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拉、马樟良、毛胜平、陈丹红、陈海鸾、钟宏亮、郑国……和杂志上的多数文章不同，这期封面故事里随处可见一些陌生又有点眼熟的名字。他们对我们来说，就像义乌这座城市一样生疏又熟悉。这些义乌生意人向我们讲述了义乌曾经的黄金时代，以及最近十年来它的焦躁、挣扎与奋斗。

像中国很多贫瘠的地方一样，义乌用不到三十年时间迅速崛起。它的黄金时代是由肥皂盒、首饰、针织品、拉链、玩具等一切你能想到的生活用品构建起来的。在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机构2005年联合发布的一份《中国发展报告》中，义乌第一次被评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这个定义深入我们的知识体系，但真正的义乌极少为人所熟知。

从起步开始，义乌就展现出罕见的开放心态。1982年，恰是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疾速发展产生诸多乱象，进入整肃的阶段。但这一年，义乌县委却决定正式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首创“兴商建市”战略。若没有当年这个大胆决策，义乌日后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这同时也造就了义乌的商业基因。

从1990年代起，义乌习惯了高速成长。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于1992年建成，用3年时间完成四代升级。也是在这年，《财富》杂志高级编辑路易斯·克拉拉在一篇名为《没有疆界的崭新中国》的文章中写道：“亚洲南部的某条街，商店里出售着日本相机、锐步鞋、白兰地、摩托罗拉手机，夜里人们涌进卡拉OK厅，昏暗的舞厅挤满了身穿紧身衣的年轻人……这里是香港吗？不，这里是广东的东莞。”某种程度上，东莞和义乌，是1990年代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代名词。它们也被视为传统工业原始积累阶段的缩影：粗糙、外向、极为重视规模、低成本，财富迅速聚集，充斥着民间野蛮生长的商业力量。

处于黄金时代的义乌和中国制造业始料未及，离义乌139公里的杭州，也在1990年代诞生了日后冲击实体渠道的电商公司阿里巴 巴。当义乌的财富在真实的商业链条中自由流通，本土电商则通过互联网将全球的贸易供需联系在一起。2008年，全球贸易跌至谷底。次年，淘宝推出双11促销，京东获得金融危机后中国电商企业的第一笔融资。

义乌开始焦躁了，本质上这也是中国传统制造业的焦躁。它们在制造及流通领域赖以生存的低成本，被互联网上的信息流抹平了。过去两年，义乌商贸城平均每个月关闭1039个商铺。

义乌商人的求生本能被激发。义乌的青岩刘村被贴上了“电商第一村”的标签，村里租房做电商的商家超过2000个。高桥村也力争要做“跨境电商第一村”。2015年启动的义乌国际邮电互换局，通关总量已突破3000万件。义乌还是把商品卖到了127个国家和地区，但从心理上，义乌人的转变不像行动那么快。一些人对电商持质疑态度，另一些人仍希望以线上交易带动线下交易。他们缅怀义乌的黄金时代，却不曾意识到，义乌人骨子里的开放和务实，正在创造另一个黄金时代。

义乌的生命力从根本上源于“摆脱贫穷和落后的求生本能”。从中滋生出的敏锐的商业意识，以及自由的市场氛围，才是黄金时代的核心所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