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爱国救国：晚清留学生道路之选择
——以容闳和严复为例

王越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中国近代留学生群体是在晚清中西文化碰撞背景下产生的，由于清朝官僚体制的禁锢，这一群体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虽然这是一个新兴的群体，但是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其独特的带动催化作用。本文以容闳、严复为代表，探求在不同教育模式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下，留学生救国道路的选择及原因。

晚清留学生容闳严复中国近代化

晚清留学生群体是在“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中西冲突、碰撞中产生，是近代中国面对时代转变的产物，是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故运动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1］纵观中国近代，晚清留学生的地位和作用诚如梁启超所说，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但是这一因时代而产生的新群体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交通讯息等方面却有不可替代的贡献，究其原因在于晚清留学生群体均有“爱国救国”的思想理念。但因留学生所受教育模式不同，故而在“救国”道路选择上各异，大致可分为以容闳和严复为留学生代表的两种模式。

一、处于“边缘化”地位留学生的贡献

（一）“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

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不仅仅在于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更重要的是容闳是中国近代公派留学生计划的倡导者和实施者。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学业有成的他毅然决定回到中国实行自己的“爱国救国”计划。1863年容闳被人推荐给曾国藩并且向朝廷上书有关官派留学生计划。1872年选派的留美幼童在上海登船去往美国，从1872年至1875年一共有四批120名官派留美幼童。“他们中的50多人，曾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2］。清廷希望获得人才却恐幼童“美化”，连当时较为开明的曾纪泽也认为留美幼童：“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国家无大益也。”［3］故而在1881年留美幼童被勒令回国。容闳的“教育救国”的计划最终被中断，但是这批未完成西式教育的留学生却在中国近代化道路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据高宗鲁教授统计这批归国留学生后来所从事的职业和岗位是［4］：

国务总理1人　外交部长1人　侍郎1人　公使2人外交官员11人　大学校长2人　教师1人　铁路局长6人铁路官员14人　电报局长4人　电报官员6人　海军将官4人海军舰长4人　海军军医3人　海军军官8人　转入商界8人工矿产业7人　兵器工厂2人　报业1人　海关1人政府公职7人　律师1人

由此可以看出容闳的计划虽然最终未完成，但还是达到一部分其希望获得的效果。容闳计划的中断是其 “边缘化”地位的一个体现，但即使晚清中国未留给留学生发挥的空间和机制，留学生的“爱国救国”的信念依旧会在其坚持下实现。

（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

比起容闳在中国近代留学生教育、洋务运动实业等方面的贡献，同样作为早期留学生的严复则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政治、哲学、社会学等方面可以被载入史册。严复早期是接受儒学教育的，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接触到西式教育，1877年更是被公派去英国留学。严复的思想可以说是以留学期间所接触到的西方思想理论为基础，加上中西方文化之冲突反应，在受到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瓜分危机的刺激之下，形成的以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和亚当·斯密、密尔的“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涉及政治、哲学、经济、道德、文学、史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作为严复最具启发民智、唤醒民族意识的就是《天演论》，这本书是对西方“进化论”的解读。严复的进化论是“以达尔文进化思想、赫胥黎的进化论伦理学、斯宾塞的进化社会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为材料，以自强保种为目标，经过综合改造而成的”［5］。严复的“进化论”思想是适合中国近代化的，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正是希冀唤醒迷途中的近代中国和国民。其次是严复的“自由主义”理论思想，以《群己权界论》为代表体现。黄克武曾认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特点是：肯定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强调“己群并重”；调适性地渐进改革，这三者构成了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政治理论［6］。由此可以看出严复的“自由主义”是“新自由主义”，是强调国家介入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幸福和平，也是对晚清国家现状的考虑。

二、“爱国救国”道路的选择

容闳从1854年回国之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从改良派转变为革命派，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参与其中。1863年被推荐给曾国藩开始，容闳竭尽自己所能参与到洋务事物中，不仅在1872年实现自己“公派留学生”计划，而且对于洋务运动中的军事、民用工业起到建设性的作用。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破产，在西方列强瓜分狂潮的形势下，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走上了政治舞台，容闳与康、梁结识并且认为光绪帝“聪明睿智，洞悉治理，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也”［7］。1898年9月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屠杀“戊戌六公子”，容闳也在密令逮捕之列不得不逃生。百日维新失败但是容闳没有放弃“爱国救国”的信念。1900年容闳在上海去往日本的船上遇到孙中山，两人促膝长谈，对中国日后走怎样的道路进行探知，容闳赞同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并称赞“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予勖以华盛顿、富兰克林之心志”［8］。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使身在海外的八十多岁的容闳欢欣不已，他终于看到中国前进的曙光。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与世长辞，他是一位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奋斗一生的勇士。纵观容闳的一生，从洋务到维新，从改良到革命，可以看到他思想上两次质的飞跃，这是紧跟时代脚步的转变。

严复同容闳一样属于早期留学生，但是比起容闳所受“全盘西化”教育而言，严复则属于接受“转型”教育的留学生。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理论是“保守自由主义”，在国家危难的状况下谈“自由主义”本来就是矛盾的，在面对国家民族危机时，严复在矛盾中有所选择：“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9］故此，可以看出其一直以“国家”作为政治思想的中心。可能由于在英国留学期间受到一些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严复 “爱国救国”的方略是希冀建立类似英国君主立宪政权，成为上下相通、国民相护的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辛丑年后革命形势愈发强烈，社会上存在两条“救国”路线，一个是宪政救国，另一个是革命救国。严复支持宪政反对革命，认为“变则乱矣”。严复晚年曾列名“筹安会”，支持袁世凯复辟，提倡尊孔读经等一些被学者称为“保守”的行为，学界有人认为严复的思想是“S”型模式，指其早期激进，中期成熟，晚期保守。事实上严复的政治思想可以说从未改变，他一直以“爱国救国”为思想核心，以中国传统思想解读西方先进理论，以渐进改良社会主义为思想基础，以英国君主立宪为富强之路，严复的思想并未改变，但从超越时代变成脱离时代，被逐渐被抛弃而已。

三、对晚清留学生道路选择的评判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被迫进行社会转型，被迫做出转型代表着晚清社会并未从自身生长出适合近代化的土壤和机制，例如晚清留学生群体只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下，怀抱着“爱国救国”的信念奋力向前挣扎。甲午战后，维新变法应运而生，容闳积极参与其中，而严复在此时发表一系列文章表示中国到了需要变革的时刻，但是严复反对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维新派要求“大变全变”的过于乐观脱离实际做法。可以说严复此时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萧功秦先生认为维新派激进变革是一种“危机驱动型”变革，戊戌变法是来自外部民族危机的压力下进行的变革，危机越深，焦虑感越强，也就易失去理智，脱离现实，最终导致失败。辛丑年间，晚清新政可以说是自上而下发起的一次变革，但是严复所推崇的英国立宪政体与立宪派存在着“文化误读”的问题，首先是“制度决定论”使得人们对立宪政治的简单理解，其次是“立宪思潮将随着内忧外患而深化……不断走向激进化”［10］，从而引起“文化失范”和危机盲目性。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容闳思想的两次飞跃，还是严复渐进改良，都不能简单地用对错，“开放”与“保守”衡量。从他们的思想行动上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就是晚清留学生群体对“爱国救国”的执着与奋斗，这是时间都无法磨灭的。晚清社会由于被动转型而缺乏近代化机制，处在“边缘化”地位的留学生因自身所受教育不同而选择了不同的 “爱国救国”之路，这些道路的曲折迂回代表中国近代史的血与泪，但正因为他们的气而不馁，才使得中国的近代化道路在曲折中继续前进。

［1］康有为.清代学术概论［M］.中华书局，2010：147.

［2］钱钢，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2.

［3］曾纪泽，著.喻岳衡，点校.曾纪泽遗集·日记卷一［M］.岳麓书社，1983：347.

［4］李华兴.容闳：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5］李承贵.严复进化思想探微.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3.

［6］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71.

［7］容闳.西学东渐记［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80.

［8］刘成禺.纪先师容纯父先生.世载堂杂忆［M］.中华书局，1997：114-115.

［9］严复，著.王栻，主编.政治讲义.严复集［M］.中华书局，1986：1246.

［10］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