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李少威

80后的“饭碗”之痒

文_李少威

现在的80后，正处于业务上已经精熟而身体负荷能力依然旺盛的时期，在大部分企业里都已经成为中坚力量，如果连他们都缺乏自信，那么社会一定出了问题。

时代正在到来，时代也在过去。到来的是稳固的职业地位，过去的是一代人的浪漫主义——这是80后白领当前状态的具有概括性的写照。

生活开始有了果实，与某棵或大或小的树发生了相对稳固的关系，但同时，花开时节蜂飞蝶舞，在一片缤纷中憧憬“蒂结何枝”的兴奋感，也已被时日洗尽。

最年轻的80后已经27岁，最年长的则已36岁，他们集体步入了一个人生稳定期。工作成为了一种熟悉的惯性，就业已经是昨天的话题，他们很少再操心“找工作”的问题，更多地关心房子、车子和孩子，正在构筑或者已经构筑一种幸福的实体，但同时也发现搭建起来的可能是精神的藩篱。

安顿生活

苏良荣，这个生于1981年的湖南小个子，头发已经变得稀疏，但话语里仍然带着浓浓的愤青味道，喜欢谈论国事，看不惯一些社会现实。在实际生活中，这些都不影响他对现实的融入。

2006年硕士毕业以后，他进入了北京一家老牌央企工作，那曾经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岗位，但进去之后他才发觉时代早已变了，这家老国企盘子很大，但业务很传统，观念老旧，和业务领域内的那些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完全不在同一个世界。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尴尬之处。”苏良荣说，“人生一步一步前行，各种快速的变动一步一步出现，总要让你否定上一个设想，展开下一个计划。”

1996年，他准备考高中的时候，国家彻底取消了大学生工作分配制，“考上大学就是端上国家饭碗”的旧梦碎裂；1998年，已经上了高中，成绩很好，考上大学不成问题，家里开始储存学费的时候，来了个“教育产业化”，学费节节攀升；2000年高考，这时又碰上“扩招”—因为就业难而把更多年轻人丢进学校，这也意味着就业压力累加到毕业；靠着助学贷款付清了昂贵的学费，毕业后终于碰上了“史上最难就业年”；就业以后，自己可以努力把生活过得好一点了，就那么巧，整个中国的房价开始疯了一样地涨，抵消掉你的大部分努力所得。

不过，这一切都过来了，苏良荣说：“各种‘改革’制造的难题，被一个个抛到我们头上，要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个不断加压的成长过程一直比较惶惑，但同时也让我们比上面几代人在市场上更加自信，有资本去想象各种可能性。”

不到一年，他自学法律课程通过了司法考试，随后辞职进入一家中央金融企业从事合规管理。

“金融是一个永远的朝阳行业，对效率要求也很高，所以身在其中感觉人更有活力一点。但一开始家里不理解，知道我想辞职的时候，我父母是很担心的，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那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铁饭碗，对他们来说，辞职简直跟被开除差不多。”

大学时代他去参观北京车展，正好碰上电视台的记者采访观众，记者问他，毕业以后第一辆车想买什么牌子，他回答说，至少得是个宝马。那时候他穷得叮当响，记者拍完之后感叹“现在的大学生口气真大”，现在他虽然没买汽车，却已在北京二环以内买了一套二手房。

现在他不再想跳槽，因为收入不错，生活体面，年过而立之后也“想通了”：作为社会大多数中的一员，似乎也没必要刻意过得多么特别。“而且人到此时，我相信更好的工作不用找，机缘到了它会自己来找你。”

北京人马毅超也认同这一想法，他说：“如果这个时候还在为工作发愁，那肯定是自己的问题。”他生于1982年，现在是一家石化大企业的理财师。

本科毕业后几年，马毅超曾辗转全国多个省市，尝试过3种不同的工作，觉得不合适自己，或者对直接的领导不满意而又无法改变，就拿出一张辞职书。因为比较早在北京买房子，三环边上一套三居室只需50多万元，他也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直到3年前，为了结婚他回到了北京，再也没有跳槽。

“该老实点了。”他说。

控制激情

“大学时代觉得，我们这一代是应该努力去改变国家的人，要去实现一些我们认定的重要价值。”马毅超说，“比如那时作为青年志愿者去河北贫困地区支教过一段时间，我就想今后专门从事公益事业，彻底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毕业以后发现真这么做，家里人可能会饿死。”

没有放弃的“公益”承担加上了“力所能及”这一条件。小区内有个生活艰难的邻居开了一家洗衣店，但生意清淡，马毅超就在公司把需要洗衣的同事都组织起来，去照顾他的生意，这就是他现在所理解的“公益”。

马毅超的孩子就要出生，而苏良荣刚刚领了结婚证，都有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家。一份安定的工作，既是承载时间流动的浮舟，又是加固空间静止的铆钉。

“安定”是心理意义上的，工作可能会变动，但不会没有工作，也不会落得一份很差的工作。

这种自信度的高低，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社会活力的强弱。因为现在的80后，正处于业务上已经精熟而身体负荷能力依然旺盛的时期，在大部分企业里都已经成为中坚力量，如果连他们都缺乏自信，那么社会一定出了问题。

但自信往往来自妥协——克制自己的浪漫冲动。

合规管理显然不是最符合苏良荣个性的工作，也是他大学时代不曾想过的工作。他读过很多人文社科类书籍，总是热衷于谈论很多宏大的话题，从历史到当前，从经济到政治到社会，提出一些尖锐的批判，当他觉得实在荒谬的时候甚至会真的生气。

“所以做一名记者或者作家肯定让我心情上更舒畅，但我应该做不好，因为我写文章比较枯燥，想法很多，表达起来却不够漂亮。”苏良荣说，“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仔细地研究业务部门需要我们审查的业务的每一个细节是不是存在法律风险，这样每天不断训练自己，训练到如果有问题的话基本上一眼扫过去就能发现。”

马毅超是一个爱好相声、京剧、昆曲等传统艺术的人，谈起来情怀流溢，充满魅力，但在平时却很少涉及一些工作以外的价值探讨。

“因为在我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中根本不存在讨论形而上一点的问题的对象，今天跟你谈得很畅快，但这是几年中唯一一次。”马毅超说，“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想着怎样让公司那些暂时闲置的钱最安全地增值，每天琢磨的就是各种投资渠道的风险和收益比，研究各种短期理财产品。我自己的生活也形成了短期理财的习惯，比如买车的时候我明明手头够钱，但还是用了两张信用卡刷了一部分，把刷出来的钱拿去捣鼓捣鼓，在免息期内一个月赚个1000多元，少是少，但也够几个朋友在外面喝两顿酒。不怕你笑话，天天就想这些。”

正是这种压制住内心的实用主义的生存方式，造就了他们的职业自信。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让自己过去赖以立足以及未来赢得竞争的，绝不是“情怀”，而是专业能力。

自信使得他们跟企业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对稳定而良性的关系，不存在上一代人关于对单位“忠诚”的心理负担，也不惟上是从。

苏良荣说，如果从事的不是一种特别偏门的工作，你把它做到非常专业，那么它自然就变成了一种在社会上的基础性、普适性的工作，你的人生可能会跟这种工作绑定，但不会跟某家企业绑定。

职业稳定内心瘙痒

人近中年，越来越多的责任在往身上叠加，而所有的责任在最基础的层面上，都可以折算成经济成本。

房子、车子、婚姻、孩子，还有不断刷新着的生活需求，一样样增加之后都变成了固定支出，所以一旦他们换工作，对收入的要求几乎不可能降低。

很多很多的偶然因素组成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毕业之后，如果在广州遇到自己的另一半，那就无法逃避广州的房价，同样两个人，如果换作在中山相遇，则所有承受的成本就有天壤之别。

“生活中一个个的偶然因素，最后都会变成实体负担。”1985年出生的梁康就是在广州遇上了自己的妻子，他是广州一家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

2007年大学毕业后，他首先进入的是另一家机构，薪酬丰厚，和在广州工作的妻子一起购买了房子，每月还贷万余元，并没有太大压力。2010年，在北方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官本位思想让他决定考公务员，考上之后收入剧降，生活变得捉襟见肘，迫于压力，只当了半年公务员，他辞职进入了目前这家金融机构。

“在我们原来的想象中，有一所房子为家人挡风遮雨、买一辆车增大全家的活动半径，这些都是多么憧憬的事情，后来发现，除非你像一些虚荣的人那样，把有一所房子、有一辆车这些外在的东西直接当作最重要的人生成就，否则它们根本谈不上惬意。”

梁康说，它们把人生从液态变成固态了。“我不是说职业上没有选择，相反你迫不得已的专注会让你对业务十分娴熟，今后的选择空间更大，但是，你不一定会快乐，因为你会感觉工作最终只是为了应付各种账单。”

他身处的是一种典型的美式企业组织，效率至上，一些被视为无用的人会被很快淘汰，而像他这样稳重、能干、高效的人会受到更多的重视，加码更多的工作。“雇佣3个人做同一件事，或者把3个人的薪水集中到一个高效的人身上做同一件事，他们选择后者。”

不同于60后、70后进入社会时的经济“蛮荒时代”，80后毕业以后碰到的已经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企业组织方式，每个岗位的人格化色彩都被尽量降到最低，这种组织方式很高效，但却会让人在岗位上日益感觉无趣。

“现在的确到了一个厌倦期，我不担心失业，只是担心彻底失去意义感。”他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了一套价值观，长大以后自己用另一套价值观去否定了它，把精神上的自由和丰富当作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现在这种日复一日、满眼都是数字的工作和内心之间撕裂得很严重。”

这不是一种疼痛，而是一种瘙痒。

马毅超说，自己的对策是不把“喜不喜欢”在工作中看得太重。“能找到一份令人享受的工作的人毕竟是少数，把好恶留给生活，再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开一点。”

河南80后女教师顾少强一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引来无数人共鸣，与这一代人的工作状态息息相关。

梁康每天都很早上班，很晚下班，大多数时候是“披星戴月”，每晚最后一个离开单位，锁好铁门，在路灯中走着回家。有时候他会顺手在微信朋友圈发几句感慨，文字里塞满了虚无。

现在除了工作，就是旅行，几乎不放过任何假期，今年连春节都在旅途中度过，他在寻找一种间歇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