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守仁

怀念和章仲锷在一起的日子

文张守仁

2008年6月，章仲锷与本文作者张守仁在江西婺源采风

《十月》创刊号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仲锷离开我们快八年了。我常常想念他，想他的时候，就在书房里放一盘经典名曲《友谊地久天长》，在女声、大提琴伴唱、伴奏下，在黑管、小号的呼唤声中，回忆我和仲锷三十多年亲如手足的友谊，回忆我和他共同创办、编辑《十月》，把这个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现的大型文学刊物办得有声有色、令全国同行羡慕的幸福岁月。

仲锷是1972年调到北京出版社的，当时办公地点在西单新文化街，我们是共处一室的同事。当时他身体欠佳，手掌心发红，已得了肝硬化。他平时少言寡语，埋头于稿子中，勤勉苦干。

仲锷生在湖南长沙，长在山东，故他对山东情况比较熟悉。1977年夏天，仲锷、王世敏和我同到济南组稿。我们看望了《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诗人苗得雨，顺便参加山东文联在南郊宾馆召开的文艺大会，听山东省省委书记白如冰做报告。休息期间，就到报告大厅外树荫下聊天。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说国家形势有了大变，文艺界也会松动，应该抓紧时机有所作为。“文革”之后人民翘首盼着从各地回京的作家们在创作上的喷发，打破文坛上荒芜冷清的局面。我们越说越有劲，说要抓住这一难逢的机会，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迎接创作高潮的到来。接着三人便想刊名，想到了“东风”“首都”“朝阳”等，都不理想，最终王世敏提到了“十月”。我和章仲锷一致赞同，觉得这个名字响亮、大气，红军长征胜利在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十月，打倒“四人帮”也在十月，而且还可表示金秋之后大地丰收的意思。从山东回京后，王世敏便组织班子，积极筹备。

1978年4月，我和仲锷为正在筹办中的《十月》沿着京广线南下组稿。第一站是保定。保定一带出现过孙犁、梁斌、徐光耀、申跃中、韩映山等一批著名作家。那几天，保定正在召开散文座谈会。那次会议是河北作协张庆田主持召开的，还邀请了刚开始写作的文学青年铁凝参加。她当时作为知青在博野县劳动。那次会议，铁凝坐在我们对面，一身海军女战士打扮，短发，微黑的脸，专注地听作家们发言。我和仲锷觉得她是有潜力的文学苗子，便鼓励她给我们写稿。后来她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在《十月》上发表。

第二站是长沙。我们找到了湖南文联主席康濯，请他给我们介绍几位湖南省有创作能力的新秀。康老说，湖南郴州歌舞团有个叫古华的年轻作家，他有创作潜力，你们可以找找他。于是我们连夜乘火车前往郴州。古华宰了一只肥鹅款待我们。他还带领我和仲锷跨越郴州上苏仙桥，参观了当地名胜“三绝碑（上面刻有秦观的词《踏莎行·郴州旅舍》，苏轼的跋、米芾书写的秦观词、苏轼跋的真迹）。我们从古华那儿拿到了短篇《送你一支玉兰花》，发表在《十月》。经我们介绍，古华进了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深造，之后写出了获奖作品《爬满青藤的木屋》和《芙蓉镇》。

《十月》终于在1978年8月出了第一期。此后，获得改正的“右派”作家们陆续从外地回京。仲锷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奔波于北京街头，向他们约稿。当时邓友梅在北京没有住处，临时挤住在妹妹家，睡的床铺竟是搭在厕所浴盆上的一块木板。仲锷向他约到了小说《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后来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还拍成了同名电影在全国公演。仲锷远赴通县儒林村，坐在刘绍棠炕头上约到了他一生的杰出作品《蒲柳人家》，后来也获了中篇小说奖。从维熙从山西回京之后，挤住在东四魏家胡同内南吉祥胡同的小屋里。十平方米的小屋住着他母亲、他儿子从从和他三代人。走进小屋，人都转不开身子。仲锷向维熙约到了中篇小说《第十个弹孔》。他还编发了张洁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沉重的翅膀》以及当时已从北京十三中调到北京出版社当编辑的刘心武的《如意》《立体交叉桥》。我还在仲锷东四四条的家里遇见了从银川来的、披着破大衣的张贤亮。我们喝着啤酒、吃着高桦包的饺子，听张贤亮讲他劳改时苦难的经历。张贤亮对我和仲锷说，有一年他在劳教农场犯了重病，昏迷不醒，农场的人认为他死了，把他抬到了太平间里。躺了一天，他醒了过来，发觉周围都是死尸，立即挣扎着向太平间门口爬过去。他用无力的手，拉拉门，但门紧闭着，他又昏了过去。他一位当医生的“右派”朋友从附近农场看病回来，听说张贤亮死了，吃了一惊。他根据平时对张贤亮体质的了解，认为他绝不会死去。他赶到太平间，打开门，把张贤亮救了出来。张贤亮说：“我既然从太平间里爬了出来，就一定能够坚强地活下去。从那之后，什么困难、艰辛、贫穷、受辱都不在话下了。我已经得起各种各样的摔打。”之后，张贤亮把《土牢情话》交给仲锷编发，把《绿化树》交给我发在《十月》上。

仲锷在《十月》草创时期是功臣之一。《十月》那时的光辉，有他一份功劳。但事情发生了意外的转折，原因是白桦把《苦恋》文学剧本交给仲锷发表在《十月》上。长影青年导演彭宁按此剧本拍成了电影《太阳和人》遭到禁演，同时批判文学剧本，酿成一次文艺风波。这样，出版社的领导就让仲锷靠边站了。当时《当代》主编孟伟哉约我到他东城区红星胡同的小院里谈话，想把我从《十月》调到《当代》工作。我想仲锷因为《苦恋》事件已成为《十月》的边缘人物，正处在困难之际，便向老孟力荐章仲锷的编辑能力，希望他改调仲锷去《当代》。这样，仲锷1982年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十月》编辑部。

仲锷在《当代》《文学四季》《中国作家》工作期间，我一直和他频繁交往。他在那些刊物上又编发了许多佳作，如刘心武的《钟鼓楼》、王朔的《空中小姐》、柯云路的《新星》、铁凝的《玫瑰门》、张贤亮的《习惯死亡》、莫言的《十三步》、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何建明的《落泪是金》……仲锷是唯一一位在首都四个文学大刊物上都工作过、编发过名篇的文学编辑，于是他声名鹊起，被首都文学界誉为“章大编”。在仲锷离休前后，我和他一起到北戴河参加中国野生动物协会举办的观鸟活动，共去太行山下赞皇县采风、拜谒革命圣地西柏坡，远去新加坡参加海外华人举办的“人与自然环境”文学研讨会；东赴日本在华裔日本作家华纯带领下参观东京市容、观看在东京湾填海造成的迪斯尼乐园里的精彩节目。我和仲锷、高桦、刘茵还一起编了一套360多万字的“碧蓝绿文丛”交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尽管不在一个单位了，我和仲锷始终在一起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互帮互助，切磋编艺，推荐新人，为文学事业竭尽绵薄之力。

仲锷生性木讷，少言寡语，但冷不丁说出来的话颇为幽默，像他的杂文那样带着刺。只要我俩相遇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正如高桦所说，我们两人互相揭短，从彼此争论中获得无穷乐趣。他常批评我说话南腔北调，不会说普通话；我说他不懂礼貌，宴会上主人没有发话就自己拿起筷子先夹菜吃；他说我下棋太差，是个臭棋篓子；我说他毫无生活能力，竟用去污粉当盐煮鱼吃。他还用生僻的繁体字、少见的成语考我。我答不上来，面露窘态，他就抿嘴自乐。

在我们这一波老编辑中，他的案头功夫最硬，在看稿、看校样时，他像只啄木鸟似的，能飞快地啄出行文中的“害虫”（错别字、病句）。他看电视剧、读银屏字幕，或翻阅新书，或听演员、主持人讲话，常能发现用错、念错的字。他说像吃饭时硌到了沙子那样膈应，便咬文嚼字地写出一批纠错文章，以正视听。他这种火眼金睛的本领，活字典式的博学，令我佩服。

岁月流逝，人生易老。2008年10月3日中午，我正在翻阅《文学界》2008年第9期上所载仲锷专辑中的文章，电话铃响了，拿起话筒，一听竟然是他女儿章则哭着告诉我：“张伯伯，我爸爸今晨走了！”“什么！？国庆节前我还跟他通电话，好好的怎么突然走了？”章则说：“先是发烧，后转为肺炎、心衰，就没有挺过去。”我说：“新新（章则小名），你先陪着你妈妈，我立即就来。”

放下电话，冲下楼，打的奔往潘家园。一路上思绪混乱，我和仲锷友好相处的点点滴滴，像电影似的在脑海里翻腾。从北三环路赶到潘家园，的士整整走了半个小时，我冲上仲锷在第17层的寓所，见他的亲人都在。新新迎过来对我说：“张伯伯，您跟妈妈说说话，劝劝她。”我走进卧室见高桦倚靠在床上，她一见我哭着诉说：“守仁，他怎么就突然走了呢？我有责任，我没有叫人及时给他安起搏器。”我赶紧过去轻拍她的背，安慰她：“你别这样说，仲锷能活到今天，全是你照顾得好。1975年我和他同一个办公室，就见他手掌心是红的，当时就已肝硬化。多年来，是你不断叫他按时服药，服侍周到，他才能活到今天。”新新站在床边说：“妈，几十年来张伯伯是见证人，您别自责，别太难过了。”我说：“高桦，仲锷这几十年能一心扑在工作上，编出这么多好稿，这军功章的功劳有你一半，不，一多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仲锷身前还希望编一本自己的杂文集、一本评论集，你要节哀，保护好自己身体，才能完成他的遗愿啊。”

仲锷“磨稿斋”书房里已经布置了简单的灵堂。在他遗像两侧已有铁凝、金炳华送来的花圈。我向仲锷遗像鞠了三躬，见高洪波、石湾等人来了，便离开他家，遵高桦嘱咐，打电话通知李存葆、崔道怡、赵大年等文友以及北京作家协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单位。

是夜，我难以入眠。这半辈子，我和仲锷算得上挚友、诤友、情同手足，真正称得上是黄金搭档。

如今你突然走了，今后还有谁能像亲兄弟似的指出我的短处，如顽童似的跟我斗嘴取乐呢？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你走了，何时我才能到你去的那个世界会面叙旧呢？我内心伤痛，不禁欷歔暗泣……

今年初春，《中国作家》杂志的主编王山和副主编程绍武、高伟要我给他们编辑部的年轻人讲讲如何才能当好文学编辑。会场上人齐之后，我说，今天是3月4日，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生日，贵刊创办者、首任主编冯牧以及1991年以后当常务副主编的章仲锷，生前就是用白求恩精神全心全意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典范。他们不是把编辑工作当作谋生的职业，而是用全部精力、整个生命为之献身。尤其是章仲锷，是文坛伯乐，一生推出了那么多文学新人，经手编发了包括荣获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多部名作。他废寝忘食、德艺双馨，是全国文学编辑的楷模，为当代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他去世之后，全国有八十多位包括王蒙、铁凝、徐怀中、邓友梅、陈建功、莫言、邵燕祥、张贤亮、何建明、焦祖尧、梁晓声、徐坤、徐小斌、陈祖芬、崔道怡在内的名作家撰文悼念他，可见他接触面之广、文学界影响之大。和仲锷相比，我感到惭愧。他在编辑生涯中遇到的类似《马家军调查》等风波接连不断，身体比我差，压力和困难比我大，但编出的名篇比我多。他是真正的编辑家，让我们大家，认真向他学习。

责任编辑/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