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强

2016年，两位山东作家出版的两本书，构成了故土与现代性之间的隐喻——赵月斌的长篇小说《沉疴》和黛安的散文集《月光下的萝卜灯》。两个人以不同的视角，深入文化的内核，探讨中国当下文化裂变的成因。

赵月斌通过上世纪90年代一个家族的裂变，向我们展示了传统崩塌的不可阻挡，语言犀利，视角独特，传承自鲁迅式的民族劣根性批判一以贯之；黛安通过一个小女孩的视角，观察上世纪80年代乡村的一年四季，温情中带有让人绝望又不可捉摸的命运阐释。

从80年代到90年代，乡村世界急转直下，通向崩塌边缘。不管是冷峻的批判，还是温情的回忆，不同的文本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类似的命题：如何重建故土家园。

赵月斌：土崩瓦解的家族与命运

爷爷死亡的漫长过程中，家族的矛盾和冲突暗流涌动。“爷爷奶奶”式的权威“死亡”时，一切便土崩瓦解了。

赵月斌，山东滕州人，青年评论家、作家。作家张炜评价长篇小说《沉疴》：“他以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辨，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人性的斑驳图画。”

一个人死亡的文化史意义

“一个人死亡的过程其实那么漫长，他不是在生命结束的那一瞬间就立刻死去了，而是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死去。”

——爷爷去世三年后，何斯体会到了爷爷真正死去的时间。

1999年，赵月斌写了一篇中篇小说。这个小说写的是爷爷的死亡过程，亲人们的悲伤和绝望。很多朋友看了小说的第二句话（即本文开头何斯的体会），感到很震动，于是，他开始了第二次书写。

“爷爷死亡之后的事，可能比死亡本身更重要。”第二次书写之后，他觉得还有一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又进行了第三次书写：父亲和母亲的口述。“我的生活当中经常会接触到这样的人，包括我的父母，我的一些亲人，他们经常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我们身边的人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尤其是不满的事情。”

小说中涉及大量鲁南方言，还有一些当地特有的礼俗，他又进行了第四次书写，对前面的三个文本进行注释。“注释有些地方是随意的，甚至可以忽略掉，但有些地方可以和其他文字有更重要的互补关系。”

小说整体分为九章，每一章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爷爷死后的故事，第二部分是爷爷死亡的过程，第三部分是父母的口述，第四部分是注释。

小说以上世纪90年代的鲁南农村为背景，围绕一位老人的病、死亡、安葬，叙写了由此引发的亲情纠葛、人性之痛。作者用多个人称视角、多种文体样式，以多声部的方式呈现了千疮百孔的众生病相。

评论家马兵指出，这部小说中，“三、二、一、零”的结构方式新颖独到。“作者关注农村的变异，‘我看是对以往的追述，在‘我看的同时还有读者在‘看我，这就使该作品呈现出双向效果。小说家在为读者提供一个中立的视点，注释部分是在深层次上进行文本补充，例如小说中的方言补充，方言写作不仅仅是体现文本的乡土化色彩，而是要将文本可以扩大到整个乡土文化范围中。‘方言是区域文化的个性所在，其有暗语的成分，是区域存在达成默契的一种方式。”

独特的方言运用，使小说在乡土性和先锋性之间找到了存在的基点。比如“管”字，在小说里出现了很多次。大舅姥爷和父亲商量一个事情，父亲说：“这个事我不管了。”舅姥爷说：“你不管就管了吗？”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外号，就叫‘老管，是说这个人很厉害、很出名。”赵月斌指出，“管”的多重意思，显示了乡土文化的多面性。

恶奶奶与神嬷嬷暗影下的乡村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是“我奶奶”。

莫言小说中的奶奶，是高粱地里的女豪杰。更多作家笔下的奶奶，是温情的童年想象。然而，赵月斌笔下的奶奶，却是一个恶人。

这个奶奶，一辈子“都无理”，把儿子女儿当自己的私产，“她索取、占有、挤榨着”他们，情绪变幻无常，成为这个家族冲突的“点火索”。“他们仅从一己之私出发，希望别人都百依百顺，甚至容忍他们的过分和过错，一旦稍有偏离，他们便觉得受损失了，被冒犯了，于是撒泼、发疯，撕破了原来的伪装。”

心灵的隔阂构成了文字背后的因素，“我们一落笔往往就出现所谓好奶奶、好爷爷，但是在我心目中恰恰隐藏了一个坏奶奶形象，可能每个人心目中都可能隐藏着这么一个形象。”赵月斌说。

小说中的奶奶，大概和现实生活有着复杂的对应关系。“我奶奶90岁去世，我们之间的关系在那几年已经缓和，甚至很好了。她去世之前，住在医院，那时候她大概已经知道自己可能要活不下去了。我带着从深圳来的小侄女一起去看她，她是第一次见那个小侄女，但是她抓着我侄女的手，嚎啕大哭。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继续写这个小说的下半部，写我奶奶活着这一段时间。当我写时，奶奶就要正式发言了。”

小说里还出现了一个姨奶奶，就是神嬷嬷、神婆或巫婆。今年春天，赵月斌回老家，在爷爷的坟旁边看到了一个新坟。父亲告诉他，村里那个神嬷嬷死了。“这神嬷嬷才60岁刚出头。我就问，怎么会死了呢？我妈说，她得了一身病，什么肺病、胃病、肝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最后不治而死。”

“我很遗憾，一个村庄如果没有神嬷嬷，可能很没意思。”母亲告诉他，这个不用担心，现在她老公顶了她的班，就是神汉。后来赵月斌在微信上写了一段话，说这是“近神则神”。“在城市，一个人的死亡是和别人没有关系的，他只是病房里的一具肉体，死了就死了。但是在乡村，他可能跟‘神有关系，农村还有‘巫的传统。”

中国版《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

亲人间之所以难以沟通，是因为内心过于贫乏。我们更愿意去关心那些遥远的大事件、大灾难，哪里有水灾，哪里有地震，一下就激起我们的爱心来，但是对身边需要关爱的人，我们却形同路人。

赵月斌曾写过一篇随笔，谈到一种“零距离的感情冷漠”——为什么我们距离越近，感情反而越淡薄？

虚虚实实，到了最后，他已不知道小说里哪些地方是虚构的，哪些地方是真实的。“我觉得写作的效果已经达到了，它让我自己混淆了真实和虚构的关系。”

在评论家魏建看来，“沉疴”有两个特点，久治不愈的病才叫沉疴，能治好的不叫沉疴；普通的病不是沉疴，“沉疴”的范畴中，病态是常态。“这个小说写的沉疴，是中国国民性里病态东西的一个浓缩与象征。鲁迅先生提出来的命题，经过那么多年，不仅没有解决，好像更严重了。鲁迅式的母题得到了21世纪的现代叙述和现代阐释。”

评论家石华鹏指出，如果说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对中国旧农民劣根性的揭示、沈从文先生的《丈夫》是对乡村妇人悲哀的同情的话，那么赵月斌的《沉疴》是对乡村家族亲情瓦解的暗示，也是一种对乡村故事很好的延续。

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经典小说《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描写了殖民到来之前一个原始部落瓦解的过程。就文本以及思想内涵来说，赵月斌的《沉疴》，可以看作是中国版的《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