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静静，侯圣银，王德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70)



京津冀城市群综合集聚效益均衡研究

辛静静，侯圣银，王德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70)

依据集聚经济相关理论与研究，可以模拟出城市群整体集聚效益及该城市体系中各城市的产业部门集聚弹性函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城市群经济学视角的均衡模型。针对中心城市过度集聚问题，应当通过配置城市群内各城市产业部门人口以实现城市群整体集聚效益的提升。

京津冀城市群；综合集聚效益；均衡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本质上是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发展，城市群逐渐成为中国参与国家间经济竞争的主体，也成为区域要素流动的基本载体，更是生产力发展布局的核心支点。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群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市过度扩张导致集聚能力过强、边缘城市集聚能力不足无法获得有效发展、城市群内部发展失衡等问题。因此，如何在现有的城市群框架中进行产业人口及资源要素配置以实现城市群整体有序健康发展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化，实现区域合理的分工与协作及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对区域开发与政府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城市集聚效益的测度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斯维考斯克斯(Sveikauskas，1975)和赛格(Segal，1976)估计，城市规模每翻一番，城市工业的生产率上升5%～ 6%[1-2]。汉德森(Henderson，1983)使用全球几十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城市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得出的结论为两者之间存在二次相关关系[3]。

国内学者对于城市群集聚效益的测度研究较少，吉昱华等(2004)对266个地级城市工业部门和二、三产业的集聚效益分别进行了分析，并测算出了中国城市的整体集聚弹性，得出的结论为在不考虑人力资本的影响下，二、三产业整体效率会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其产出弹性约为10%[4]；陈良文和杨开忠(2007)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整合到标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之中展开研究，结论显示，作为重要分散力量的城市内部通勤成本和作为重要集聚力量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都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响[5]，引入这两个因素使得模型更加接近现实经济。

基于已有理论及实证研究，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基于产业部门生产函数的城市群综合集聚效益均衡模型，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整个城市群体系的最优集聚效益。

二、模型的思想原理及构建

1.背景概述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京津冀城市群的综合集聚效益。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城市密集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极点”之一，其地域范围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衡水、邢台及邯郸 11个地级市，建成区总面积为3 206.29平方公里，常住总人口为11 059.28万人。北京和天津常住人口密度较大，河北省域范围内的唐山市、石家庄市和邯郸市常住人口密度相比于河北省域内的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密度大，其余城市常住人口密度相对较小，总体呈现“两横一纵”的格局。目前，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发展正逐步由少数核心城市主导的向心集聚阶段向多中心集聚与核心城市腹地扩散并存的阶段转变。由于是构建理想状况下的城市群经济模型，本文假设理论模型在研究区域内不存在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分割，由于劳动力素质的差异难以界定及评估，故在研究过程中同时假设区域内的劳动力是同质的。

2.综合集聚效益均衡模型

现考虑一个单核心城市群，该城市群划分为多个等级层次，且包含有各种不同产业类型*产业部门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1版》划分。的城市，每个城市生产差异化的产品组合，具有不同的规模外部性。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框架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假设每个城市存在垂直的产业部门，生产差异化的最终产品和中间投入品，中间投入品既可以有它们自己所在的产业提供，也可以由其他产业提供。且各城市之间的贸易产品为制造业产品或服务业产品[6]。本文选用两投入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设定改进后的城市群总生产函数为：

(1)

式(1)中，Aij为i城市中j部门的技术溢出；Lij为i城市中j产业部门的有效劳动力数量；μ1ij、μ2ij为摩擦系数和产出系数，且μ1ij<0，μ2ij>0；mi为i城市生产的差异化的中间投入品种类；p代表城市居民对该城市生产产品多样化的偏好；i=1，2，...n，代表城市群中的城市数量；j=1，2，...m，代表产业部门类型。

由于工人的净产出越高，其获得的工资也就越高。就业人口在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转移需要考虑工人在各个地区的工资收益。依据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在两个第一产业平均分配的地区中，若一个地方的制造业工人平均实际工资超过另一个地区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则制造业部门不会在这两个地区平均分配，而是集聚于实际平均工资高的地区，从而达到瞬时均衡。

当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社会因素对产业部门的产出影响已相对固化，即在没有大的技术变革的前提下，城市产业部门的产出主要受工人数量的影响。为了便于说明，本文将有效劳动力增长与影响产业集聚的其他因素分离。随着有效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城市的劳动力集聚弹性也是不断变化的，即劳动力的集聚效应是有效劳动力数量的函数，由上述城市生产函数对有效劳动力数量求偏导，可得集聚效益对劳动力的函数为：

(2)

选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及各城市统计信息网站的相关资料，求得各参数值并代入式(2)，计算得出当前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产业部门的集聚效益如表1所示。

表1　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产业部门的集聚效益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市统计局网站。

①此处包含房价。

②* 号为缺失值。

③不包含海上运输。

④由于数据缺失，此处为模拟值。

⑤同上。

从表1中可以看出，北京的金融业和科技服务业的集聚效益最大，与目前关于北京的城市功能重新定位是相匹配的，自十八大以来，北京被定义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也已基本实现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在交通运输产业项中，唐山的集聚效益最高，这与该城市作为京津冀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制造及商品集散地有关；邯郸作为河北省的老牌工业城市，其制造业的集聚效益位居整个城市群前列，仅排在天津和唐山之后；保定的房地产业集聚效益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排名第二位，相比河北省域其他城市数据表现异常；秦皇岛作为近期发展的城市区域，主要依托于旅游休闲产业来发展自身经济，且经济发展正处于缓步上升时期。

根据前述假设前提构造京津冀城市群综合集聚效益均衡模型为：

目标函数：

本文借助visual studio软件编程实现求解过程，由于代码篇幅较多，在此略过。得到当前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产业部门就业人口最优数量如表2所示。

表2　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产业部门就业最优数量　单位：万人

表2(续)

①不包含海上运输。

三、结论与建议

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继续推进区域增长的主要动力，对城市群集聚特征的研究有利于为区域内部资源要素合理有序流动以实现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8]。本文测度了京津冀城市群的综合集聚效益，并依据城市群总体集聚效益最大化原则对城市群各个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口进行了重新分配的假定，为首都人口疏解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一定依据，并得出以下结论：

依照模型测算结果来看，北京市仍处于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地位且存在过度集聚的问题。在不存在各项社会福利制度障碍约束的前提下，通过各城市之间产业部门的人口流动可以实现各城市及城市群总体集聚效益的提升。北京的服务产业*重点为金融服务业与科研服务业。就业人口还没有达到峰值，继续增加金融服务业及科研服务业就业人口对北京经济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天津市制造业就业人口与流动前基本持平，说明该市的支柱产业制造业人口已达到上限，未来需要通过产业战略升级改造实现突破发展，同时深化与北京在金融及科研创新等领域的合作与联系，促进共同发展；唐山和邯郸应在维持自身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加大在环境建设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增强原有居民的归属感；石家庄市的产业结构正处于深度调整期，其作为河北省的省会城市，近年来逐渐实现从第二产业至第三产业的转型，在租赁商务业、住宿餐饮业及农林牧渔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张家口、沧州、衡水、邢台、保定及秦皇岛等城市的主要支柱产业都没有达到各自的峰值人口，可通过适当调配产业部门人口以达到最优的经济效益。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京津冀地区应转变城市群的增长方式，以优化利用区域内部各种要素资源，其具体举措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以政府行政力量为主要推动力，通过改革户籍政策及社会福利政策增加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性，重点推进区域内教育均等化和医疗、社会保险一体化，提高产业部门内工人的净产出水平与生产效率，提供城市间统筹发展及让更多人分享改革红利的机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促进资源要素的优化平衡。

(2)明确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发展定位，继续增强北京在城市群中的核心增长极地位，同时改善次中心城市的服务能力，使核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完善配套衔接制度，提高城市群总体服务能力，把产业规划与人文环境建设、生态资源建设结合起来，积极采取措施打破行政空间壁垒[9]。各城市在发展自身支柱产业的基础上自觉遵守统一的市场竞争秩序，促进相互渗透与合作，形成城市群内各具特色而又紧密结合的产业格局。

(3)继续完善京津冀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周边地级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应至少包含交通运输系统与信息通讯系统，以北京为中心用高速公路和信息网络把各个城市连接起来，提高城市群的整体通达能力和信息沟通能力，加快城市群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及信息沟通，促进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1]SVEIKAUSKAS L.The productivity of citi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5，89(3)：393-413.

[2]SEGAL D.Are there return to scale in city siz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istics，1976，58(58)：339-350.

[3]HENDERSON J V.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growth：the so-what ques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3，8(1)：47-71.

[4]吉昱华，蔡跃洲，杨克泉.中国城市集聚效益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4(3)：67-74.

[5]陈良文，杨开忠.集聚与分散：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整合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8(1)：53-70.

[6]杨子江，张剑锋，冯长春.中原城市群集聚效应与最优规模演进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3)：61-66.

[7]毕秀晶，宁越敏.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溢出与城市群集聚扩散的空间计量分析[J].经济地理，2013(1)：46-53.

[8]彭佳佳，邱飞.长江经济带四大城市群集聚情况考察[J].经济视角，2010(3)：51-53.

[9]李秀敏.东北地区城市群集聚经济研究[J].东疆学刊，2011(4)：78-84.

(责任编辑：张任之)

The Equilibrium Research of Beijing-Tianjin-Hebei Comprehensive Agglomeration Benefit

XIN Jingjing，HOU Shengyin，WANG Deqi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this paper first simulates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overall concentr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agglomeration elasticity function of industrial sectors in the urban system，then builds a balance model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cs.The central city agglomeration problems can be solved by configuring each city’s industrial sectors population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to realize the overall agglomeration benefits of agglomeratio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comprehensive agglomeration benefits；balance

10.13504/j.cnki.issn1008-2700.2016.04.004

2015-09-2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土地市场完善及调控管理创新”(10YJA790178)；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土地优化配置机制研究”

辛静静(1987—)，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侯圣银(1990—)，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德起( 1962—)，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不动产经济，城市经济。

F061.5

A

1008-2700(2016)04-002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