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江良

读史新弹

■卢江良

卢江良，本名卢钢粮，1972年生于绍兴，现居杭州。九三学社社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作品曾荣获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优秀短篇小说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阳光文学奖、河北省散文大赛优秀奖、中华优秀出版物 （图书）奖提名奖和荣登中国小说学会 “中国小说排行榜”。已出版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随笔集《行走的写作者》等9部专著。

项羽自刎的意义

“好死不如赖活”，中国自古不提倡自杀，认为“活着，一切都可能改变；死去，意味着放弃了这一权利。”但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自杀者还是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名人雅士，不过被称颂的倒极为鲜见，而“西楚霸王”项羽，算是其中的一个特例。

确实，项羽是自杀的。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他在楚汉战争中被刘邦打败，逃到乌江江畔，时有乌江亭长劝其渡江，以图东山再起、报仇雪恨，但他以“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和“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为由，便拔剑自刎了。

其实，纵观当时的局势，项羽选择自刎，应该是不二之选。尽管乌江亭长对他说：“今独巨有船，汉军至，无以渡。”但项羽心知肚明，追来的“五千骑”毕竟不是吃素的。那个时候，不要说借助一艘船，就算项羽变成了一只鸟，估计也是插翅难飞的。

再退一步讲，就算项羽成功渡过江去，在“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的江东，能否像乌江亭长所说的 “亦足王也”，也是一个未知数，这就如北宋诗人王安石后来分析的那般：“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但让笔者迷惑的是，这明明是“非死不可”的“拔剑自刎”，却被描绘成了“士可杀不可辱”的“慷慨壮烈”之“就义”，并为后人反复吟唱。特别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还无比崇拜地赞叹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当笔者提出这个异议时，也许有人会极力反驳，说因为项羽是盖世英雄，所以其死也就非同寻常了。但笔者认真阅读了被鲁迅先生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实在看不出项羽“英雄”在哪里，更不要说“盖世”了。

先说项羽少年时期，“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他的叔叔项梁生气了，他就借口：“书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项梁真教他兵法了，但他最终还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这足以说明，项羽从小就是三心二意、不学无术之辈。

他走上灭秦之路的初念，也无非是观看了“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而想“彼可取而代也。”在这个方面，与汉高祖的想法可以一拼，刘邦也是看了秦皇帝而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出发点都只是私欲，不像陈胜、吴广，为了“伐无道”。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就算在抗秦期间，他也多次残暴屠城与杀降，在《项羽本纪》就清晰地记录了6次：襄城屠城、城阳大屠杀、新安大屠杀、咸阳大屠杀、破齐大屠杀和外黄大屠杀。连太史公都不得不多次惊骇云：“何兴之暴也！”“嗟彼盖代，卒为凶竖！”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刘邦就仁爱多了，尽管也有屠城经历，但在项羽死后，他“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为发哀，泣之而去。”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对项氏家族不分旁支远近一概不究罪、不追杀，还封项伯为射阳侯，赐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等为刘姓。

再来说项羽的自刎，虽然千百年来，后人对此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他不该自杀，也有认为他应该自杀，但争论的焦点都落在“假如他不自杀，是否还能卷土重来”上，而争论的双方，就项羽作为一代霸王，以乌江自刎了却一生，或多或少表示了扼腕叹息。

然而，在22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时，笔者觉得项羽自刎无疑是一件好事。俗话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假如他有幸渡过了江，真在那边养精蓄锐，卷土重来，再搞一次楚汉之战，那连绵数年的残杀，对广大百姓而言，岂不是灭顶之灾？

窃以为，项羽之所以被后人奉为“英雄”，实在不应是“羽之神勇，千古无二”（清代女学者李晚芳语），倒应是“不渡江东，拔剑自刎”。尽管其自刎之意，非“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但无意中提前终结了“年年战骨多秋草”之局面，也算是一种功德吧！

包拯的三口铡刀

“铜锣开道人呐喊，谁人不知包青天。我身边随带着张龙、赵虎、王朝和马汉，三口铜铡神鬼寒……”随着包拯上场表白，4名衙役雄赳赳，气昂昂地将三口铜铡抬至堂上，安放周正，上前抖开黄龙袱套，露出三口光闪闪、冷飓飓、心胆俱寒的行刑刑具……

在笔者孩提时代，看过的所有包公戏里，“开铡”是耳熟能详的场面，也往往是整部戏的高潮。于是乎，很多戏曲干脆将包公戏目总结为“大铡”，那三口“刑外之刑，法外之法”的铜铡，自然也就成了包公戏的符号，以及包拯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象征。

随着年岁的增长，笔者无缘再看包公戏，关于那三口铡刀的记忆，便在脑海里渐渐地淡去。然而，前一段时间，全家的一次开封之旅，让笔者在新建的开封府和包公祠，再次见识了醒目地陈列于大堂之上的那三口铡刀，于是重新勾起了那一抹沉睡已久的记忆。

可是，这次的“意外重逢”，并未强化笔者对素有“包青天”之称的包拯的好感，相反从内心对他制造出那三口铡刀滋生了一种不舒服。这正如一个网友所说的那样：“老包铡个死犯还得像洋人吃西餐一样讲究，这道菜用刀，那道菜用叉，一点都不马虎。”

确实，据《三侠五义》第九回“断奇冤奏参封学士造御刑查赈赴陈州”描述，包公被宋仁宗封为龙图阁大学士，仍兼开封府事务，前往陈州稽查放赈，宋仁宗“又赏了御札三道”。包公暗示师爷公孙策，把“札”字当成“铡”字，设计出了龙、虎、狗等三口铜铡。

而那三口拥有“尚方特权”的铡刀被制成后，分别应用于不同权力等级以及民间市井的死犯——龙头铡可铡皇亲国戚、凤子龙孙；虎头铡可铡贪官污吏、祸国奸臣；狗头铡可铡土豪劣绅、恶霸无赖。这也无不折射出了“享受”那三种刑具的人物的身份地位的象征。

是呀，包拯你作为一个“大青天”，要铡死犯就铡好了，干嘛还要分出龙、虎、狗？不过，待笔者查证之后，发现冤枉了他。因为关于铜铡的来由，不同人持不同的说法。有学者称，那三口铡刀的真正出处是上古时期的龙牙、虎翼、犬神“三大邪刀”传承而来。

当然，这种说法也被人质疑，理由是从实际情况看，即便上古时期真的存在龙牙、虎翼、犬神“三大邪刀”，也不大可能会保存到宋代。再说了，宋代基本上沿袭五刑制度，死刑种类据考只有斩、绞和“凌迟处死”，包公所处的北宋时期，根本不存在铡刀这种刑具。

而且，在历朝历代中，宋朝对文化人最为宽容。赵匡胤坐定天下后，还颁布了“祖宗家法”，据北宋叶梦得在《避暑漫抄》中记载，其中第二条讲的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官员士子即使犯了案，也不可能被随便斩首，最多就是流放，更何况是皇亲国戚。

这也就是说，包拯根本不可能有那三口铡刀。它，无非是后人杜撰的产物。那为什么要编造出那些刑具呢？按有关学者的说法，一、古代民众无力反抗贪官，只能寄希望于明君和清官；二、他们对遵循繁琐的法律程序惩治贪官没信心，幻想先斩后奏，一招制敌！

但是，当笔者在游玩开封府和包公祠时，听着导游津津乐道于那些刑具象征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刑上大夫”，不禁感到悲哀。民间虚构出那三口铡刀，固然具有“律前平等”的“法律至上”思想，但更多的蕴含着“人有贵贱之分”的封建等级之“渣滓”呀。

所以，在对待那三口铡刀的问题上，我们实在不能一味地唱赞歌，还须清醒地认识到“杀头都还有个三六九等的区别”这种等级制度的可恶。要不，真的就糊涂地成了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描述的“接受一切，欣欣然地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的“废物”了。

角落里的女人

这是一片暗灰色的老建筑群，坐落于杭城一条叫长生路的街边。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笔者每天上班都要路过这里，它离喧闹的西湖虽只咫尺之遥，但相比之下显得有些落寞。不过，听说这个地方在韩国的知名度颇高，韩国历任驻上海总领事上任后必须到访。它，就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按该馆接待中心部长的话说，如果没有在浙江的这段韩国临时政府历史，此后韩国的历史将要重写。

然而，笔者并非学者，无意考证韩国临时政府在浙期间的史实，只是对一个叫朱爱宝的船娘产生了兴趣。因为之前在网上查阅被誉为 “韩国之父”金九的资料时，不经意中看到他在中国期间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女人。尽管在金九的一生中，她犹如昙花一现，但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直至晚年依然对她念念不忘，自称：“我和她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类似夫妇的感情……”这也激发了笔者了解她的欲望。

2014年深秋的一个上午，笔者走进了这个纪念馆。这是一幢建于民国时期的洋房，一处典型的老杭州民宅，褪了色的赭色玻璃窗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据该馆工作人员介绍，现在这个展馆面积比旧址扩大了3倍，部分复原了上世纪30年代的旧貌。馆内设有4个展厅，有当年临时政府的迁徙图，以及中韩人民并肩战斗的事迹。但是，这些不是笔者关注的重点。笔者只想在其间，寻觅关于船娘朱爱宝的一些往事。

笔者找遍了整个纪念馆，终于在二楼一个展厅角落，发现了她的一幅照片和些许文字：朱爱宝为了“广东人张震球”的安全，与金九扮成夫妇，每日坐船来往于运河中，帮助金九摆脱了日本宪兵的追捕。1936年，金九离开嘉兴独自来到南京。获取这一情报的日本宪兵为追捕金九派遣了暗杀队。金九自己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所以把朱爱宝从嘉兴接到南京，假扮成古董商夫人。这对金九在南京的隐蔽生活有很大帮助。

确实，只有这么一些。可在金九旅居中国期间，那个只知道他是广东人的朱爱宝，整整服侍了他将近5年的时间——在嘉兴时，他托身于她，常住在船里，“今天睡在南门外的湖水边，明天睡在北门外的运河岸，白天再上岸活动。”迁居南京后，他又请她过去同居，“如警察来查户口，由朱爱宝对答应付，出面说明一切。金九就可不露面，免蹈覆辙。”按金九在《白凡遗志》中的话说：“她照顾我实在功劳不小。”

正是这么一个对金九恩重如山的女人，在南京沦陷之前，金九要随临时政府转移长沙，“我把朱爱宝也返回她老家嘉兴去了。”从此，就失去了联络。其实，如果金九真想找回朱爱宝，还是可以如愿以偿的。毕竟从1937年西迁长沙，到1945年朝鲜光复归国，这8年间金九一直在中国。但对于他这样一位独立运动家而言，抗日复国才是头等大事，儿女情长也许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朱爱宝只是用来为他保障安全的。

那么，对于朱爱宝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虽然，后来有作家这样表述：“这个无怨无悔的女人，选择的是无须表达的奉献。”也有学者如此考证：“她回到了嘉兴，弃船上岸，用剩余的钱，在南门河埠开了一家明月茶馆。后来，嫁给了一个叫郁金生的烧饭师傅，搬到了东栅居住，改名朱桂宝。”但终究都只是杜撰罢了。由于与金九失去了联络，朱爱宝的下落便成了谜，她的爱恨情仇，后人也就无从知晓了。

其实，类似于朱爱宝这样的女人，在轰烈的革命运动中或许还有很多，她们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最终却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应该说，金九算是一位有良知的运动家，在晚年还能充满感慨和自责地回忆那段往事，以便我们“打捞”出朱爱宝这个普通的船娘，让其在纪念馆角落占据一席之地。而正因如此，让我们看到了金九这位韩国独立元勋人性中的温度，同时也为后人了解那场抗日复国运动提供了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