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建

政 法 社会学

角动量效应：东北人口变动分析

李若建

东北地区面临着过低生育水平、青少年人口短缺和人口外流的困境，其主要原因是一个正在趋向低生育率的地区被人为加速，因而形成了超低的生育水平；一个资源耗竭区域的产业转型提前进行，引爆了人口外流。本文提出用“角动量效应”这个名词来描述一种正在发生的过程，因人为减少阻碍而加速的现象，东北人口正是“角动量效应”的样本。东北的经验教训，可以给今后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

角动量效应 东北 生育率 人口外流

传统的人口学喜欢用一些物理学的术语来描述人口变动的内在规律，如人口惯性、人口动量（momentum）等等。本文也借用一个物理学术语“角动量”（angular momentum）效应来描述一种人口进程。用非物理学专业的解读来描述角动量，就是由于动量守恒，当一个旋转中的物体当其阻力减少，转速就会加快。关于角动量在生活中常见的一个实例，就是花样滑冰运动员伸展手臂以特定速度开始旋转，在她突然收回手臂时会加快旋转速度。

本文用“角动量效应”这个名词来描述一种人口现象，就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人口过程，被人为地减少过程中的阻碍，从而加速了过程的进度。采用这个物理学的名词，也想提出一个观点，就是社会变迁，特别是人口进程是否有其内在的规律，如果有，是否要尊重这些规律。两千多年前，中国哲学家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其实不仅自然界有规律，我们人类社会同样有规律可循。人口现象，是存在客观规律的，例如人口转变理论所指出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口将进入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阶段，这一现象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地区）出现相反的情况。

近年来，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下同）区域发展问题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其中人口状况特别引人注目，国内人口学界也对此作了一些研究，有研究指出东北人口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人口外流、生育率低、人口老化，［1］也有的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2］这些研究对认识与解决东北人口问题均有参考价值。不过本文尝试从另外的角度去思考，就是问题何以至此，特别是人口是否有其内在运行规律，当人为推进某些人口变动趋势时，会产生哪些意想不到的影响，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一、东北与全国人口的比较

在讨论东北人口问题时，有必要看一下东北人口在全国的相对状况。

回顾一下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东北人口的总量的变化，1982年东北总人口9095万人，占全国9.06%；2010年东北总人口10951万人，占全国8.22%。1982—2010年东北增加了1856万人，但是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下降了0.84个百分点。如果2010年东北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与1982年持平，那么2010年东北应该有12075万人，与实际的10951万相差1124万人，也许就是这消失的一千多万人，引发了社会对东北人口问题的关注。

表1是历次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时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的变化，从中提供了值得思考的现象，首先，东北人口比重下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82年后东北三省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一路下滑，只是长期没有引起关注而已；其次，这种长期稳定下滑表明，有内在的人口运行规律在起作用。

表1　历次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时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　单位：%

一些研究认为东北人口老化是一个严重问题，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人口老化是全国性的问题，并非东北特有，从表2可知，2010年东北三省中只有辽宁省人口老化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2.11个百分点，吉林、黑龙江还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表2中所揭示的东北人口问题，最麻烦的恐怕是青少年人口比重太低。从1982年开始，东北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后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缺口不断扩大，1982年东北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全国该指标1.55个百分点，2010年竟然低4.87个百分点。

表2　历次人口普查时人口年龄结构　单位：%

一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否有活力，与这个区域的劳动年龄群体有一定的关联，而东北在这方面显得不尽人意。表3显示了1982—2010年间东北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从表中可知，虽然从总量上看，东北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有所上升，但是与全国比较，其所占的比重在下降。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东北地区生育水平低和人口外流所造成的结果。

表3　历次人口普查时劳动年龄人口　单位：万人、%

不容乐观的是，在不考虑人口迁移、延长退休年龄和死亡的情况下，今后东北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无论是数量还是占全国的比重将急速下降（见表4）。以2010年人口普查时1—44岁人口计（也就是2025年的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全国是91587万人，2025年下降到87577万人，下降4.38%。同样的指标，东北从8013万人，下降到6571万人，下降18%。如果以这一数据作为2025年劳动年龄人口的话，东北劳动年龄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将从8.75%，下降到7.5%。

当今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的人口问题，其中之一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逐步下降，甚至出现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口少于退出的人口。综上所述，在这个问题上，东北显然首当其冲。接下来的要回答的是，东北为何如此？

表4　2010年与2025年劳动年龄人口　单位：万人、%

二、生育率急剧下降的影响

东北人口问题的最主要症结是过低的生育水平。东北的计划生育工作有3个特点：（1）开展早；（2）政策基本上无城乡差异；（3）政策执行力度大，从计划生育工作的角度看成绩显著。从人口学的角度看，这3个因素引发了生育水平的超常规下降。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明确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奠定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东北三省在此之前，已经先行实行了偏紧的计划生育政策。1979年9月中共辽宁省委提出“普遍提倡一胎，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从此辽宁的生育政策从“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不能超过两个”变成“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3］吉林省更加早在1974年就提倡每对夫妇生一个孩子。［4］1979年《黑龙江省计划生育暂行规定》明确提出一对夫妇只生1个孩子；鼓励生1胎，控制生2胎，杜绝生3胎。［5］

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得早，在1980年国家全面铺开计划生育工作时，全国总和生育率为2.31，辽宁省和吉林省分别是1.71和1.88，均明显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只有黑龙江为2.08，大体上等于更替水平。此后，东北三省的总和生育率一路走低，2000年后均处于不足1的超低水平（见表5）。虽然表5 中2000年以后的数据来自历次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有因为出生人口漏报，导致生育率数值偏低的可能，但是根据对漏报的研究，一般漏报不会超过20%，［6］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东北真实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最多也只是在1左右，依然属于超低的生育水平。

表5　历年育年妇女总和生育率

东北地区的生育水平大体上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0—80%，造成这种情况最重要原因是东北的计划生育政策。众所周知，中国各地城镇的生育政策大体相同，也就是所谓的“一胎化”，农村则有所差别。1980年后大部分地区农村计划生育实行的是“一孩半”政策（就是农村人口第一胎是女孩子，可以生第二胎，第一胎是男孩子就不能生第二胎），还有部分地区允许农民生二个孩子，广东省允许农民生二个孩子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997年。相比之下，东北地区的无城乡差别的政策，直接降低了农民的生育率，从表6中2000年和2010年的两组数据中可以看出，东北女性农民的平均活产子女数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按当时的统计口径，2000年东北农民妇女比全国平均水平少生0.28个孩子，2010年少生0.4个孩子。中国农村的生育率远远高于城镇，但是东北农村的低生育水平，有效降低了东北人口的生育水平。

东北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属于先进行列，早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是雷厉风行。为了反映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本文提出一个指标，就是人流及引产数与出生数人口数之比（简称流生比），这个指数越高，大体上可以反映出计划生育执行力度越大。在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先，客观上加剧了东北生育水平的下降。虽然笔者没有收集到全国各省的相关数据，不过从表7中的数据，大体上还是可以判断出，东北的辽宁省的计划生育力度是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

表6　女性农民平均活产子女数　单位：人

表7　1980—1985年部分省份流生比

东北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还有一个原因是东北曾经是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城镇化程度高，许多人属于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作为体制内的成员，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自觉性高，也促成了生育率下降。

三、 就业下滑与人口外流

东北人口问题的第二个主要症结是人口外流，特别是劳动力的外流。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国企众多的东北是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虽然本文并非对是对当年的国企改革作研究，但是要指出这场改革在客观上加剧了东北人口流失。在国企改革与资源枯竭双重影响下，东北的就业形势一直比较严峻，从而引发了大量的人口外流。

根据人口普查中的省际人口迁移数据（见表8），在1985—2010年间，东北三省人口是净迁出，分省来看，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一直是净迁出，辽宁省是净迁入。辽宁的净迁入人口主要来自吉林与黑龙江两省，2006-2010年间外省迁入辽宁的人口44.78%来自吉林与黑龙江。辽宁虽然是人口净迁入省，但是外省迁入人口高度集中在大连与沈阳两个城市，2006—2010年间外省迁入辽宁的人口，2006—2010年间外省迁入辽宁的人口，44.08%迁入大连，28.94%迁入沈阳。可以说，除了大连与沈阳，辽宁其余地区均为人口净流出。

在1985—2010年间，东北一共净迁出298万人。如果从时间段来看，这种人口流出在加速。因为人口调查的统计时间是以近5年的迁移为指标，因此表8给出的是每隔5年的迁移情况，从表中可以清晰看出，越往后的时期，净迁出人口越多。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很多，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就业因素。东北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特别是东北的重化工业在国内举足轻重，也由此造就的大批工人。然而，近几十年来，东北工业在全国的地位持续下降，这点从工人数量可以得到充足证明。从表9中的数据可知，从1982年到2010年全国工人数量从8337万人增长到16088万人，同期东北工人数量从1982年的1258万下降到2010年的947万人，东北工人占全国工人的比重从1982年的15.09%下降到2010年的5.89%，这种下降有点惊人。工人原来是东北地区的主要就业群体，工人数量的锐减，说明就业形势恶化，由此引发了人口外流。

表8　1985—2010年东北省际人口迁移　单位：万人

表9　工人数量变动　单位：万人、%

表10　失业人口　单位：万人、%

表11　2000年失业前职业为工人的情况　单位：万人、%

表12　因单位原因的失业人口　单位：万人、%

与工人减少相伴的是失业问题。几十年来，东北一直是国内失业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表10是历次人口调查时失业人口的状况，因为历次调查的指标不完全相同，不完全可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东北失业问题比全国平均水平严重。失业者离开东北到其他地区找谋生，是东北人口外流的重要原因。

东北的失业者中，原来是工人职业的比重明显偏高。由于资料所限，这是仅讨论2000年的情况。表11所示，当年人口普查时，全国原来有职业的失业者中，原职业是工人的占56.37%，东北三省这一指标均高于全国，东北整体是62.39%，比全国高4个百分点。同年东北工人仅占全国的8.62%，但是集中了全国23.78%的失业工人。

东北的失业问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所在单位的原因失业的比重高。因为只有在1995、2010年两次人口调查有失业原因的指标，只能就这两次调查进行分析。从表12中可知，东北失业人口中，这类失业者占的比重明显高于全国。这个现象引起一个问题，为何如此？一个可能原因是东北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进度太快。

东北工人的减少，与制造业的萎缩和资源枯竭相关。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时，东北的制造业却呈现萎缩状况。表13表明，在1982—1990年间，东北的制造业与全国的发展大体一致，但是1990年之后就一路下滑，从业人员大幅度减少，制造业就业人口从1982年占全国近15%，下降到2010年的4.53%，这种情况与当时东北的国企改革相关。制造业是工人最多的行业，制造业的下滑直接导致工人减少。

表13　东北三省制造业就业人口　单位：万人、%

东北是中国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成就了大量的资源型产业，随之而来形成了不少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的兴衰与资源同步，当资源蕴藏充足，并且有市场时，城市兴旺发达，当资源枯竭或者市场需求衰退时，城市容易陷入不景气状态。资源型城市不景气的状况，往往体现在人口变动上，首先是就业状况恶化，接着就是从业人员外流，导致本地市场需求下降，进一步陷入恶性循环当中。表14、表15是东北两大类型资源行业就业人口变动情况，第一类是采矿（含石油），第二类是木材（基本上在黑龙江省）。从表14可知，1982年东北在采矿业就业的146万人，2000年下降到96万人，2010年因全国性的巨大投资拉动，回升到115万人，但是仍低于1982年的水平。与此同时，东北采矿业就业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从1982年的19.4%，下降到2010年的14.24%。黑龙江是中国的森工基地，但是随着资源的耗竭，木材采运业就业人口从1982年的36万下降到2010年的6万（见表15）。

表14、表15揭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1990年之后，东北的资源型城市因为资源开始枯竭，已经走下坡路了，此时适逢大规模的国企改革，两个因素叠加，对就业造成巨大冲击，加剧了人口外流。

表14　东北三省采矿业就业人口　单位：万人、%

表15　东北三省木材采运业就业人口　单位：万人、%

四、讨论：角动量效应

前文指出，如果以1982年东北人口占全国的比重计，2010年东北人口减少1124万人，人口减少的原因无非是人口外流与生育率下降所致。1985—2010年间，净迁出298万人（见表8），如果以1985—1990年人口净迁出11万估计，1982—1985年间大约净迁出6万人左右，推测1982—2010年间东北人口净外流大约略超过300万。考虑到外流人口多为中青年人，他们外流后对东北生育水平的下降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估计由于人口外流减少的人口约350万人，也就是占减少人口总量1/3左右。显然，东北人口减少的另外2/3是人口生育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致。

本文并不想全面讨论生育政策问题，但是要指出当年在东北这么一个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的地区，实行了全国最激进的生育政策，今天看来是不智的。1980年前东北地区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说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东北可能自发逐步进入低生育率水平，计划生育只是让生育率下降过程来的更加迅速和更加猛烈。众所周知，计划生育工作是城市比农村容易，体制内比体制外容易。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东北地区是除了京、津、沪3个直辖市之外，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国有企事业单位众多的地区，因此东北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的相对顺畅，使得东北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东北地区在为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自己后来的发展挖出了陷阱。

本文并非劳动经济学的论文，因此不想全面讨论当年的企业下岗，不过对于当年的改革过程还是要提出一点看法。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成功的农村改革之后，城市改革进入议事日程，然而城市改革之路并不平坦，90年代的国企改革是一场攻坚，也导致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应该承认，当年对下岗工人的再就业考虑并不太周全，在大量下岗工人出于谋生而外出寻找职业的过程中，东北的人口外流潮被引爆。其实，如果没有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东北由于资源枯竭，也会导致资源型城市人口外流，国企改革促成了这种外流更加多，速度更加快。

计划生育和国企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东北人口问题的爆发，而不幸的是，在问题出现之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各个阶层，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东北的人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角动量效应的表现，因为一个正在趋向低生育率的地区被人为加速降低生育水平，一个资源耗竭区域的产业转型提前进行，加剧了失业与制造业的萎缩。

人口问题的最大特点就是时效性强，由于当代人口的预期寿命大多在70岁以上，因此一代人的问题，要延续几十年，如果对下一代还产生影响的话，问题的延续性就更加突出，因此制定人口政策一定要有历史有眼光。东北的情况，也许给今后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样本，这正是本文的期望所在。

［1］侯力、于潇：《东北地区突出性人口问题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东北亚论坛》2015年5期。

［2］段成荣、吕利丹、秦敏：《东北振兴与破解人口困局》，《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7期。

［3］李秀君主编：《辽宁省志 人口志》，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21页。

［4］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 人口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48页。

［5］黑龙江省地方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 人口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10页。

［6］李若建：《历次人口普查中低年龄组人口漏报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责任编辑：王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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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326（2016）08-0055-08

李若建，中山大学社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