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芳，沙景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人文经管学院，北京　100083)



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研究

马玉芳，沙景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北京100083)

京津冀和环京津贫困带二元经济结构是京津冀发展的一大障碍。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定量分析京津冀和环京津贫困带状况，可运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差值法基尼系数、库兹涅茨三产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分析其二元经济结构。从发展休闲度假旅游产业、风能和太阳能新能源产业、中高档养老产业角度，可提出解决京津冀和环京津贫困带二元经济结构的建议。

环京津贫困带；二元经济结构；产业发展

一、问题提出

2014年国家在“十三五”期间提出着力解决全国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本文就京津冀区域内二元经济结构及脱贫问题进行研究。2004年在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项目《河北省发展战略研究》中，“环京津贫困带”概念被明确提出[1]，包括京津以北连片的张家口和承德两市所属全部县区、保定的易县、涞水和涞源共24 个县(区)。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此前公布了国家级贫困县标准：人均低收入以1 300元为标准，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为1 500元；人均GDP以2 700元为标准；人均财政收入以120元为标准。2013年河北GDP增速是6.5%，为31省倒数第三；2014年河北GDP增速也是6.5%，和吉林并列全国倒数第四[2-3]。2014年河北省的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4]。大量的贫困县分布于北京西部和北部，与京津发达地区形成反差，这种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并存的现象就是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现象，如何解决这种二元结构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认为经济社会存在两个部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二元经济结构可以简单概括为：在农业发展落后的情况下优先发展了现代工业，使得农业和工业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存在大量剩余，却不能转移到工业部门[5]；1964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完善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最终形成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该模型把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流动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由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然后是边际生产率介于零和不变制度工资之间的劳动力的流动；最后是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大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劳动力的流动[6]。

二、京津冀和环京津贫困带现状分析

2012年3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对国家级贫困县做了调整。根据此名单，确定20个县(见表1)为本文环京津贫困带范围。

表1　环京津贫困带名单

通过统计计算，分析京津冀和环京津贫困带的现状。2013年河北省的人均GDP仅为北京的41.53%(见表2)，为天津的38.87%，为全国的92.38%，也低于全国水平。而环京津贫困带是河北的贫困地区，其面积占河北省的36.43%，但生产总值仅占其4.99%，贫困带与京津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

表2　2013年全国、北京、天津和河北经济状况分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2014》《北京统计年鉴2014》《天津统计年鉴2014》《河北经济年鉴2014》。

1.GDP总量、面积、人口反映出京津和环京津贫困带存在的差距。2013年环京津贫困带面积是北京的4.17倍，生产总值仅为北京的7.24%；面积是天津的5.74倍，生产总值仅为天津的9.83%。从表2、表3可看出，京津和环京津贫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断层而不是梯度。

表3　2013年环京津贫困带20县状况

数据来源：《河北经济年鉴2014》。

2.京津冀和环京津贫困带经济状况对比(见表4)。

(1)平均人均GDP方面，2013年张家口16个贫困县的值为全国的51.28%，为北京的23.05%，为天津的21.57%，为河北的55.50%；承德5个贫困县的值为全国的64.04%，为北京的28.79%，为天津的26.94%，为河北的69.32%；保定4个贫困县的值为全国的41.06%，为北京的18.46%，为天津的17.28%，为河北的44.45%。

(2)平均城镇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方面，张家口16个贫困县的值为全国的65.76%，为北京的43.96%，为天津的54.28%，为河北的79.75%；承德5个贫困县的值为全国的63.84%，为北京的42.68%，为天津的52.69%，为河北的77.42%；保定4个贫困县的值为全国的52.08%，为北京的34.82%，为天津的42.99%，为河北的63.16%。

(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方面，张家口16个贫困县的值为全国的66.76%，为北京的32.39%，为天津的38.55%，河北的64.63%；承德5个贫困县的值为全国的63.89%，为北京的31.00%，为天津的36.89%，为河北的61.86%；保定4个贫困县的值为全国的49.72%，为北京的24.12%，为天津的28.71%，为河北的48.14%。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对比进一步表明京津冀和环京津贫困带的经济发展差距巨大。

表4　2013年全国、北京按区划分、天津按区县划分、河北按县划分和贫困县平均状况　单位/元

注：(1)“北京16个区平均值”计算方法举例：人均生产总值=北京市生产总值/16，北京有16个区：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门头沟、石景山、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延庆和密云；天津也以同样的方式计算，天津包括13个区和3个县，共16个县级行政区；河北也以同样方式计算，河北省共172个县。

(2)“贫困县平均值”计算方法举例：张家口市11个贫困县平均值人均生产总值=张家口市11个贫困县生产总值之和/11，即各个市贫困县生产总值之和除以本文考察的各个市的贫困县数量。

(3)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2014》《北京统计年鉴2014》《天津统计年鉴2014》《河北经济年鉴2014》。

三、京津冀二元经济结构现状分析

1.比较劳动生产率及二元对比系数测度京津冀二元经济结构

通过图1可以看出2006—2013年京津冀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但始终在0.23～0.25徘徊，说明农业部门产值与劳动力的比值较小。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但始终在1.24～1.33徘徊，说明非农业部门产值与劳动力的比值较大。二者的差在0.997～1.101之间变化，差值没有明显减小，由此表明京津冀地区经济的二元性显著，近几年的措施并没有明显缓解该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环京津贫困带属于河北省的贫困地区，其与京津的二元经济结构差异更加显著。

二元对比系数的变化也反映出京津冀的经济二元性，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与二元对比系数变动方向相反。发达国家的系数一般在0.52～0.82之间，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在0.31～0.45之间[7]。2006—2013年京津冀的二元对比系数在0.15～0.20变动，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而中国2006—2013年的二元对比系数在0.16～0.23变动，高于京津冀，进一步表明了京津冀的经济二元性显著。

图1　京津冀比较劳动生产率折线图

图2　全国和京津冀二元对比系数

2.差值法基尼系数衡量京津冀城乡收入差距

差值法基尼系数是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指标。计算方法为农业部门的人口比重减去收入比重或非农业部门的收入比重减去人口比重，用公式表示为G=Pt-It=Iu-Pu。其中G表示差值法基尼系数，Pt和Pu表示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人口比重，It、Iu表示农业、非农业部门收入比重。通过计算得2006—2013年京津和京津冀的差值法基尼系数(见图3)。G越接近0，城乡收入差距越小；G越接近1，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图3　京津和京津冀差值法基尼系数

京津冀的差值法基尼系数在0.186～0.258之间，京津的差值法基尼系数在0.052～0.080之间，均呈连续下降趋势。可见两个区域的系数不在同一个数量级，差距较大。京津的系数接近0，表明其城乡收入分配比较均衡。而京津冀的系数远大于京津地区，表明京津冀的城乡收入差距远大于京津地区。

3.京津冀和环京津贫困带所处工业发展阶段

根据库兹涅茨三次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理论[8]，把三产结构作为划分不同阶段的指标(见表5)。

表5　库兹涅茨三产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

注：P、S和T依次表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将京、津、冀及环京津贫困带三产比值与该指标对应(见表6)，确定其经济发展阶段。北京S值相对稳定，T>S，服务业占主导地位，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P<10%，S值保持高水平，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河北P>20%、S>20%，S>P、S>T，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经济发展阶段”；环京津贫困带P>20%、S>20%，S>P、S>T，也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经济发展阶段”。此指标表明环京津贫困带的产业结构比河北省更优，但实际是因环京津带为向北京供水而不能种植多种农作物，为了北京的环境用大片土地种植防护林，故环京津贫困带农业占比较河北省低。京、津及环京津贫困带面积为96 703.39平方公里，仅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01%，但其经济发展却处于三个不同的阶段。

表6　2013年京津冀及环京津贫困带20县阶段判断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4》《天津统计年鉴2014》《河北经济年鉴2014》。

四、结论与政策建设

本文分析了环京津贫困带现状，20个贫困县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北京的41.8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北京的30.39%。有效解决环京津贫困带问题需要京津冀三地协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解决京津冀和环京津贫困带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理论上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可以概括为工业化的过程及服务业兴起的过程[9]。河北省扶贫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河北已向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的丰宁、滦平、赤城、沽源、蔚县和涞源等9县投入10.8亿扶贫基金。京津冀和环京津贫困带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不能只依靠京津冀向贫困带输血，而是让其自己造血。环京津贫困带具有地理、资源和区位优势，发展工业化和服务业是转变经济二元性的理想途径。该区域大部分是生态涵养区，其发展限定为无污染的产业。故本文以休闲度假旅游产业、风能和太阳能新能源产业、中高档养老产业为重点。

1.休闲度假旅游产业

(1)发展休闲度假旅游产业的优势

传统旅游产业对消费增长的拉动小，现代集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旅游产业是推动区域发展及消费需求的双赢模式。①自然区位优势。环京津贫困带位于燕山-太行山，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可凭借自然区位优势发展休闲度假旅游产业。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的景观和北京的人文景观存在差别，是京津人民休闲度假旅游的理想选择。②交通优势。距离北京最远的是围场县(354.42公里)，最近的为涿鹿县(145.21公里)，其他18县的距离均在这两者之间。20个县属于京津的门户，环京津贫困带发展休闲度假旅游产业有距离优势。就目前的交通状况看，到北京时间最长的围场县为6.12小时，最少的顺平县为2.78小时。时间满足京津两地人民休闲度假的要求。

(2)休闲度假旅游产业模式

环京津贫困可采用“吃住行一体化”旅游模式。单纯的旅游模式难以拉动经济增长，吃住行扩大京津游客的消费面。环京津贫困带景点大多位于农村，可采取农家乐形式：当地政府和北京旅游公司协商，规划旅游路线，确定发展方向。为提升农家乐品味，首先政府应在前期加大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的力度，保证休闲度假旅游长久发展。在农家乐发展过程中，农户为游客提供地方特色绿色美食和特色住宅，解决游客的食宿问题。同时可采取“一对一”方式，即游客和当地农户签订合同，协定游客定期旅游。此外，张家口可以抓住2022年冬奥会的机会，以“游客提前感受冬奥会”为主题，扩大其滑雪游的影响力。

(3)休闲度假旅游产业解决的问题

休闲度假旅游产业可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截至2014年12月，北京共有310万流动务工青年，其中四分之一来自河北[10]。而这些务工人员大多来自环京津贫困带的农村地区，环京津贫困带农村劳动力外流严重。休闲度假旅游产业可使环京津贫困带的剩余劳动力流向当地服务业。

2.风能和太阳能新能源产业

(1)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区位优势

环京津贫困带有丰富的清洁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2015年张家口的风资源储量已达2 000万千瓦以上，是河北省陆上风资源总量的71%[11]。截至2015年6月底，河北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量达131万千瓦，位居东部各省第二[12]。张家口和承德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是河北光伏发电产业的主导区。

(2)新能源产业的模式

2015年4月29日，国家能源局提出在延庆和张家口开展“可再生能源清洁供热示范项目”[13]。此后，延庆与张家口联合进行风电供热项目，这是国家能源局第一次明确提出跨省风电供热试点项目。光伏扶贫是可使环京津贫困带实现造血功能较优的精准扶贫模式。在太阳能充足的荒废山地和土地贫瘠地区，铺设光伏电池板，实现太阳能发电，供给当地和北京。

(3)新能源产业解决的问题

发展新能源产业使环京津贫困带摆脱了因地理位置限制而难以发展工业的困境，优化了环京津贫困带的产业结构，促进其工业化进程。同时新能源产业大多在农村，建设和后期运转过程需要大量劳动力。新能源产业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速度，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缓解了京津冀和环京津贫困带的二元经济结构。

3.中高档养老产业

(1)发展养老产业的优势

北京和天津人口密集，近几年外来务工人员数量不断增加。老年人不适合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而京津的老年人口也在不断增加，环京津贫困带可发展养老产业。环京津贫困带发展养老产业，具有地理位置优势，子女探望老人方便；环境较京津有很大提升，适合老年人养老。

(2)养老产业的模式

2015年11月6日，京津冀三地民政部门签署了《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养老服务业是该协议的重点之一。协议提出三地应解决京津冀跨区域老年福利和养老服务方面的身份和户籍障碍问题，研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和救助补贴等方面的政策制度对接模式。环京津贫困带养老产业应定位在中高档养老。选择离开京津养老的老年人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他们对养老级别要求较高。且可采取“投资型养老”形式。现在老年人理财观念强，投资形式对老年人及其家人有较强的吸引力。

(3)养老产业解决的问题

发展中高档养老产业对京津和环京津贫困带均有益处。可缓解京津人口压力，提高京津老年人生活水平，解决环京津贫困带部分就业问题。老年服务人员多是农村劳动力，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养老产业，加快了环京津贫困带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化了其产业结构，促进了京津冀和环京津贫困带二元结构向一元转化。

[1]钟茂初，潘丽青.京津冀生态-经济合作机制与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研究[J].林业经济，2007(10)：44-47.

[2]纵横天下SOPHIST.2013年中国省市区GDP及人均GDP排名及增速，富可敌国[EB/OL].(2014-04-10)[2016-01-21].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6ba4c90102eb4i.html.

[3]梁福龙.2014年各省GDP排名：增速普降总和与全国差额减少[EB/OL].(2015-02-03)[2016-01-21].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5_02_03_3083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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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韩建平.北京310万流动务工青年调查：四分之一来自河北[EB/OL].(2015-05-05)[2016-01-21].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5-05/05/c_127765682.htm.

[11]杨海虹.500千伏“三战四线”项目投运我市新增155万千瓦风电外送能力[EB/OL].(2015-04-04)[2016-01-21].http://www.zjknews.com/news/shizheng/201504/04/103361.html.

[12]2015年光伏发电建设信息简况[EB/OL].(2015-07-28)[2016-01-21].http://www.nea.gov.cn/2015-07/28/c_134455530.htm.

[13]国家将在北京实施可再生能源清洁供热示范[EB/OL].(2015-04-29)[2016-01-21].http://www.gov.cn/xinwen/2015-04/29/content-2855390.htm.

(责任编辑：宛恬伊)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Issue

MA Yufang，SHA Jinghua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100083，China)

The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the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is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In 2014，on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forum，“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has been elevated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The paper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the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and uses the comparison of labor productivity，dual contrast coefficient，Gini coefficient of difference metho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industry structure of Kuznet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to analyze the dual economic structure.Through developing leisure tourism industry，new energy of wind and solar industry，medium and high grade pension industry，the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the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may be eliminated.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0.13504/j.cnki.issn1008-2700.2016.04.005

2016-01-2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基于CGE模型的京津冀水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2-9-2015-250)

马玉芳(1992—)，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硕士研究生；沙景华(1952—)，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资源产业经济。

F127

A

1008-2700(2016)04-003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