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舒靓芫

枕上白鹿初夏行
——记陈忠实先生

文舒靓芫

我能满意，它（《白鹿原》）就可以垫棺做枕了……纯粹是指向我自己，跟别人无关。

——陈忠实

2016年4月29日7点40分，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先生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73岁。

陈忠实著有长篇小说《白鹿原》，并以该作品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另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散文集《告别白鸽》和文论集《创作感受谈》等。

陈忠实总自称自己是个陕西的农民。但那双长而睁得很圆润的眼睛出卖了他，熟知他的人都知道满脸沧桑，不修边幅，唯有那眼中蕴藏的深邃和敏锐，让他与众不同。

陈忠实曾定位自己：自作、自受。就是他喜欢做，正如创作，是自己做，自己去探索，成功了，他享受欢乐；失败了，他承受痛苦。所以他认为要概括自己：“自作、自受，俩词儿就够了。”

独寻秋景去

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全村不足百户人家，是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小村落，距离唐长安城——现西安旁25公里左右。但这里具有远离城市的天然僻静，最适合沉心静气地思索，精雕细刻地写作。

这里没有工业污染——只要灞河不断流，河川便清澈见底；错落的农舍边有一堆堆的柴火和麦草垛，周围有平展宽阔的庄稼地；河边、塬坡上有树林，生活着各种动物：狐狸、獾、稚鸡、呱啦鸡、猫头鹰……呈现一派安祥和谐的田园风光。

转过村里那座濒临倒塌的关帝庙，便是陈忠实的家园。发生在这篇出生地上的故事，经过他的酝酿，后来被写进了《白鹿原》。“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白鹿原》的扉页上，陈忠实先生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这句话。

1942年8月，陈忠实出生在这白鹿原下灞河岸边的西蒋村。他的父母都是地道老实的农民，靠勤劳的双手和结实的肩膀开垦生活。

陈忠实出生时，正是夏日三伏的燥热天气，他全身起满了痱子，嘴唇也暴起了燎泡。后来母亲常把这些与他人生中遭遇的坎坷联系起来：“你落生的时辰太焦躁了，那天能遇着下雨就好了。”

母亲负责操劳里里外外的家务，父亲起早贪黑地挖树砍柴，再将柴火挑到很远的集镇上去卖，以此获得供养两个儿子上中学的微薄收入。供孩子上学，这对一个处在封闭落后和极度贫困环境下的农家来说，绝非易事。陈忠实曾多次讲到他中学时期求学的艰辛：为了不给家里增添负担，他常利用假期自己卖菜赚钱，他会挑50斤菜，从塬下挑到塬上去卖。闲暇时，他还要顶着几乎要把头皮烧焦的烈日去割草、搂麦穗。但无论多苦多累，只要他母亲给他烙一个白面“锅盔”，他就会憨憨地笑出声。

在哥哥陈忠德眼里，陈忠实很早就显示出了文字上的天赋。大约在他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读到赵树理的小说《田寡妇看瓜》，仿照着写了篇《桃源风波》，得到了语文老师的高度赞赏。

巴尔扎克说：“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陈忠实之所以能够取得后来的成就，与他得到的苦难磨练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写于1987年的《第一次投稿》，是陈忠实对童年生活的追怀。小说讲了他从乡下小学转到城里上初中时，因穷困而“顾影自卑”。自己的诗歌出类拔萃，反被教语文的老师误解为抄袭，在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申述”未果后，委屈愤怒的陈忠实选择了对抗，不再回答老师的任何提问。没想到，这个才华初露的“穷小子”，就这样奇迹般地爱上了文学。“背着一周的粗粮馍馍，我从乡下跑到几十里远的城里去念书，一日三餐，都是开水泡馍，不见油星儿，顶奢侈的时候是买一点杂拌咸菜；穿衣自然更无从讲究了，从夏到冬，单棉衣裤以及鞋袜，全部出自母亲的双手……在乡村读小学的时候，似乎于此并没有什么不大良好的感觉；现在面对穿着艳丽、别致的城市学生，我无法不顾影自卑。说实话，由此引起的心理压抑，甚至比难以下咽的粗粮以及单薄的棉衣遮御不住的寒冷更使我难以忍受。”但这一切丝毫挡不住寒门学子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在这种处处使人感到困窘的生活里，我却喜欢上了文学。”

抄袭事件的僵局持续了近一年后，作文《堤》让陈忠实重新找回了自尊，语文老师主动帮他批改和抄写作文，并推荐到市里参加作文比赛，又亲自投寄给《延河》杂志，获得了刊用。消除误会的师生情是难忘的，但由于老师调离而终不得音讯，陈忠实留下了终生的遗憾：“我感到愧悔，想哭，却说不清是什么情绪。”他责备自己的“可憎的狭隘”，时时想到把自己的作品寄给老师，“去慰藉被我冒犯过的那颗美好的心！”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李建军先生对此有过一番解析：“这是一种能在人心灵深处的静水上，轻漾起层层涟漪的柔和而温煦的暖风，它能吹拂进每一个没有死灭的心灵。”

经过一番坎坷，走上了文学之路的陈忠实，又遇上了求学道路上的阻碍。被经济状况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亲，选择让小儿子休学一年。不曾想，这一年却带给了父亲和儿子终生难忘的痛。1962年，20岁的陈忠实怀着大学中文系梦想参加了高考，一个月的苦苦等待，等来的是不被录取的结果。被击垮的陈忠实失魂落魄。父亲将儿子叫到跟前，掏心窝地说：“娃呀，天底下那么多的农民，不都活得好好的嘛！”

经过了一番思考，陈忠实决心靠自学来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他在白纸条上写了八个大字，贴在墙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多年后，身为知名作家的陈忠实曾给大学生写了这样一段话：

“大学期间无疑是人一生中最可珍惜的美好时光，不单因其如白驹过隙却格外靓丽珍贵的缘故，正在它是人生命律动最活跃也最善创造欲望的时段，却不是人人都能获得的机运。要用勤奋、知识和智慧趟开自己的富于创造意义的路。”

秋风拂去了枝头最后一片青翠，却带来硕果累累。大学是陈忠实永远的一个梦，但梦的幻灭终究没有击败他，而是让他更好地前进。

高考失利后，陈忠实成为了陕西平原上一名合格的农民。后来，恰逢村里的民办小学缺教师，他踏出了尝试的第一步。很快由农民转型为教师，又由民办小学教到民办中学。后来因其表现优秀，很快被提拔到公社，从卫生院院长到公社副书记，一干就是十年。

陈忠实坦言，这才是他文学生涯的真正开始——十年与农民打交道，与农民们同甘共苦，他能够以作家的视角去观察、去亲历和感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群人的疾苦与欢乐。那10年是他对中国乡村的体验、理解最重要的时期，对农民世界的了解和感受，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他不间断地下生产队，参加农业学大寨，指导春耕秋收，平整土地、修理梯田，筑水库、拦河坝，传达文件、调解村民纠纷……他长年累月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忙碌着，繁杂的农业劳动和乡村生活浸染着他，感动着他，使他始终保持着农民的质朴和回乡知青的单纯和明净。

白天，陈忠实处理着乡亲们的家长里短，夜深人静时，他与文学“这个魔鬼”相会、缠磨。他不知疲倦地记录着白天生产生活的见闻，努力训练自己掌握从生活中攫取素材的能力。1971年，《西安晚报》恢复文艺副刊，编辑张月赓委托一位记者向陈忠实约稿。在他们不断的催促和鼓励下，陈忠实写了散文《闪闪的红星》发表在刚恢复的《红雨》副刊上。

这是陈忠实自“文革”停笔5年后的第一篇散文写作。《闪闪的红星》写的是一位军医在山区为群众治病的感人事迹，引起了群众们的较大反响。“文革”以来，读者几乎与文艺绝缘，因此乍然看到写普通人生活的散文，就感觉新鲜亲切。

在那个随时可能因文字惹来灾祸的年代，陈忠实点灯熬油劳神费力地写着，文学创作逐渐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一种需要一种寄托，文学让人心地纯净。这一时期的创作锻炼了驾驭文字的能力和篇章结构的水平，也形成了他较为固定的思维和审美模式，以致新时期为超越它而吃尽苦头，经历了炼狱般的痛苦和精神剥离。

忧欢不至情

后来回想起“文革”岁月，陈忠实说： “‘文革’开始‘破四旧’的时候，把我吓坏了，因为当时对于中国的文学作品，新时代的文学作品，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作品，几乎是全部被否定批判的。尽管我当时生活很困难，但总还买了一些文学书。”而且除了记了厚厚一摞日记，他还写生活笔记来记录在生活中观察到的世相和细节。“文革”开始后，他想到“那个家伙若叫人翻出来，就不得了”。于是，他在一个周末专程回到农村的家中，在土茅房里把日记一页一页撕下来，全部烧成灰，还用黄土再覆盖一次。

然而，陈忠实还是没能逃脱厄运，一帮“红卫兵”小将从他的几篇作品里“找出”了问题。他被扣上了“保皇派”的帽子，被罚去学校养猪。有一天，他拉架子车到西安一家面粉厂买饲料麸皮，偶然看见一串游街队伍，在那里挨批斗的，正是他所崇拜的柳青、杜鹏程等作家。

早年曾被称为“小柳青”的陈忠实，多次跟媒体说，很喜欢这位同为陕西人的前辈作家，“文革”时上五七干校，他的背包里只有两本书，一本是《毛选》，另一本就是柳青的《创业史》。但后来虽与柳青有着几面之缘，陈忠实却一次都没有勇气去和自己敬仰的作家说话。

1980年，陕西省青年作家在一起（后排左一为路遥，左三为陈忠实，前排右一为贾平凹）

时代虽然改变了陈忠实的人生道路，却没有改变他对文学的热爱。那是一段充满“自虐式的反省和反思”的日子。他自己主动辞去行政职务，转到位于郊区的文化馆工作，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安静读书，“用真正的文学来驱逐、涤荡我的艺术感受中的非文学因素”。

面壁两年后，陈忠实于1979年终于捧出了荣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信任》，并以此重归文坛。

曾有记者问陈忠实“如果没有时空的妨碍，不论朝代，不论国家，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他说想去长安，因为自己家就是在这边，盛世之下，老百姓应该是活得最滋润的时候，但心里也畏惧覆亡时长安的凄凉，所以不想去晚唐。记者再问想和哪一位没有正式接触过的文人相见？他说想去看一下杜甫，“如果我家里有粮食的话，给他送一斗小麦，他太凄凉”。

历经了家庭条件带来的苦难，以及“文革”的磨练，先生始终站在坚定的立场，以自信的态度洗涤自己的污垢与伤痛。一本巨著就如一场风暴，正在悄悄酝酿。

白鹿驰原行

一

《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展现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展示了古老的土地如何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它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这部作品集家庭史民族史于一体，以厚重的历史感、复杂的人物形象、绚丽的风土人情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还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

作品中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令人震撼的真实感，都来自于作者的亲身实践，有自身的经历，也有苦苦追寻得来的历史线索。

陈忠实的家园大门前不过十米的街路边，有他亲手栽下的昂然挺立的法国梧桐。这本来只有食指粗的小树，在他决心动手写《白鹿原》的1988年的早春栽下。四年后它便长到和大人的胳膊一般粗，可以让它的主人享受到筛子般大小的一片绿荫。这棵梧桐树，是陈忠实为了写成《白鹿原》这几年来所忍受的一切寂寞艰辛的活生生的见证。

陈忠实认为：“写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和很多人的想象完全不同，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是纯粹靠天才和灵感来写作的，你要吃得下苦，还要体力好，这就是作家实实在在的生活。写作本身并不会让人变得更强壮、更聪明、更快乐，但如果不写，写不出来，你会非常焦虑。那种焦虑感很可怕，爱因斯坦解释过：就像夏天坐在火炉旁边，你热得大汗淋漓，纵然知道时间不会变快也不会变慢，但就是觉得生不如死。”

那时候路遥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都在电台里广播，播讲者是李野墨，陈忠实说“我听着听着，就忘了吃饭”。那是20世纪80年代，陈忠实已经发表了一百多万字，“小柳青”的名号就是由此而得的。他自己说：“我大小也算是个作家，可是一夜之间，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个问路的！”

这说来有些啼笑皆非。

在作协院子里，有人来问：“同志，这是作协吧？”

“对。”

“请问路遥在哪儿？”

这样的情形，最多时“一天遇见七个”。

陈忠实终究在作协院子里待不住了，他卷起铺盖回了农村，住在自家祖屋里，让老伴每天给蒸两大锅馒头，把自己关起来写作。他准备了两年，写了四年。每天一大早起来写三千字，然后下棋、聊天、干农活儿。

陈忠实的老朋友冯希哲教授说：“陈忠实是那种很‘笨’的作家。”《白鹿原》里的每个人物，在现实中基本上都能找到原型，曾经有一篇论文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搞人物索引，冯希哲拿给陈忠实看，陈忠实哈哈一笑，硬说自己是虚构的。

1986年，在计划写作《白鹿原》之初，陈忠实置身于长安、蓝田、咸宁三个县的资料馆里，整天埋头查阅与乡土历史有关的县志。别人问起时，他只说自己想了解脚下乡土的历史。

1988年清明节前后，陈忠实回到老家的祖屋开始动笔写《白鹿原》草稿时，作家圈的朋友们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了。有一天，他去作协大院买口粮，遇到当时的作协领导胡采，老人家问他：“你的长篇写得怎么样了？”陈忠实答：“已经开始写了。”胡采后来就跟人说：“忠实这个人，总会留有余地，他说开始写了，那起码也写过一半，并比较顺利，甚至初稿都出来了。”

曾有一个年轻作家问过陈忠实：“你用得着到长安摊时间下工夫查资料？你到底想弄啥？”陈忠实没有再回避，却也没有很直白地回答，他说：“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做枕的书。”

“垫棺做枕”一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二

陈忠实“如同一位智慧的老农在讲述岁月的变迁，彰显出大气和浓烈的地域风采”。他在写作初期，最大特点是：农村日常的种种色色，在他笔下尤显逼真，充满了强烈的美感。“他在家乡的那片原上成长着，思索着，坚守着，突围着，耕耘着。”关于《白鹿原》的写作，陈忠实曾写过一本取名《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的小册子。“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句话源自作家海明威。“读到海明威的这句话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作家创作这种颇多神秘色彩的劳动，让海明威一句话说透了。这句话很准确，要准确就不容许夸张；这句话又很形象，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如同勘探者寻矿源；这句话尤其着重在‘属于自己’这个划界，可以说把作家的个性化追求一语道破了。”陈忠实说。他自己的创作历程也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他说：“我从初中二年级的作文课上写下第一篇小说，实际上就开始了寻找，只是那都是无意识的盲目，是从模仿赵树理的语言开始的。许多年后，当我在经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探索，进入到长篇《白鹿原》的创作时，企图要‘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的欲望是前所未有的。”

陈忠实坦言，《白鹿原》的灵魂，就是中国人从帝制之下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精神剥离的过程，剥去腐朽，滋长新生。

说到《白鹿原》中的人物，陈忠实自认为朱先生是写得最吃力的一位。他在最初构思、开始写作时，“心里最不踏实的，包括有一种畏怯感的”，就是朱先生。

这个朱先生是小说中最依赖于生活原型的一个人物。他姓牛，陈忠实在下边添了一个“人”字，就变成了一个“朱”，他是清朝废止科举制度最末一茬的举人，是儒家学说的关中理学学派最末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这个人物在白鹿原当地，在陕西的关中地区几乎是家喻户晓。陈忠实还没上学的时候，就听父亲讲过这个人的传说。因为牛先生知识渊博，包括对自然天象的观察和判断，“有时候都能判断出来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天晴”。因此关于牛先生有很多神秘化的传说，陈忠实承认这些是带有迷信色彩的，这也证明：这个人物有一个活生生的在老百姓脑海中的参照。所以在写作时，陈忠实最担心就是这个人物，是否符合百姓心中的形象，能否得到陕西读者的认可。

后来在《白鹿原》面世后，陈忠实在一次文学活动上遇到了牛先生的一个孙子——恰好是《西安晚报》的副主编。“我们俩一握手以后，我第一句话就问，我说我对老先生的刻画没有不公吧？你能认可吗？”对方非常高兴地说：“非常好。”陈忠实表示自己很感动。对方可能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同样是听传说，听着自己的父亲或周围的其他人传说。把这个存在于口口相传的人物刻画得让人满意了，是陈忠实最大的成功。

另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是以《乡约》构建心理框架结构的人物——白嘉轩，从内在显示着白鹿原人独有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

陈忠实说：“解构透视出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兴奋和痛快。白嘉轩和《白鹿原》里各个人物的种种冲突，顿然梳理明朗了；某些情节着墨的轻重，也很自然地显示出来了；不少此前酝酿过程中甚为得意的生动情节，此时发现游离在白嘉轩心理冲突之外，只好忍痛放弃了。”

他的意识集中，因此就单纯到近乎简单了：要表述的《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长，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潜在的对手是鹿子霖——经济实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田小娥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生理本能基本需求，这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兆鹏和自己的女儿白灵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他出于潜藏的感情，只好徒叹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却彻底堕落和彻底逸出，这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一个人撑着一道原，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白鹿原就是白嘉轩。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还有一位性格鲜明和突出的女性人物——田小娥。陈忠实说，这是他构思《白鹿原》最早出现的人物之一。当时，他在蓝田县查阅县志，其中有三四卷记载的全部是蓝田县有史以来贞妇烈女的名字。就像当时的大多数妇女一样，她们没有真实名字。大多数人，十五六岁出嫁，十六七岁生子，然后丧夫，然后在这个家庭生活一辈子。在陈忠实看来，抚养孩子，伺候公婆，对于一个妇女个人而言没有任何享受。这些人的生命和心理的承受力，可能是中国活得最痛苦的一种人，甚至不如一死了之，因为她们全部是为别人活着。就在这一刹那，陈忠实心里觉得“我要写一个反叛这些的人”。

于是，田小娥就出现了。她没有任何思想启蒙，也没有任何人生理论，纯粹就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应该在社会中获得的最基本的生存理念。她天性是解放的，她只知道自己“应该这样生存”。社会应该给女人一种最基本的合理的生存，对于《贞妇烈女卷》里头那些女人来说，她们从小被灌输、继承的就是从一而终的守节观念，其残忍的程度不符合最基本的人性。就是在这种禁锢下为追求基本合理的生存权利，而对强大的道德枷锁进行反叛，就产生了田小娥这个形象。

《白鹿原》书影

陈忠实说：“那个时代里头，进行过反叛的人，也不是三个五个，也有一个相当数量的数字。在民间有很多所谓荡妇淫娃的传说，我都听过很多。那么民间对于所谓荡妇淫娃的那些传说，和《县志》上所记载的，刻记下来的东西，都形成一个相当强烈的对比。”他写的这样一个纯粹出于自身生存本能进行了一定反抗的女性，是必定会有悲剧性的结局。

田小娥是反叛的，是陈忠实期待的反叛。

三

在《白鹿原》的创作后期，历经艰辛迎接苦寒梅香的陈忠实，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颇有趣味的细节：

他把一大摞写满了字的纸捆起来提着，跟老伴说：“老婆子，你问我这五年都弄了些啥？我就弄下了这些！现在我把这一捆提上，进城去。成了，接你娘儿们住高楼，不成，一把火烧了，我回来跟你喂鸡！”——这一摞纸就是小说《白鹿原》。

在《白鹿原》完成后，陈忠实首次得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评委、著名评论家李星先生的肯定。李星先生把装菜的袋子放到厨房，领陈忠实走进自己的书房兼卧室——猛然转过身来，几乎和他撞到一起，黑煞着脸，睁圆两只眼睛紧盯着陈忠实，声音几乎是失控了：“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陈忠实回忆道：“我一下愣住了，从他转身开口之前的那种紧张到惶恐的情绪里一时转换不过来，发愣又发蒙地站在原地，听着他又重复了那句话，同时击了一下掌。我很快就感到心头发热到浑身发热，却仍然说不出话，也不想说话，只顾听他慷慨激昂随心所欲畅快淋漓地说话。”当时，李星在小屋子床和墙壁之间的窄道上“不停地走动，激动时还跺着脚，说着他对《白鹿原》 手稿阅读的印象”。陈忠实就这样站着，听着李星尽兴地讲着……

辟地知汪冽

“大水深藏，一旦地裂土开，才见其汪与洌。”陈忠实的挚友，作家吴兰兰说，这就是《白鹿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

《白鹿原》成功后，以每年5到10万册的数量，总销售超百万册，这在我国当代文坛非常罕见。常读陈忠实作品的读者会发现，陈忠实每一篇文章的末尾，常署的是家乡的“原下”、“二府庄”（《白墙无字》也是这个落款）等字样。即使在作协大院写出的文章，他附上的是“于雍村”或“雍村”，没有一次用过街巷或单位的名字。

原因是，他潜意识里依然与乡村亲和着。尽管住在城市也有不少年头了，却拒绝把“什么街什么路什么巷”作为文章末尾的写作地点，乐于附上什么村什么寨什么庄这些乡村的名字；这种亲和和拒绝的意向，却是出自无意识的自然行为。

假如听过陈忠实的讲述，我们会感觉他是这样一个人：生活平凡，却能处处悟出道理；语言简朴，却总能一语中的。对人生的感悟，他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直观描述：“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所以，馍就生了。”陈忠实之所以能成功，不仅因为他有过人的天分，还因为他有常人所不及的吃苦精神。

1993年，《白鹿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社会上一时反响如潮，陈忠实备受瞩目。可这时的陈忠实却因这几年艰辛，透支了身体，显得非常疲惫，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休息一下”。据吴兰兰女士说，当时陈忠实选择了咸阳秦都饭店二楼的一间普通间住下，他“啥都不写，只和朋友谝谝闲传”。一天，他说宾馆的饭吃腻了，吴兰兰便和丈夫领着他到处找小吃。一天中午，他们来到一家专门卖大羊骨汤泡馍的小吃店。据说，店家十分实在，一份会整一大老碗，大骨头肉还不少，当时的陈忠实吃得美滋滋的，吃完一抹嘴笑着说：“咥一碗这汤比啥都好，外地人吃不上可惜了。”第二天，吴兰兰陪他吃完早餐便去上班，一进门，她的同事徐晓明就说：“我早起看见你领着老家的亲戚从体育场门前过就没言声。”吴兰兰说那是陈忠实，不是老家亲戚。同事便惊喊：“得是？他就是陈忠实先生！写《白鹿原》的陈忠实先生？咋跟农民一模一样些！”

1998年10月，陈忠实在西安举行的第九届全国书市上为读者签名（新华社/图）

陈忠实常说：“生活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如果一味地向高标准看齐，就会消磨自己的意志。粗茶淡饭、五谷杂粮最养人，衣着朴实，最惬意。”2014年，陈忠实做客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现场，主持人朱军问他生：“您人生中最大的浪漫是什么？”他坦然地笑了，一字一句地说：“喝着酒，听着秦腔，这在我看来就很浪漫。”那一幕引来了全场一阵喝釆。这就是朴实无华、宠辱不惊的陈忠实。

陈忠实曾写到自己在读到一本《历代诗人咏灞桥》的诗集时，大为惊讶，因为除了人人皆知的“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灞桥，灞河和白鹿（或灞陵）这道原，还有数以百计的诗圣诗王诗魁都留了绝唱和独唱。

他例举了白居易的一首诗：

宠辱忧欢不到情，

任他朝市自营营。

独寻秋景城东去，

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首诗也让陈忠实产生了共鸣。“宠辱忧欢不到情”，不正是他自己为人最好的写照吗？

在60岁后重回白鹿原时，陈忠实说：“我听见架在火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我沏下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我坐在曾经坐过近20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萦绕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如今， 白鹿原上萧瑟空旷的场景渐次消弭，往日特有的破败荒凉，逐渐被新修的柏油马路和拔地而起的大学城取代，这古老的土塬上增添了不少年轻的气息。

不知从何时起，坡道边上已挂起方砖大小的指示路牌，用指示箭头一路指着“陈忠实先生旧居”，终点就是陈忠实家的那所老宅子。那里现在已经无人居住，屋门紧锁。

陈忠实后来一直生活在西安市区。如若没有特别的事情，他会每天七点钟起来，吃早饭，略微锻炼一下身体，然后从东郊住所赶到位于市区西南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每年清明，陈忠实都会带着家人回老家上坟祭扫，然后到兄长陈忠德那儿小坐。尽管二人年龄只差三岁，但却一直有着“长兄为父”式的礼法。而村民们还是津津乐道于每次陈忠实回来，都差不多还是以前的样子，完全没什么架子，路上遇到村子里的人，总会招呼他们坐上他的小轿车，载他们一段。

无论白鹿原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永远记得暮色苍茫中这片雄壮广阔的原野，曾引起多少人的遐想和感慨。因为陈忠实已把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永远地定格在这古老的原野上了。

白墙无一字

晚年，陈忠实发表了散文集《白墙无字》。有人说，几十年来，他的性格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只是比年轻时多了些淡定宽厚，少了些急躁冲动，“但骨子里的自负、倔强不屈、疾恶如仇没有丝毫改变”。

陈忠实有一项原则是：不要先说话后做事，要先做事后说话；想做的事做成了，还可以不说话。想来大约是幼年所受的影响，那是他父亲的行为规范。叫他不要说大话，教导他做一个可信度高的人，这也是之前他写《白鹿原》时厚积薄发的原因。

陈忠实回忆道，这虽是幼年所接受的行为规范，但已经成为了他一种难以改易的习性，后来也形成了在墙上不贴不挂格言警句习惯，这也是为自己留着一条后路。“格言警句贴在墙上，任谁都能看到，而自己一旦违犯，且不说别人会如何做出挂羊头卖狗肉的不屑表情，自己的尴尬也难以平复。”想做的事和自己认可的行为准则，努力去做努力追寻就可以了，万一实现不了或发生错误，自己总结自我反省，也可以避免吹牛和言行不一的尴尬……因此他的墙壁依旧空白着。

一堵空着的墙，既是一切了然于心的豁达，也是为人处世低调扎根的稳重，更是吸纳、广博的精神体现。

陕西新锐作家周瑄璞曾与陈忠实有过一次接触。2014年10月26日，陈忠实与一群陕西青年作家在一起合了一张照。当时，陈忠实说：“多年来，没有一天不签书的，我可以回绝达官贵人的邀约，但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拿着《白鹿原》找我来签名的读者。”周瑄璞曾在2002年夏天，拿着一本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鹿原》请陈忠实签字。陈忠实一看有些意外，他说：“哎哟，你这本书是头版第一次印刷，我手上都没有，你能不能把这本书给我，我再买本新的送给你？”周瑄璞当场应允。后来陈忠实在送给周瑄璞的《白鹿原》一书扉页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周瑄璞）书写得上乘，人亦颇见修养。后拿拙作《白》让我签字，发现为出版第一次印刷本，便留下作存。另购此新版本谢还。是为记。”还特意加盖了两枚红印章。

其实陈忠实是有一套关于“做男人”的标准。他觉得，世上有许多事，尽管我们看得清楚，却说不出口来。但有些事情，是看见了认准了就要必须说出来的，而有的事至死也不能说。“能把握住什么事必须说、什么事不能说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这话朴实，却蕴含着多层含义，耐人寻味。

《白墙无字》书影

关于胆子大，他也是有标准的：“我一生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凡是怕人知道的事就不该做，应该做的事就不怕人知道，甚或知道的人越多，越显得这事应该做。”

正如2004年，金庸先生到陕西做直播节目“金庸华山论剑”。晚宴上，金庸向陪同领导提出想换个桌子坐，“因为陈忠实先生在另一桌，我想和他坐”。金庸对陈忠实说：“我很喜欢《白鹿原》，你胆子大，敢给地主翻案，在五十年代，这是要杀头的。”陈忠实对金庸说：“你看懂了。”

曾有晚辈在去请陈忠实写字时，得到一桩趣闻：当时陈忠实住在南郊一所大学的家属院里，才走到二楼，就闻见巴山雪茄的味道。陈忠实的房间在三楼，到处堆着书，只有一张坐着很不舒服的长椅。陈忠实想找点东西招待他们，什么吃的都没找到。有人说，陈老师过得太可怜了。但先生自己并不觉得，只是看着几位晚辈，慈祥地笑，好像听见小孩子说了淘气话。他们问他，为什么要抽那么多雪茄？他说：“抽雪茄蚊子不咬我。”正如一个更加淘气的小孩子。

陈忠实是朴实的关中人。在《白鹿原》问世之前，据说“他穿着像个农村进城务工的包工头儿”。据说无论谁找他闲谝，他都会接待，但是一语不和就会撵人，而且绝不客气，使用短语：走走走，赶紧走，额（我）还有事哩，来人便得狼狈逃蹿。那时，陈忠实抽的烟还是劣质的，味道极重。他自己就说，“咱没钱，抽这烂怂烟便宜么，劲儿大。”

后来，有人劝陈忠实，“烟酒不是好东西，还是戒了吧。”陈忠实真的把烟酒全都戒了。这时候，听他的嗓子似乎也干净了许多，脸色也红润了。

死生但留说

在陕西作家群体中，贾平凹、路遥和陈忠实是三个较为典型的代表。

1988年5月25日，路遥凭借过人的意志力，一边和病魔作斗争，一边坚持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最后创作。他写作最后一章时双手痉挛，泡在热水里半天才恢复知觉。在为全书画上最后一个标点时，他站起身来，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把圆珠笔往窗外一扔，嚎啕大哭。

陈忠实书法

1991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五日，历经六年，《白鹿原》创作完结。陈忠实回忆：在划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省略号的第六个原点的时候，两只眼睛突然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背靠沙发闭着眼睛，似乎有泪水沁出……

陈忠实比路遥幸运，《白鹿原》问世后，他名声大噪，比起版税收入和他爱抽雪茄的高昂消费，陈忠实曾坦言，真正让自己“脱贫”的是影视剧改编带来的改编版权费，但他穿着仍是一身包工头的朴素，他的尊严全在于心灵深处。

1992年11月21日，陈忠实送别路遥：“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纳，这就是，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的天宇间陨落了！一颗智慧的头颅终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

2016年4月29日，没有等到5月的到来，陈忠实先生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人间最美的四月天。

有人说，长安最好的先生走了。

有人说，陕西文坛的绝代双骄时隔24年，相继离去，在另一个平凡的世界里，路遥的人生不再寂寞。

有人说，“人生平凡天堂路遥却近，白鹿神秘红尘沉重实轻 。”

此刻，白鹿原上，正是樱桃红了的时节。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朱鸿与陈忠实生前多有来往。在他看来，先生是一个“久经儒家文化浸润和陶冶的人”，动心凝虑，举手投足，皆有仁义礼智信的约束。先生之正，馨必飘远。

5月5日，在西安送别陈忠实先生时，作家高建群在《南方周末》发表整版纪念文章：《文学是一碗强人吃的饭》。他说，陈忠实先生和其他天才一样，都是贤者和暴君各占一半的人物。

“从骨子里讲，他还是一个农民，身上具有关中农民所有的优点和缺点。”

高建群说：“关中人，生冷硬朗，打死不认卯，能极度地吃苦耐劳，又极好礼势，极好面子。初看，以为是一个简单的人，打搅长了，红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才知道极度地心细如丝。

李星先生哭别陈忠实先生时说：作为一名评论家，他和作家是相伴相生的。作为《白鹿原》的第一位读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评说他的这位老友：“人格的重量影响作品的重量，有多伟大的人格，就有多伟大的作品；有多高的境界，就有多高的作品；他的厚重、博大，他的宽度、广度都渗透到了他的作品中。他说文学依然神圣，他也用生命在践行着这句话。”李星认为，陈忠实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创作的总比说的多：“自学成才的陈忠实先生永远介绍自己是‘高中生’，虚荣之心、名利之心他都没有，只有一颗专注人性、专注写作的心。”

2015年6月，青年文艺评论家、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冯希哲从外地学习回到西安，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陈忠实先生。这时，先生已经不能说话，只能通过写字来交流，他写道：“癌，这是人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但是人得面对它……”谈起这些，冯希哲哽咽了：“他生命意志力很强，从来不会向困难低头。”

一位叫雷电的晚辈说到先生去世前期的事情：在做放疗后，先生又要不断去检查、化验身体功能状况。12月初，发现肺部有了新问题，因此到医院仍是早去晚回，同时治疗间歇每周还去工作室几次。先生曾和雷电说，比起前期的放疗，化疗副作用太大了，难受得很。治病以来从未听过他谈过疼痛感受，他也一向不喜别人问他身体状况如何的话，这样说已表示先生在极力忍受病痛折磨，表现给外人平静祥和。先生的周到周全厚道责己，已成为先生的一大重负，但这是他甘愿的负担，令人敬佩的是，即使病身孱弱，先生也仍不改初衷。

陈忠实先生的女儿告诉前来先生追悼会的记者，老人走得很安详，很平静。

《白鹿原》里有这样一段话：“好好活着！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先生曾在一篇《两株玉兰花》中写过关于玉兰的故事：本来并不打算留着这两株透黄的花，但由于不忍，就继续留着她们，几年后竟然越活越好，仿佛有了第二次生命。“拿着镢头刨挖的一瞬，却似乎听到一种凄婉的求生的哀音，那一片片透亮的黄叶似乎也幻化成哭相，我便举不起镢头来。遭遇过生存劫难之后开放的这两朵洁白如玉的玉兰花，就不单是通常对所见的玉兰花的欣赏的愉悦了，多了一缕人生况味的感受。”

又有《青海高原一株柳》，这篇散文中，先生写道：“青海高原上的这一株柳树，为保存生命却要付出怎样的难以想像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是一种柳树，生活的道路和生命的命运相差何远？”这些感慨，已然让我们能够走入先生勘破生死、荣衰规律的内心——那时，人生百味都过去了。人们好好活着，就有希望。

陈忠实在电影《白鹿原》拍摄现场与演员们谈笑（尚洪涛/摄）

先生在《初夏》中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生活在不断地死亡，生活在不断地新生。”

如今先生是一个人去寻了夏景，一切的生死也都过去了。但那句说“垫棺做枕”的话仿佛还在我们耳边，他的作品真正如他所说成为一本枕上书，不仅是他的，也是无数人的。如果说陈忠实先生是一颗从陕西平原冉冉升起的星，那么《白鹿原》就如一丝星火，燎原在中华大地，永远闪耀和充满活力。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