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秀文

历史学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宗教传播策略

郭秀文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传教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它通过介绍新旧约主要内容、基本教义、基督教与国家的兴衰、传教士办医院、教堂的功能、科学知识等，从多个方面呈现了基督教的精神，与儒家的融合、对佛教、伊斯兰教的批判也是为开辟传教道路服务的。从单一宣传教义到从多个侧面传播基督教精神，这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造，这个策略对后来的传教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不仅在中国期刊史、新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宗教传播 基督教 儒学

作为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在我国报刊史、新闻史及出版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自从黄时鉴于1997年将之整理并在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以来，国内学术界即掀起一股研究《东西洋考》的热潮。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查寻，迄今为止，以《东西洋考》为题的论文有44篇（其中包括硕士论文5篇），此外，在各种学术专著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专门论述《东西洋考》的章节，成果十分可观。

《东西洋考》由普鲁士人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年，亦译郭实腊、郭实猎）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1834、1835年曾两度停刊，1836年全年未出，1837年由中国益智会接办并在新加坡出版，1838年休刊。郭士立是一位传教士，汉学家，著述丰富，但在鸦片战争期间鼓吹用武力进攻中国，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中国益智会的中文秘书是郭士立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年），英文秘书为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年），《东西洋考》后期的编者是郭士立和马儒翰。对于郭士立和中国益智会，吴义雄有精辟的论述，［1］读者可以参考，兹不赘述。

关于《东西洋考》的特点，方汉奇做出这样的判断：“宗教仍然是《东西洋考》的必备内容，上帝在这里仍然有无上权威，但是，宗教内容已退居次位，解释教义的专文没有了，阐发基督教义已不是刊物的基本要务。……科学文化知识成了刊物的主要内容，包括相当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2］黄时鉴也说：“如果说《察世俗》（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一种宗教刊物，那末《东西洋考》就是一种由牧师编纂的世俗刊物。”［3］这样的判断大体是不错的，不过此后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把研究的焦点放在西学（主要包括西方的历史、地理、新闻、经济、政治制度、科技）上，对于《东西洋考》的宗教性质则视而不见，这无疑是失之偏颇的。

单从词汇出现的频率来看，“上帝”在128页内出现，①统计数据参考《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索引，一个词在一页里出现一次或多次，只算一次，下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正文共423页。“皇上帝”在29页内出现，“神天”在52页内出现（当时这三个译名尚未统一，均为上帝的意思），“耶稣”在66页内出现，比其他人们经常评论的“爵房”（即上议院，2页）、“乡绅房”（即下议院，1页）、“批判士”（即陪审员，2页）、“火蒸车”（即火车，4页）、 “公班卫”（即公司，15页）要多得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东西洋考》的宗教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值得我们关注。当然，由于《东西洋考》的宗教内容分布较散，这也给我们的探讨带来一定的难度。

目前，研究《东西洋考》宗教内容的论文很少，林辕的《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看基督新教早期（1807—1842）来华传播》是比较重要的一篇。该文认为，“强调《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宗教地位，是还该刊物的本来面目，只有弄清楚该刊物的宗教本质，对于它的其他特征才能有一个深入的了解。”［4］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在论述《东西洋考》的宗教内涵时该文却是语焉不详。武占江、王亚南肯定宗教仍是《东西洋考》的核心内容，不过遗憾的是论述的文字也仅有300多字。［5］有鉴于此，本文将详细论述《东西洋考》的宗教传播策略，以就正于方家。

一、加大对圣经原著及教义介绍的力度

基督教从唐代传入中国以来，就陆陆续续出现《圣经》的节译本，但在19世纪之前，这些翻译只能算是圣经汉译本的前奏而已。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著作仍然是零散的、不完整的。对于基督教的传播而言，《圣经》原作的完整翻译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洋考》在介绍圣经特别是《旧约》方面明显向前推进了一步。最早的中文全译本是马礼逊、米怜于1823年出版的《神天圣书》和马士曼、拉沙于1822年出版的“马士曼—拉沙译本”，不过这两个译本流行不广。1830年前后，由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马儒翰组成的四人小组决定重译圣经。《新约》由麦都思担任主译，1835年完成，1837年以《新遗诏书》为名出版，《旧约》翻译以郭士立为主，1840年以《旧遗诏书》为名出版。这个译本在文体和术语方面为以后的译经启迪很大，产生了较大影响。郭士立、麦都思都是《东西洋考》的编辑，在办刊时间上与翻译圣经基本同步。在《东西洋考》中，《旧约》介绍得最多，也许它是由郭士立翻译的缘故。

（一）《旧约》内容。《东西洋考》叙述《旧约》的地方最多，主要分布在两个栏目，一是《东西史记和合》，一是《史论》或《史》。《东西史记和合》最早在1829年刊印于巴达维亚，同年在马六甲再版，1833年在马六甲再次重印，其作者是传教士麦都思。《东西洋考》从创刊号开始，分11次刊登了《东西史记和合》，是一种转载。东史（指中国史），始于盘古开天地，终于明亡，西史始于上帝创世纪，终于英吉利哪耳慢朝。叙述的方法是，把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作为两栏并排列出，上栏为中国历史，下栏为西方历史，以中西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文明进程进行比照。在叙述西方史时，写了上帝创造天地及人、亚当夏娃犯罪、挪亚方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王朝、耶稣的出生、传道、被钉十字架等重大事件，不过这些叙述比较简略，比如上帝创造人及人类始祖犯罪只有几行字：“当初神天，即上帝造化天地及造世人，是亚大麦（即亚当）性乃本善，惟有恶鬼现如蛇样，以罪诱惑，故人性变恶，陷于艰苦也。”［6］

《史记》或《史》的内容主要来自于郭士立的《古今万国纲鉴》。有学者考证，“《古今万国纲鉴》之前郭实猎曾经编译过《万国史传》，英文书名为General History，共计53页，在马六甲出版。《古今万国纲鉴》可能是在《万国史传》的基础上加工完成的，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凡244页，分20册；书中介绍世界各国历史，配有大幅地图，其中大部分内容在郭实猎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发表过。”［7］《史记》从甲午年三月起刊登，共有23篇，其中主要叙述《旧约》的有17篇，现列表如下（见表1）。

从表1可知，《东西洋考》刊登的内容主要出自《旧约》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等篇章。一般认为，《旧约》有39卷（天主教因参照古代《七十子希腊文本》而增补了7卷，所以有46卷），约929章，内容十分丰富。这39卷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圣著三个部分。律法书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犹太教、基督教传称是摩西所作，故又称“摩西五经”，是《旧约》的核心部分。对于《旧约》而言，《东西洋考》反映的宗教内容并非全部，但《旧约》的重要内容基本上都涵盖了。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洋考》除叙述《旧约》的内容外，还加上了自己的一些评论。例如，《万代之始祖》在叙述完上帝创造人之后说：“自是观之，诸国之民，虽远近异势、异形、异话，众皆由祖宗一人之身，人之伦于是乎出，国之雍睦于是乎兴。”［8］作者利用人类来源于同一个祖先来证明“四海之内皆兄弟”，目的是让中国人不要把外国人当作“蛮夷”看待。巴别塔神话讲的是，挪亚的子孙东迁两河流域的示拿平原居住，当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一样，他们想建一座城和一座通天高塔。当人们用砖和粘土建城造塔的时候，上帝担心人们以后将无事不成，因而变乱他们的口音，令他们言语彼此不通，最后人们不能沟通合作而半途而废，散向世界各地。希伯来人通过这个神话说明世界语言为何各不相同的道理。《东西洋考》中《洪水后纪》篇在叙述人类语言变乱、散向四方后这样说：“嗣后家为族，族为民，由此散之民，东亚细亚，汉人取其本原焉。家之有宗族，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势，疏密异形，要其本源，则一人之宗族者，如身之四肢、百体，如血脉相通，而疴痒相关焉。”［9］作者意在说明，不要看我们现在种族不同、语言不一，其实中国人很久以前与外国人是一家，因此是休戚相关的。

表1

（二）《新约》内容。在《东西洋考》中，集中介绍耶稣的文章很少。在介绍罗马史时讲到耶稣，“耶稣生于以色耳地，为古往今来最之大圣贤。原乃神子降地救人。其生于马厩，以表自谦，惟天空有神，称其大德，且东方贤见星西出，知乃圣兆。追而寻之，正遇耶稣，是以皆知耶稣乃圣，而称尊之也。四十二年王崩。弟米利阿为王，沉于酒色，暴虐百姓，终死无哀矣。是时耶稣成大，年三十立教。周行训人，广思恩怜，救人痛苦，开盲人目，使聋人听，医麻疯病，令死人再活。又能止风息雨，行于海面，而养数千人以三五饼矣。终有恶党，谋杀耶稣，钉之于十字架上死焉。然耶稣此苦，为当人罪，补赎人过。合凡信之者，不须沉沦，乃得永福矣。且耶稣死后，三日复活，升于天堂。”［10］这篇文章重点介绍了耶稣一生中的三个阶段，出生，30岁时传教，最后被钉十字架死亡并复活，对他降生的目的、传教时的神迹、被钉十字架的意义也做了概述。文章虽短，不过耶稣的形象还是鲜明突出的，对人们了解《新约》很有意义。

（三）有关教义。从原始宗教到世界三大宗教，灵魂都是整个宗教意识的基础和核心，当然各个宗教对灵魂的理解并不一样。在基督教神学中，灵魂不朽、上帝存在和意志自由是宗教神学的三个基本命题。基督教把灵魂视为一种独立于人的形体以外的精神实体，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其他一些宗教则认为除了人之外，动物、植物乃至山川怪石等都有灵魂。以往论者都认为，《东西洋考》没有专门论述神学的论文，其实是不正确的。《东西洋考》中的六篇《煞语》都是专论神学的，其中四篇涉及灵魂，第一篇说人生短暂，从而引出死后的宗教问题：“人伦不重不能成人，世上接续宗礼，保守家业，扬名显亲，兴前耀后，各人所愿。争奈此世间之命短也，死后不可倚着家资厚积……其要紧之事，是专务，致享后死之福。”［11］注重现世的幸福是儒家的价值取向，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死后的事情儒家是存而不论的。作者认为，人生在世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死后的幸福，这是一个引子。第二篇正式讨论灵魂问题。作者认为现世间的繁华转眼即空，是短暂的。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是：“身有魂则活，无魂则亡，分明是灵魂不靠身躬，惟身躬靠灵魂”，借用鸟和笼来比喻则是：“如鸟之于笼，开笼门，即刻鸟飞他处去。灵魂一然，身躬死亡，灵魂自主及往他处。”［12］总之是想表明，灵魂是不朽的，肉体依靠灵魂而存在，肉体要死亡，而灵魂长存。第三篇论天下最宝贵的是人，而人最宝贵的就是灵魂，所谓“水火有乞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乞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性之至贵，不可测之宝。但其宝者为灵魂也。盖此质身躬与草木禽兽皆亡，毕竟无用。”《旧约全书·创世纪》说过，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就是亚当。这里的“气”就是上帝赋予人类始祖以生命力的灵魂。可见在基督教看来，灵魂是上帝给予的，所以《东西洋考》作者又说：“灵魂由天而来，向天而归。人者不属此地而属天，何可轻忽人性之天高之品，而背圣人之理乎？”［13］结论当然是要珍惜灵魂。在第四篇中申明信上帝做好人才能进天堂，否则入地狱：“天命者，是灵魂常在，不灭不消。死后或居于天堂，或落地狱，惟此地化消之际，上帝谕下各人之灵魂，与身躬复相合，永远不开交。而善人得福为之赏，恶人得难为之殃焉。这命不能废弛矣。”［14］作者用如此长的篇幅来论述灵魂的有无，无非是要告诉人们不要只看现世的生活，而要关注死后的救赎，意思就是要信上帝，做好人，传教的意味非常明显。

另外一篇《煞语》传达的是上帝爱世人的教义。其文曰：“至上帝慈悯诸生……不论面色乌白，不拘国方所出，商贾、农夫、匠工，咸为一然，男女老幼、父子母女，终不分别。”［15］说明上帝的爱超越种族、国家、职业、性别、贵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书要旨的一个缩写。在另一篇名为《博爱》的文章中，作者劝人们要爱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敌人，这是因为“上帝普济众生，使太阳照诸善而恶者之上，令雨下润义而不义人。”［16］

二、扩展传教维度

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后，传教士用中文陆陆续续写了不少传道书，例如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南怀仁的《教要序论》等等。但对基督教与西方国家盛衰的关系、传教士秉持耶稣精神办医院、西方教堂的历史、功能以及礼拜的程序、作用等涉猎较少，《东西洋考》则着重增加了这些方面的内容，无疑拓宽了传教的维度，对于促进基督教在华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基督教与国家的兴衰。《东西洋考》在历史、地理、书信、新闻中多次提及宗教与国家兴衰的关系。英国、美国是当时的强国。在讲英国的历史时，作者写道：“初英吉利人乃奉事偶像，古淋深洞焚香献祭，并捉活人杀之以事神，此可恶之事，斯时止息，而大小老幼皆信耶稣，致国富民安。”［17］此处说明英国人皈依基督教前是野蛮落后的，信耶稣后国家才繁荣富强。《兰敦京都》一文除了介绍伦敦的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外，还特别叙述了宗教活动的多样化：“每礼拜日晚时，子女云集，有七万人诵圣书、进圣学，蒙上帝之教矣。其京内，恩济之会有多，其间或治人之病，或扶人之危……或广布圣书，或传圣教，或拔人于流俗也。”［18］作者意在说明伦敦的繁荣与基督教密切相关。《侄外奉叔书》借用侄子给叔叔写信，叙述了美国的社会情况，在阐述了美国商业繁荣、科技发达后，也介绍了美国人的宗教情况：“庶民敬服救主耶稣，昼夜只畏修心、行德，邀上帝之庥矣。故民之俗厚、风淳，勉励向善，普施仁焉。”［19］说明了基督教对增进美国人道德的巨大作用。在另外一篇文章《论》中，介绍美国的发展历史和政治民主时，也介绍了美国的宗教情况：“耶稣之教门旺盛，居民敬信救世者，施恩行德”，［20］以此说明基督教在美国十分盛行。

英国占领印度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造，除了制定法律、设立学校外，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传教，“耶稣之门生自英国来，以天道传其国，教民以天道，殚心勉励挽流俗，而臻于善。望依上帝，能自拔于流俗，悟改其非矣，其异端渐废，正教靡不蒸蒸起矣。”用基督教去取代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作者认为在采取以上措施后，印度“渐入佳境”。［21］土耳其改信基督教后面貌也焕然一新，“土耳其国王恒专务改恶迁善，召耶稣道之师开学、教幼、蒙训，向来此国之民禁女人，不容街上，惟国王欲改恶俗，准皇妃嬖妾任意游山玩景矣。”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土耳其国王“召募乡勇壮民二十万丁，为镇守兵马，亦有蒸船，并力防堵海边。”结果转危为安。作者最后对此感叹道：“看此民之前风俗，恒执迷不悟，然今挽流俗，而臻于善，不亦奇哉。”［22］显然作者想表明，基督教可以改风易俗，促进国家由弱转强。

《东西洋考》用如此多个例子来说明基督教和国家兴衰的关系，这在以前的传教士著作中是少见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比仅靠宣讲神学更有说服力。

（二）传教士办医院。“医务传道”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一个传教方法。19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1834年，美国海外布道会派遣西医传教士伯驾来华，使西医入华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他们相信，通过医病，可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从而为传教奠定基础。当时，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发表文章，呼吁英美教会要加大传教医生进入中国的力度，他说：“我所建议的是，所有各教派的基督教徒们，为了改善中国人俗世的和社会的状况而联合起来吧，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23］《东西洋考》有两篇文章专门介绍传教士在广东办医院的情况，一篇是《广东省城医院》，另一篇是《医院》。第一篇文章写的是在广州的医院，其文曰：“宽仁孚众，是耶稣门生本所当为。今有此教之门徒，普济施恩，开医院，广行阴骘……每日接杂病人及各项症效，且赖耶稣之宠祐，医病效验焉。有盲者来，多人复见。连染痼疾，得医矣。四方之人常院内挤拥，好不闹热。医生温和慈心，不忍坐视颠危，而不持不扶也。贵贱、男女、老幼，诸品会聚得痊。”［24］这篇文章刊发于道光乙未年，也就是1835年。它透露出几个信息，医院的地点在广东省广州市，是由西方传教士所开，救死扶伤是基督教的重要精神，来看病的主要是眼病患者，医生不分男女老少、贵贱，态度很好且医术高明。这间医院可能指的是1828年郭雷枢和白拉福在广州所开的医院。［25］《医院》一文介绍的是传教士伯驾医生。该文说传教士伯驾秉持基督教“普爱万民”的精神来到广州开医院，不仅免费治病，而且还给贫困的人免费提供伙食，因此远近闻名，以至于“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矣。”［26］显然，《东西洋考》作者用传教士为中国人治病的事例来说明基督教对于中国是有利的，从而为传教打开方便之门。

（三）教堂的功能。专门介绍教堂的文章有两篇：《大英拜上帝之堂》和《马耳亭殿》。前者对英国教堂的历史、结构、功能都做了介绍：“惟瞻礼时聚集之堂，又广又煌……而民人以七日聚一回于堂，当是时牧师劝之行善改恶，及以救世主耶稣之道理传之。话说汉朝年间，英人奉耶稣之教，且建其堂，因交战围邑，屡次烧坏而复建。……全堂又十字架之状，盖兹是古时模样。其大风琴一千管，笛声如轰也。此乃殿堂之形势矣。”［27］这时教堂一词尚未出现，而称为堂或殿，教堂里面的摆设描写比较详细。后者对进入教堂后的程序予以介绍：“初进安坐，唱歌，赞誉上帝。后牧师升高台，铎德，又祈祷，又讲道，众人沉静奉教，陪祷告上帝，祈眷顾赦罪、赐恩，救人脱罪。因耶稣之功劳，尽宽贷施恩焉。”至于进教堂的好处则是：“进此殿获大益矣，汉人入殿，觉其肃静，心神莫不虔修。自然看出众会，不拜异神，而神样服事崇拜真主上帝。”［28］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了解教堂的历史、结构和礼拜的程序、作用等等。

（四）通过科普介绍神学。通过介绍科学知识来传播宗教是基督教的一个传统。《东西洋考》刊登了不少科普作品，天文学最多，如《论日食》、《论月食》、《北极星图记》、《黄道十二宫》、《日长短》、《宇宙》、《太阳》、《月面》、《露雹霜雪》、《节气》、《星宿》和《经纬度》等，这些文章用当时欧洲天文学来简要介绍相关知识，但最后经常包含一些宗教的说教。在介绍了日食、月食的科学原理后，作者指出，不明其中道理的人以为日食、月食是天上有什么狗或兽把日、月吃了再吐出来，是不祥之兆，因此他们“于日食时去打鼓、鸣金，欲救日。”［29］在月食时，他们“打锣击鼓，点烛烧香……走来走去念经，欲救月的意思。”［30］最后作者总结，日食、月食乃上帝的安排，“是明显著神天之大能。而我人凡看日月食时，该大敬神主也。”［31］可以说是打破一种旧的迷信，又树立起一种新的迷信。

三、巩固文化同盟，扫清传教障碍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兼容并包。外来宗教传入中国比较早。佛教在汉朝就传入中国，到隋唐时期发展迅速，信徒众多，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伊斯兰教于唐朝传入中国，到元朝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穆斯林人口急剧增加，遍及全国各地，故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基督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佛教和伊斯兰教是传教士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对此，《东西洋考》作者的策略是与儒家结盟而排斥佛教和伊斯兰教。

（一）基督教与儒学的汇通。关于《东西洋考》的办刊宗旨，作者在《中国丛报》上这样说过：“尽管我们和他们（指中国人）有长期的交往，他们仍然公然表示是高于其他国家而位居世界第一，并视其他民族为‘蛮夷’。这种无知与自傲严重地影响了旅居广州的外国人的利益，妨碍了他们与中国人之交往。这个旨在维护广州与澳门的外国人利益的月刊，就是要促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及基本信条，与其高傲和排外的观念相抗衡。”［32］在鸦片战争前，国人唯我独尊，总是把外国人视作“蛮夷”，《东西洋考》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改变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这种偏见，从而维护外国人在中国的共同利益。正因为中国处在强势之中，《东西洋考》的编者小心翼翼，不会轻易去触怒中国人，对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尤其不敢冒犯。作者大量引用儒家的语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在讨论宗教时，经常把基督教与儒家融合在一起。在该刊的第一篇序中，为了克服中国人把外国人当作“夷”的观念，作者把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基督教“人由上帝创造”这两个观念融合，从而强调要“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这就是作者所说的“万姓虽性刚柔缓急、音声不同，却万民出祖宗一人之身。因此原故，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圣人之言不可弃之者也。……倘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也。请善读者仰体焉，不轻忽远人（指外国人）之文矣。”［33］虽然儒家与基督教这两种观念的内在理据并不相同，但在突出人人都是兄弟姐妹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作者还把基督教的灵魂观念与孟子的“浩然之气”相比拟，他说：“虽然经营之事，养身之计，是人所专务，却不能慢废其教心养魄之事，莫大于此矣。其身与财俱废，其灵魂永远不亡。故此孟子曰，善养浩然之气。”［34］浩然之气出自《孟子·公孙丑上》，①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参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6-57页。指一种主观精神状态，是由内心逐步积累道义而成，它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修养方法，与基督教的灵魂不同，但是作者还是把它们视为同一。《太孝》利用一对父子遇到强盗互相把生存的机会让给对方的故事说明孝的道理，作者最后说：“夫孝者为万善之源本，孝顺父母之子，令人敬仰。倘能孝地父，况天父乎？神天至上帝之爱，过父母之慈，神主之眷顾，胜父母两人之盛意。若是人子之本分恭敬家尊……该当全心尽意奉事皇上帝也。”［35］在这里，作者首先充分肯定孝是很高的德行，这是儒家伦理所要求履行的，不过作者又进一步推论，说既然孝敬父母，为什么不敬奉上帝呢？因为上帝的恩德比父母更大，这又从儒家走向了基督教。

（二）批判佛教。佛教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基督教于唐朝传入中国，在明朝时它们冲突很厉害，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有这样的描述：“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较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所谓同浴而讥裸程耳。”［36］可见，争端由利玛窦挑起，两教的争论颇为激烈。《东西洋考》对佛教的批评也很激烈。关于佛教的来源，它说：“耶稣门徒，被圣风感化，遍识番语，致传教四方也。早耶稣道入天竺国，被该处人错听乱传，真假相参，弄出佛教来。”［37］佛教不但由基督教化出，而且还是错听乱传的结果，作者意在强调基督教高于佛教。在阐述汉代历史时，作者对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作了叙述：“明帝闻西域有神，因遣使之天竺国……使至西方，逢遇沙门，示以佛法，诱惑愚俗，于是中国始得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最好尚之。然佛氏所言，真所谓大乱之道，在三代圣王所必诛而无赦者也。明帝为人之父，而崇无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臣之人，以为中国千万年无穷之祸害，岂非明教之罪人哉。”［38］作者巧妙地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把佛教斥为“无君无父”之教，进而批评汉代明帝把佛教引入中国是带来无穷灾害。《东西洋考》对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和佛教教义叙述评价不多，但把佛教当作邪教，批判的态度还是十分鲜明的。

（三）抨击伊斯兰教。《东西洋考》对伊斯兰教（回教）的抨击可谓不遗余力。《回回之教》放在道光戊戌年九月刊的首位，是一篇专门论述伊斯兰教的文章。作者对穆罕默德的一生及伊斯兰教义教规做了简要的叙述及评价。作者认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有关系，“古时居民崇太阳星辰，以为神明。犹太民亦搬移、立国，耶稣之徒广布教，然道理不正经，初差毫里，后谬千里。”意为伊斯兰教从基督教而来，不过相差甚远。穆罕默德创教的过程颇为古怪：“屡次入深幽地、无人之处，将本地所崇之教门，千思百想，默寻来由。竟捕风捉影，水中捞月，即立志自布新教，为异端之魁。”创教之初，只有家人相信，其他人不但不信，而且还讥笑他，“同乡居民不肯听教，戏笑讥讽不绝口。”有的人甚至要杀了他——“该城之人视之若光棍奸诈狡猾之徒，歃血发盟，欲公然杀之。”后来经过依附权贵，攻打掳掠，势力不断扩大，“招四方无赖之徒，刦掠良民焉，对头渐减，宁保活，不可抵挡。故其教速广布。”关于穆罕默德的品行，作者写道：“……日增倨傲，性耽安逸，柳宿花眠，夺其继子之妻，苟奸焉。……辩驳者立斩首，以示儆戒也。”总之，是一个傲慢、粗暴、贪图享乐之徒。至于伊斯兰教教义，作者总结有六条，但这六条是拼凑而成，文理不通：“（穆罕默德）将此六件当归信之事编书，放言高论，言三语四，文意不贯串焉。”［39］在作者笔下，回教是一个反面的形象。

综上所述，尽管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有所不同，但《东西洋考》坚持“鼎兴正道，黜斥异端”（《东西洋考》创刊序），祈祷“上帝俯念，垂顾中国，赐汉人近祉享嘉”（《东西洋考》复刊序），其传教目的还是显而易见的。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刊登神学论文为主不同，《东西洋考》通过介绍新旧约主要内容、基本教义、基督教与国家的兴衰、传教士办医院、教堂的功能、科学知识等，从多个方面呈现了基督教的精神，与儒家的融合、对佛教、伊斯兰教的批判也是为开辟传教道路服务的。从单一宣传教义到从多个侧面传播基督教精神，这是《东西洋考》的创造，这个策略对后来的传教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此我们说，《东西洋考》不仅在中国期刊史、新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6-240、420-425页。

［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8-269页。

［3］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页。

［4］张先清编：《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1-272页。

［5］武占江、王亚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析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

［6］［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4］［26］［27］［28］［29］［30］［31］［33］［34］［35］［37］［38］［39］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100、192、64、29、38、49、59、128、206、99、356-357、241、231-232、207、237、187、405、275、318、28、47、47、3、33、103、87、87、413-414页。

［7］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23］赵春晨、雷雨田、何大进：《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1页。

［25］谭树林：《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16页。

［32］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36］［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79-1080页。

责任编辑：王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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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秀文，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