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竹（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传媒研究所，100073，北京）

风险认知视域下中国公众水资源认知状况与传播策略研究

李文竹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传媒研究所，100073，北京）

以2015年7—9月在我国七省（直辖市）进行的《中国公众水资源认知状况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公众对水资源现状的认知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公众对水资源风险的认知度较高，但对水资源科学基础知识的认知度较低，对水资源政府管理行为的认可度较差。同时性别、学历、地域等因素对公众水资源认知状况有一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的环境传播者要积极协调环境传播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关系，建构专业的科学传播框架，倡导有效的风险沟通行为，实行分众化的环境传播策略。

风险认知；水资源；环境传播；公众认知；影响因素

一、理论与方法

“认知”（Perception）一词源自心理学，指包括感知、表象、记忆、思维等在内的知识获取过程。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包含信念、态度、判断和感觉等各类因素。“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意指人们对各类风险因素的感受和认识，并与每个人的文化背景、社会价值观、利益诉求等要素密切相关。拜仁（Baure，1960）将“风险认知”从心理学引入消费者行为学。此后，坎宁安（Cunningham，1967）对“风险认知”的定义做了进一步完善，他认为，风险认知由不确定性和后果两个部分组成，即认为某个结果是否会发生的主观可能性和一旦发生所导致结果的危害性，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风险认知是人们对外界各种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公众的风险认知受到个体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各种要素的影响，反映了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符号和历史，是一种心理范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当前环境风险问题表现越来越突出。自20世纪90年代起，有关环境风险的公众认知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包括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研究：如彭远春在《城市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2015）中，基于2003年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环境模块的数据，围绕城市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同时，还有以个别城市为对象的研究，如《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总体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赵卉卉2012）、《金华市公众环境意识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胡剑锋2009）等。这类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哪些潜在的心理、文化、经济、地理和政治因素在驱动、影响着城市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态度和行为，以及如何进一步将这些了解到的知识运用到环境保护的集体行动中。

前现代社会的风险是“可以被感受到的危险”，但现代社会的风险有时不容易被实际感知，人们的风险认知状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业机构与大众媒体。因此了解人们的环境认知状况，探讨大众传媒如何完善对环境信息的建构、传播与解读，使环境传播达到更优化的效果，并积极推动环境问题上的公众参与，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此次“中国公众水资源状况认知调查”工作的实施时间为2015年7—9月，课题组以中国内地七大区域（华东、华南、华北、华中、西南、西北、东北）为标准，选取了7个省（直辖市）的3 500个样本进行网络问卷调查，主要考察我国公众对我国水资源风险的认知度、对水资源科学知识的认知度、对政府水资源管理行为的认知度、对个体参与水资源保护行为的认知度等4个方面的情况。具体为：①调研对象：中国居民；②调研时间：2015年7—9月；③调查范围：北京、上海、广东、河南、陕西、重庆、黑龙江；④调研方法：网络问卷调查；⑤样本数量：调查中样本量设计为3 500人，最终有效问卷数量为3 500份。

二、数据与分析

1.水资源风险状况认知

本研究将水资源风险状况分列水资源现状、日常饮用水水质、居住地水污染问题、生活用水短缺问题四个部分进行调查。

（1）我国公众总体具有较高的水资源风险认知

在对我国水资源风险认知状况的调查中，如表1所示，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对我国水资源现状表示担忧（86.94％），并对日常饮用水水质表示不满（78.31％）。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居住地周围存在水污染的情况（58.66％）。可见，大部分公众认为我国水资源环境存在较高风险。

（2）女性受访者的水资源风险认知高于男性受访者

调查显示，与男性群体相比较，女性群体除在居住地水污染情况认知这一单项上的认知度为54.97％，略低于男性群体的62.84％外，在其他3个方面均表现出较男性更高的风险意识。可见女性受访者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水资源风险的关注和对水资源风险的忧虑超过男性群体，但是对具体水污染状况的了解低于男性。

（3）城市受访者的水资源风险认知高于农村受访者

调查显示，在水资源现状、日常饮用水水质、生活用水短缺问题三个方面，城市公众的风险认知均高于农村公众。只有在居住地水污染情况认知一个单项问题上，农村受访者的认知度为63.59％，高于城市受访者的55.42％。可见，城市受访者的水资源风险认知状况总体高于农村受访者，但农村受访者对居住地水污染问题的关注超过城市。

（4）受访者的学历水平与水资源风险认知状况总体呈现正相关

调查显示，在水资源现状、日常饮用水水质、居住地水污染情况3个方面，公众的学历程度与风险认知状况呈现正相关：即学历越高，其风险认知度越高。但是在生活用水短缺情况认知这个单项问题上，学历与认知度呈反比。可见被调查者的学历与水资源风险认知状况大体呈现正相关，但在生活中对用水短缺的关注则与之相反。

2.水资源科学基础知识认知

表1　我国公众对水资源风险的总体认知状况

表2　我国公众对水资源科学知识的总体认知状况

本研究将水资源相关科学基础知识分为3类：消费类知识（家庭水费支出情况，居住地水价标准）；工程类知识（水利工程知晓情况）；科学类知识（水费基本结构，水资源费用途，居住地饮用水来源）。

（1）我国公众对水资源科学基础知识的认知度较低

调查显示，如表2所示，我国公众对水资源科学基础知识的认知度较低，除对工程类知识（77.43％）和科学类知识中的居住地饮用水来源（77.43％）的认知度超过半数以外，对其他问题的了解均低于50％，对水费基本结构、水资源费用途等科学类知识的认知度更是低至12.69％和9.01％。

（2）男性受访者对水资源科学知识的认知度高于女性受访者

调查显示，在所有水资源科学知识问题上，男性受访者的认知状况均高于女性受访者。可见男性群体的水资源科学基础知识认知度相对较高。

（3）城市受访者对水资源科学知识的认知程度高于农村受访者

调查显示，城市受访者在绝大部分水资源科学问题上的认知度均高于农村受访者。只有在居住地饮用水来源认知这一单项问题上，农村受访者的认知度为79.52％，略高出城市受访者的76.05％。可见，城市公众对水资源科学基础知识的认知度总体高于农村公众。

（4）受访者的学历水平与消费类知识认知程度呈反比，与工程类知识认知程度呈正比，与科学类知识无直接相关

调查显示，公众对生活消费类知识的认知情况与学历水平呈反比，这一规律同时也被前述公众对生活中水风险的认知度与学历呈反比的情况所印证；公众对工程类知识的认知度与学历高低呈正比，体现出高学历公众对工程类知识表现出更高的关注兴趣；公众对科学类知识的认知与学历无明显相关，折射出水资源知识具有丰富的专业性，无法与受访者的学历构成直接相关。

3.政府水资源管理行为认知

本研究将政府管理行为分为3个方面进行调查，包括政府管理政策认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认知、“三条红线”认知），政府管理手段认知（节水护水宣传情况、节水器具推广情况、节水标识普及情况）和政府管理效果认可（政府管理工作认可、水费提价行为认可）。

（1）我国公众对水资源管理行为的认知度较高，对管理政策的认知度和管理效果的认可度较低

在政府管理政策认知方面，本研究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作为公众水资源管理政策认知的调查客体。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2012年1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对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贯彻实施。然而，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对这一制度及其所涉及的“三条红线”概念的认知度极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认知度为8.46％，“三条红线”内容的认知度仅为7.43％。

在政府管理手段认知方面，如表3所示，我国公众对政府水资源管理手段的认知度整体较高，尤其在节水宣传和节水标识推广方面均达到较高的认知度，多数地区均会开展一些相关宣传活动，大部分公共场所均能够做到在醒目位置张贴节约用水或保护水资源的标示。但同时调查也显示，政府节水器具推广工作的公众认知度较低（19.97％）。

在政府管理效果认可方面，我国公众对政府水资源管理措施实施效果的认可度较低。如表4所示，36.49％的公众不支持水费提价这一管理措施，另有45.77％的人认为水费提价只有在满足价格、水质等条件后才能接受。同时大部分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在水资源节约、保护和利用方面所做的工作效果感受一般（44.80％），有超过三成的人不满意，表示满意的人尚不足20％。

表3　我国公众对政府水资源管理行为的认知状况

表4　我国公众对政府水资源管理效果的认可状况

（2）男性受访者对政府管理行为的认知度高于女性受访者

调查显示，男性群体对政府政策认知、政府管理手段认知和政府管理效果认可三个方面的认知状况分别为9.06％、61.17％和21.02％，均高于女性群体的7.04％、61.06％和14.56％。

（3）城市公众的政府管理行为认知状况高于农村公众

调查显示，城市受访者对政府政策认知、政府管理手段认知和政府管理效果认可三个方面的认知状况分别为8.26％、64.58％和18.55％，均高于农村受访者的7.57％、55.82％和15.79％。

（4）受访者的学历水平与对政府水资源管理行为认知程度基本呈正比

调查显示，公众对政府政策认知、管理手段认知和管理效果认可三个方面的认知状况与学历层次基本呈正比。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在三方面的认知度均低于本科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历者。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管理行为和政府管理效果认知方面，本科学历受访者的认知情况分别为65.48％和18.79％，略高于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的61.43％和16.48％。

4.个体参与行为认知

本研究将个体参与水资源节约保护行为的认知状况分为两部分进行调查：监督行为参与和节水产品选择。

（1）我国公众对水资源保护监督行为的参与意愿总体较高，但对节水产品的选择意愿受价格影响较大

调查显示，如表5所示，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监督举报机制健全的情况下，大部分受访者会选择对发现的违法事件进行监督举报（78.23％）。但在是否乐意购买节水产品的问题上，对超过半数的公众（50.71％），价格因素对节水器具的购买意愿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点也呼应了前述调查中公众对水费提价的低认可度。

（2）男性受访者在个体参与行为认知方面高于女性受访者

调查显示，在监督行为参与和节水产品选择两个问题上，男性群体的意愿分别为34.41％和47.35％；均高于女性群体的28.43％和38.53％。

（3）城市受访者的个体参与行为认知意愿高于农村受访者

调查显示，在监督行为参与和节水产品选择两个问题上，城市受访者的意愿分别为32.18％和44.39％，均高于农村受访者29.78％和40.01％。

（4）公众的个体参与行为认知意愿与学历层次基本呈现正相关，本科学历受访者的参与意愿相对较高

调查显示，在监督行为参与节水产品选择两个方面，高中及以下学历受访者的参与意愿低于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同时，与前述调查相类似的现象是，在节水产品选择这一问题上，本科学历受访者的购买意愿要高于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因此，公众的水资源保护行为参与意愿与学历层次基本呈现正相关。

表5　我国公众对个体参与行为的认知意愿分析

三、结论

1.协调真实与想象，建构专业的科学传播框架

本次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对水资源风险状况的认知度较高，但对水资源科学知识的认知度较低。这一发现与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年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行为调查报告》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个针对北京、上海等全国35个主要城市居民进行的随机抽样和电话问卷调查显示，我国的民众对环保知识的认知低于预期。

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包含3个层面的内容：第一，真实的环境风险；第二，媒体通过专业报道所为人们构建的环境风险；第三，生活经验使人们在头脑中形成的环境风险。在风险认知过程中，普通公众对风险的判断和应对行为的形成首先是基于对相关科学知识的认知，而科学常识的欠缺会导致风险认知的局限性，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与一般民众对风险的认知总有较大差异的原因。

在这里，大众传媒在公众的风险认知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当人们对风险缺乏直接经验和相关知识的时候，掌握着界定风险权力的大众媒体要加强对水资源相关科学知识的传递，帮助具有不同视角和专业知识水平的人们分享对水资源管理的理解，弥合专家、管理者和公众之间的知识差；同时，传播者要将科学知识的传播渗透到风险事件的报道中去，用专业和科学的知识框架去阐释风险事件，在对受到较多关注的风险事件报道中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另外，传播者应将不同群体对水资源风险的观点纳入到环境传播的过程中，使信息的传递建立在最优化的互动基础上，确保实现人们对环境风险认知的统一和准确。

2.重塑权威与信任，倡导有效的风险沟通行为

本次调查显示，在较高的风险认知度之外，公众对我国政府水资源管理政策及管理效果的认可度均较低。以水价调整这一水资源管理政策为例。根据2008年国际水务情报机构（Global Water Intelligence）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行的全球水价调查结果来看：中国的供水水价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7％，污水处理价格为平均水平的14％，综合水价为平均水平的16％。以水价占居民收入比重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我国居民水价支付费用占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可支配收入约0.7％，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3％。这也表明我国水价拥有较大的上涨空间。但是调查中，仅有17.74％的公众对调高水价持有积极态度。

公众在处理科学问题时，往往会根据习惯的实用主义方式来对待科学，通过社会层面来理解科学风险，从社会角度来体验科学风险，并根据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来定位自己的社会认同度，以此表示对科学的拒绝或重建。如调查所示，公众对日常用水匮乏感受不深，对水资源相关知识又缺乏了解，对我国政府水资源管理行为的认可度较差，这一切都导致相当多的公众对政府调整水价政策持消极态度。

因此在环境风险传播中，政府依赖权威对民众进行说服，减轻其风险判断，亦或不理会公众反应，在自身框架内进行传播，都无法应对互联网时代的风险沟通需求。水资源议题的传播行为应当充分重视公众的这种“非形式推理”，避免过度依赖政府信源，充分利用科学界的力量，用相对独立的学者观点来厘清传播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分歧，推动社会各方的持续对话，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恰当的协商、沟通机制，建立起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以此消除公众的疑虑，推动政府管理政策的有效落实。

3.平衡差异与多元，实行分众化的环境传播策略

在倡导个性诉求的现代社会，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地位、职业、年龄、爱好等等逐渐成为影响大众传播效果的重要参数。此次调查显示，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不同学历受访者在水资源认知状况和行动意愿方面具有较大差异。

因此在环境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受众群体，根据其兴趣需求、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网络等要素的不同，采用分众化的传播策略，定制与之有切身关联的分众化的传播方式，增加异质性的内容，提高信息传播效果。如针对农村受众对水资源管理措施认可度低的情况，在传播过程中，要积极使用案例框架，促进水资源管理政策的认可度。如近年来河北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资源实施综合管理，组建了“农民用水者协会”，实行了“总量控制、定额管理、计量到户、节奖超罚”的办法，为每户农民和用水者都发放了《水量使用证》，促进了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引导用水者进行自主节水管理，这种政府统一管理与用水者自主节水管理相结合的综合管理方式，理顺了用水关系，提高了用水效率，并得到用水者的认可。水资源信息传播者要善于采用此类有实际效果的积极型案例进行管理政策传播，提高农村居民对管理政策的认知度和认可度。

在环境传播中，传播者要充分利用公众的社会身份认同感进行传播策略的选择，提高信息传播效果。哥伦比亚大学环境决策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本地宣传者比来自较远地方的传播者有更强的号召力，更能号召大家采取行动，即当人们对提要求的个体或者机构有同样的认同感时，他们更可能采取行动，因此，在城镇社区区域内，环境传播者可以利用现有的社区或小范围的成员活动来传播与其有切身关联的环境信息，激发群体目标，提升公众环境保护行动的行动力。■

［1］彭远春.城市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2］赵卉卉.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总体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2（4）.

［3］曾繁旭.技术风险VS感知风险：传播过程与风险社会放大［J］.现代传播，2015（3）.

责任编辑李建章

Research on Chinese public cogni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perception/

Li Wenzhu

Based on the data of Survey of Chinese Public Cogni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from July to September in 2015，public cogni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are analyzed.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risk of water resources is higher，but the recognition of water resources knowledge and government management is lower.Meanwhile，gender，education，region and other factors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public cognition of water resources.Consequently，China’s environmental disseminators shoul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cognition actively，construct the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framework，initiate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 behavior，implement demassified communication strategy.

risk perception；water resources；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public cognition；influence factors

C4+B842.1

B

1000-1123（2016）11-0025-05

2016-05-24

李文竹，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环境传播、公益传播。

中央分成水资源费项目《面向“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的舆情监测数据库建设研究》研究成果（126153011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