2011)[17]、戴翔(2011)[24]和陈雯(2012)[19]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方法，分两步计算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EXPYc)。

第一步，测算全球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PRODYc：

(1)

其中，Xi表示i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总值；Xic表示i国通讯服务贸易的出口总值；Yi表示i国的实际人均GDP。

第二步，计算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EXPYiC：

(2)

2.通讯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12年通讯服务贸易出口额在全世界排名前50位，且在样本区间具有连续统计数据的国家(地区)作为样本。按照上述标准，本文最终选定43个国家(地区)*这43个国家(地区)分别是：美国、英国、乌克兰、土耳其、突尼斯、泰国、瑞士、瑞典、西班牙、斯洛文尼亚、俄罗斯、罗马尼亚、葡萄牙、波兰、菲律宾、巴拿马、巴基斯坦、挪威、荷兰、摩洛哥、马来西亚、卢森堡、韩国、肯尼亚、日本、意大利、爱尔兰、印度、希腊、德国、法国、芬兰、埃及、捷克、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加拿大、巴西、比利时、孟加拉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所有样本国家(地区)在2001—2013年中任一年度的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在世界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都达到77.5%，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样本国家(地区)通讯服务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UNCTAD statistics)及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样本国家(地区)实际人均GDP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

(二)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模型构建

本文将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进而分析其变化原因。由于通讯服务贸易相关统计数据存在缺陷，典型的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等方法会受到较大限制；而灰色关联分析法，可针对样本量小、信息贫乏的服务贸易系统进行研究，更好地确定各因素对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并分析复杂度的变化原因。

1.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选取

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通讯服务贸易的特殊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通讯服务业发展水平、通讯服务贸易开放度以及通讯货物贸易发展水平五项指标作为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源自本文第三部分所得计算结果；经济发展水平以实际人均GDP衡量，通讯服务贸易开放度用中国通讯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衡量，通讯货物贸易发展水平以通讯货物贸易出口额衡量，以上数据来自于UNCTAD statistics；人力资本以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衡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World Bank databank education statistics)；国内通讯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以邮电业务总量衡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模型构建

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具体分为四个步骤：

(3)计算关联系数。令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的关联系数为r0i(k)，计算公式为：

(3)

(4)计算灰色关联度。用平均值方法计算参考序列与各比较序列的关联度：

(4)

其中，R0i为关联度，n为各序列中数据的个数；r0i为关联系数，即关联度等于关联系数的算术平均数。按照关联度大小顺序对子序列进行排序，可得到关联序列。

三、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分析

1.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式(1)、式(2)，测算出2001—2013年全球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与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结果见表1。

表1　2001—2013年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数据

注：2001—2013年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额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均来自UNCTAD statistics；全球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数据来自本文的计算结果。

由表1可知，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样本期间呈现明显的不规则波动态势，未实现实质性增长。观察中国EXPYc的变化趋势，得到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发展水平与全球发展水平并未保持一致，全球通讯服务贸易的出口收入价值持续攀升、技术含量不断增加，而中国通讯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并未得到显著提升，甚至在一些年份出现负增长；第二，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发展水平与通讯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增长并未保持一致，通讯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平均增速21.3%要远远超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平均增速9.7%，这表明中国通讯服务出口虽然在价值总量上得到显著提升，但在技术复杂度上并未取得实质进步。

2.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分析

因样本国家(地区)数量较多，本文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与金砖国家作为参考对象进行比较分析。由图1可知，2001—2013年，中国EXPYc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且该差距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总体而言，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等各发达国家的通讯服务出口技术含量均呈现出显著增长的变化趋势，2013年，意大利、德国、比利时三国的EXPYc超过1 000，其余四国的EXPYc也都在400之上。相比之下，中国的EXPYc指数在100到200之间波动。其余各国的年均增速为11.8%，略高于中国两个百分点，但由于中国的EXPYc基数较小，增量的差距使得中国在全球通讯服务价值链上一直处于落后位置。

图1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情况

图2　金砖国家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情况

由图2可知，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也处于相对劣势，但劣势在逐步缩小。总体上，四个金砖国家通讯服务出口技术含量整体波动较大且未有显著提升。其中，印度的EXPYc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11年以后才有所回升；俄罗斯与巴西都保持着反复震荡的变化趋势。相比之下，中国通讯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波动范围小且增长较为稳定，特别是在2011年以后与其他三国的差距显著缩小。

(二)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根据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计算得到复杂度影响因素与复杂度之间的关联度，如表2所示。为了更好地对结果进行分析，本文借鉴张淑荣和殷红(2010)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认为关联度大于0.8的影响因素与EXPYc关系较强，关联度小于0.8的影响因素与EXPYc关系较弱[25]。由表2可知，通讯服务贸易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较强，关联度分别为0.94、0.836和0.821，与EXPYc指数关系密切；通讯服务业发展水平与通讯货物发展水平对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较弱，关联度分别为0.670和0.596。

表2　各影响因素与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联度及关联序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原始数据和灰色关联模型计算得到。

通过对复杂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中国通讯服务贸易的开放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关系最为密切。服务商品在开放贸易中通过循环学习效应提升技术内涵，因此通讯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市场开放度往往较高。第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对通讯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作用较大。社会经济发展带动通讯服务贸易的创新与技术革命，因此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EXPYc水平较高。第三，人力资本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对通讯出口技术复杂度有较强的推动作用。通讯服务贸易尤其是现代电信服务贸易，属于资本、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密集型服务贸易，高素质劳动力的参与使通讯服务出口的技术内涵得以保证。第四，通讯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对EXPYc的提升作用较弱。诸多研究表明中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尚不存在协同发展机制，这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一致的。第五，通讯货物贸易发展水平与EXPYc不够紧密。理论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但灰色关联分析表明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于货物贸易发展。

(三)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低水平的成因分析

入世以来，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整体呈现较低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市场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要素的制约，次要原因是通讯服务业、通讯货物贸易的关联带动作用较弱。

1.通讯服务技术内涵的高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200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2013年的实际人均GDP超过3 500美元，约为2001年的三倍。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迅速增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中国通讯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平均增速达到9.7%。然而，与高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绝对值仍然较低，这为中国通讯产品出口复杂度整体处于低水平提供了解释。

2.严格的贸易限制不利于出口复杂度的提升

GATS下中国的通讯服务市场准入限制仍然较为严格，除境外消费外，跨境交付、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三种贸易提供形式的受限制部分均超过50%。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低，2001—2013年，中国通讯服务贸易总量占GDP比重最高不超过0.08%，占服务贸易比重不超过2%，使通讯服务在贸易流通中的技术外溢效应受到限制。对技术含量高的服务进行出口限制，也可能导致国内通讯服务与出口通讯服务两者技术含量存在差异。

3.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导致复杂度提升缺乏源动力

中国通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偏低，信息技术服务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比例约为13%，而这一比例在邮政行业仅为5%[26]。高素质劳动力储备不足延缓了中国通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速度，甚至导致通讯服务贸易缺乏向高人才密集、技术密集方向发展的源动力。

4.产业关联效应缺失延缓了技术内涵提升

通讯产业各环节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链条，产业关联效应的缺失使得通讯产业与通讯贸易、通讯货物与通讯服务的关联并不紧密。中国通讯产业、通讯货物贸易的高速发展没有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显著推动作用。近些年，中国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已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在产品技术、质量、价格与声誉各方面赢得市场认可。但是，与通讯设备出口相关的技术与服务贸易配套并不齐全，这在一定程度限制了通讯服务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增加。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度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本文得到结论：(1)2001—2013年，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总体增加幅度小，呈现不稳定波动态势，增长速度落后于全球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2)不论是与主要发达国家还是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整体水平低，表明中国通讯服务出口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小，处于全球服务价值链的中下游；(3)灰色关联分析结果表明，若以关联度0.8为界，与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关联程度较高的影响因素依次是通讯服务贸易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而通讯服务业、通讯货物贸易与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关联程度较低；(4)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整体水平偏低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实际人均GDP水平仍与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通讯服务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以及从业人员中受高等教育比例不高，而通讯服务业没有对通讯服务贸易形成带动作用、通讯货物与服务的产业关联效应不足也是导致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难以提升的原因。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在贸易限制方面，适当减少通讯服务贸易进口限制，特别是降低跨境交付、商业存在及自然人流动三种贸易形式的受限制比例，进一步开放中国通讯服务市场，增强通讯服务在贸易流通中的技术外溢效应；(2)在人力资本方面，积极吸纳高等教育人才，提高通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基本素质，通过技能培训扩大熟练劳动力、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比例，以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产品技术内涵的增加；(3)在产业关联方面，建立通讯服务业与服务贸易、通讯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技术共享与产业关联机制，通过为出口通讯货物配备相关技术和服务支持来加强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关联程度，通过产业互动、产业关联和产业价值链提升通讯服务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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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席燕平)

Export Sophistication of China’s Communications Service Tr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YU Jinkai，JIANG Xueyi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Communications service export sophistication indexes of 43 countries (regions) including China from 2001 to 2013 are measured by a service export sophistication 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hnical content embodied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s service is at low level and China is still around the low-end in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s value chain.Furthermore，through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phistication are studied.Chinese communications service export sophistication is at low level,Which is particularly caused by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openness degree of communications service trade，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uman resources; the minor cause is that communications service industry and communications goods do not have remarkable driving effect on communications service trade.

global value chain; communications service trade; export sophistication;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10.13504/j.cnki.issn1008-2700.2016.04.008

2016-01-30

于谨凯(1971—)，男，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国际贸易学；蒋雪莹(1991—)，女，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F752

A

1008-2700(2016)04-005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