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记者 章涟漪

向往社会主义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因小说《尹县长》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接见奔波两岸为祖国安宁向世界发声陈若曦 一生为祖国奔劳的奇女子

作者丨记者 章涟漪

“现在我哪里也不想去，除了大陆。只要有时间和机会，我都愿意回大陆看看。”这是台湾传奇女作家陈若曦近日拜访中国现代文学馆时所说的话，一语道破文人的家国情怀。

这位有着传奇简历的女作家随和而又朴实，28岁时，为了追求心中的社会主义，她和丈夫毅然来到祖国大陆生活7年。之后，在美国等地漂泊了20多年的她，又放下家庭独自一人回到台湾，为故乡作贡献。

如今，这位拥有灰白短发、爽朗笑声的女先生，依然青春。

台湾光复，改变了她的一生

1938年11月15日，陈若曦出生于台北乡下的一个木匠家庭。那时候台湾还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日当局为进一步控制台湾民众，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教育，要求台湾男子一律要有和使用日本名字，而对女孩子，则是强制要求登记的名字必须要有“子”字。陈若曦最早的名字被逼迫叫陈珠子，直到台湾光复后，家人才将她的名字改为陈秀美。陈若曦，是她考上台湾大学后，给自己取的笔名。原因无他，只是不希望读者在阅读其作品时，因为姓名判断出性别，从而产生直观上感性判断。

1945年，台湾光复时，陈若曦刚读小学一年级。某天深夜，有人来找陈若曦的父亲陈阿川，父亲便出门了，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回来。回来后父亲得意地告诉小若曦，他们是去把帮助日本人欺负台湾同胞的训佐（警察）打了一顿。这是陈若曦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压抑太久的台湾人，这时开始发泄日据时期所受的委屈。

光复前一年，木匠陈阿川在台北给一户日本人修房子，后来这家人离开台湾时，把房子送给了陈阿川，一家人还欢喜了好一阵子。可没读过书的陈阿川，并不知道房子是要有产权证的，那户日本人家走时没有给他房产证。这样在光复后，政府在清理资产时他的房子被算成了台北市产。陈阿川又不得不再花所有的家底再把房买下来。

父亲只得继续去做工，搬家的重任主要就落在了陈若曦和哥哥陈德意的身上。当时的乡下老家和台北市隔着一条川瑞桥（光复后改名叫中正桥），兄妹俩拉着板车，来来回回了好几趟。这是陈若曦第一次踏上台北市的土地，从此展开了不一样的人生。

到了台北市后不久，陈若曦重新开始读书，接受的是中文教育。她还记得，新的《民众国语读本》第一课，是《中国人》。“所以，我其实接受的是完整的中文教育。”陈若曦说，是台湾光复，改变了她的一生。此前，台湾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都有分类，教育水平高的，都是只给日本人就读的，只有少数台湾权贵家庭才能进去读书。光复后，则是所有的学校一视同仁，进入需要考试，通过成绩的高低进行择优录取。

1947年，爆发了至今对台湾还有深刻影响的“二二八”事件。如今，很多台湾年轻一代，受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教育的影响，以及民进党长期以来的选举“宣传”，把事件理解成是台湾外省人对本省人的欺压。作为事件的亲历者，陈若曦说，作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我想说一些公道话，其实当时亦有很多外省人被杀害，只是因为他们的家在大陆，台湾没有什么亲人，死亡了也没有人知道，被扔在淡水河里，十分悲惨。

打工赚钱，靠自己完成学业

很快，陈若曦的小学生涯结束。那年，哥哥考初中没有被录取，家中也十分贫困，便去了一家公司做仓库工人。当时的台湾，还处于重男轻女时期。陈若曦看到哥哥不读书了，心想自己可能也读不了书了，便自觉地申请辍学，准备打工挣钱贴补家用。但由于陈若曦的功课特别优秀，老师很舍不得，便去家中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说这孩子很聪明，不读书太可惜了。父亲陈阿川虽然不识字，但识理，且又是个爽快人，并一口答应下来说，只要孩子有本事就读，我不会去阻拦她。

陈若曦说自己一生多贵人，这位老师就是第一位。正是她的鼓励，重拾了陈若曦读书的信念。当然，她也深深理解父亲及家庭，并决定自己挣自己的读书钱。于是，此时，她也开启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她笑称，自己应该是台湾最早期的工读生了。此后，无论是学费还是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陈若曦都没有和家里要过一分钱。

陈若曦平时喜爱看书读报，受报刊影响，打工之余，她还开始给《国语日报》投稿，类似于运动会上写的小条子，一条大概20到30字，起先稿费是送一支笔，后来是每条1块5角钱（新台币，下同）。她说，那时她不仅是在积攒所需经费，也是在积攒她的文学启蒙。

假期里，她都会去找各种工作，努力赚钱。记得在北一女中读书时，有一年，学校教师有事，没人看管游泳池，便在学校招人看管。陈若曦知道消息后，立马申请了这份工作。“其实，现在想来都有些后怕，我从小就怕水，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竟然看管了一个暑期的游泳池，还好没有出事。”

为给家里减负，陈若曦还处处省吃俭用。当时中午学生吃饭一般都是自己带便当，学校可以帮忙加热，但要交一点钱。整个班上只有她一人，从初中到高中6年，为了节省，一次都没去加热过。至今，陈若曦还记得冬天冷饭从食道不断穿过的感觉。

中学毕业后，由于陈若曦天资聪颖加上后天勤奋，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台湾大学外文系。此时，她对打工读书有了另一种理解。因此，在大学里，她依旧一切靠自己，并同时做了3份家教。当时一份家教一个月有150元到200元，台大学费是一个学期才150元。这样，陈若曦所赚的钱，不但可以保证自己生活所需，还能够贴补家用了。

陈若曦出席2015上海智慧女性读书论坛暨《上海女声》新书首发式并发表主题演讲

创办杂志，用作品关怀社会

大学是人生的转折点。陈若曦亦是如此。在这里，她交的第一篇作文，便被老师推荐到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这是当时台湾最重要的文学杂志之一。随后，她撰写的《钦之舅舅》等文章，亦在杂志上刊登。

然而，一天，她听同学白先勇说，夏济安老师即将去往美国加州。那时候的台湾，流行一句话——“来来来，来台湾；去去去，去美国”。因为觉得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渺，看不到前程。这样一来，夏济安离去，就意味着《文学杂志》面临停办。

这让他们这些文学青年都好生着急，陈若曦更是“异想天开”地说，可是没有钱，不然我很想办一份这样的杂志。这让白先勇兴奋起来，他说自己可以想办法解决钱的问题。陈若曦只当他是说笑，没想到白先勇果真有办法。白先勇是国民党著名抗日将领白崇禧的儿子，有分到一些家产。他把钱借给了一家工厂，靠利息可以养杂志。这样，钱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后来，杂志的每个工作人员也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陈若曦也把在学校内获得的奖金等都贡献给了杂志社。

由于社里的人来自天南地北，陈若曦提议，就叫做“南北社”，并开始创办《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不设主编，而是以“现代文学编辑委员会”的形式进行管理，委员会以“南北社”成员为主，包括之后几十年影响华人文学领域的白先勇、陈若曦、李欧梵、王文兴、欧阳子等人。

之所以取名“现代”，是为了应当下的“现代主义”风潮。第一期封面是卡夫卡，后来陆续刊登了伍尔夫等现代主义作家。

既然取名“现代”，陈若曦决定也开始模仿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写了小说《巴里的旅程》，可惜小说刊登后，很多人表示不太明白想表达什么。此后，陈若曦再没有在此道路上再作尝试了，而是继续以其自己的作品风格关怀社会，关怀人生。

虽然杂志社成员都很努力，但仅靠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得到更多的资金，他们需要其他机构的支持。于是，陈若曦便作为代表，找到了当时在台湾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加西。麦加西对陈若曦的印象很好，经过一番交谈，他当即决定买两期《现代文学》杂志，每期500本，赠送到东南亚去。

当时因为太忙，大家都没有进行跟踪了解。没想到几十年后，陈若曦到东南亚地区交流演讲时，很多人告诉她，他们认识她，知道她办过《现代文学》。她才知道，杂志真的送到东南亚华文世界里去了。彼时《现代文学》已经停刊，异国他乡突然听到，陈若曦内心十分感触。

遇段世尧，改变人生轨迹

由于那次见面，渐渐地麦加西和陈若曦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建议陈若曦去美国留学，并在知道陈若曦家境贫寒后，特意为她写了一封推荐信，免除了她的吃住、学杂等费用。

20世纪60年代初，陈若曦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在这里，她认识了同在这里读书的段世尧，并与之相爱、结婚。而这，彻底改变了她对大陆的看法。

陈若曦初中的时候看过一则报纸头条新闻：最美丽的难民去美国了。讲的是一位中国明星，为了去美国，把自己形容成难民，以求得到美国绿卡。这让她很不能理解，并在当时就下定决心，就算自己去美国也一定要回到台湾。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段世尧。段世尧很惊讶，因为当时的台湾人来了美国很少要回去的。

段世尧出生在福建，父亲是国民党军中情报系统的人员，段世尧14岁随家人一起来到台湾。他见证了国民党的溃败，知道其腐败。同时，因为从小的成长背景，他十分喜爱大陆。所以他和陈若曦说，“我宁愿回大陆”。

这句话吓到了陈若曦，从小在台湾接受的教育告诉她，大陆是“匪区”，那里的人“啃树根、吃香蕉皮”，怎么去？

但因段世尧所言，她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和认识大陆了。

“后来，我读到一本书，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那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的共产党领袖的行踪和风格。我不相信台湾的反共宣传，外国人写的不会是骗人的。”此后，陈若曦开始悄悄地接触红色读物。因为出身乡村木工家庭，童年在台湾受过日本殖民统治，在熟读了许多红色读物之后，陈若曦夫妇内心便向往社会主义，充满了对新中国的无限向往，最后下了决心，到祖国大陆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不能从美国直飞祖国大陆，陈若曦夫妇只好绕道欧洲,于1966年10月16日从法国巴黎辗转回国。为了纪念这一天，段世尧当即决定，这是新生活的开始，我要把这天作为生日。在过海关填写表格时，他真的把生日改为10月16日。

回到大陆，萌发强烈创作欲望

刚回来他们被安排在上海爱国大厦，4天时间里，不停地参观上海市容、看电影，展现在陈若曦夫妇面前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新奇。从上海到北京后，他们被安排在北京华侨大厦5楼的一间客房，等待分配工作。当时正值“文革”，结果一等就等了两年零四个月。后来，陈若曦夫妇分配到南京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段世尧是留美的流体力学博士，他对分配的工作不太满意,希望搞流体力学研究，但没能实现。不久后受到“文革”冲击，段世尧先到青龙山煤矿挖煤，后到“五七干校”，进行了3年的劳动改造。而陈若曦则是直到1972年秋天才算走上岗位，教英语。

这期间，他们的两个孩子陆续出生了。大儿子叫段炼，就是自觉接受锻炼的意思，这是由当时北京街头标语“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而来。为表示男女平等，第二个儿子随母姓，名叫陈赓，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大将。

为了孩子能出生在祖国大陆，在美国期间，陈若曦夫妇一直采取避孕措施，坚决不让孩子生在外国。“自己都不想当美国人，哪能让孩子生在美国呢。我希望自己的孩子生在大陆，要让儿子是‘国货’。我这一代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民族意识特别强烈，感叹中国百年积贫积弱才备受外侮，知识分子当以天下为己任，且先天下之忧而忧，学成报效祖国是理所当然之事。”陈若曦就是这样一位女子。

“文革”使得陈若曦夫妇每天都活在恐惧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们决定离开这里。1973年，陈若曦一家移居香港。在大陆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让陈若曦有了强烈的写作欲望，于是她铺纸命笔，写出了著名小说《尹县长》。讲述了“文革”初期发生在陕西省兴安县的一个悲剧。这篇作品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11月号(107期)。

陈若曦出席台湾大学87年校庆活动，并获授“杰出校友”称号

此后，陈若曦就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便有《耿尔在北京》《值夜》《晶晶的生日》《查户口》《任秀兰》等文章陆续发表，后集结成《尹县长》一书，于1976年3月在台湾出版，至1979年4月，3年间竟再版了21次。这篇小说被评为二十世纪百部中文小说之一。

1976年至1978年，陈若曦移居加拿大，继续埋头写作，在台湾发表了《老人》等7个短篇小说。1978年4月，以《老人》为书名的小说集也结集出版了。此外陈若曦还写了长篇小说《归》以及其他一些作品。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还比较封闭。文学批评家、文史家一般都不知道陈若曦在香港发表的作品，便把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这两篇短篇小说看作“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其实从时间来说，这两篇作品都比陈若曦的《尹县长》晚了好几年。著名评论家肖夏林说：“严格说来，《尹县长》应该是最早的伤痕文学代表作，或者说是发轫之作。”

因为工作原因，陈若曦夫妇回到了美国。在大陆改革开放后，她自觉自愿地充当海内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她在美国伯克莱的家，经常高朋满座。她的儿子更是戏称这里是“陈若曦旅馆”。海峡两岸到美国的作家，都愿意到她家下榻。大陆老中青三代作家都受过她热情接待，如诗人艾青夫妇，小说家丁玲、沈从文、萧乾、萧军、王蒙、茹志鹃、王安忆，剧作家曹禺、吴祖光，表演艺术家英若诚等等。

飞抵台湾，为台湾民众发声

1979年12月10日，高雄的《美丽岛》杂志因举办人权节游行，发生警民留学冲突，即“美丽岛事件”。在美国的台湾知识分子群情激动，决意出手相救。但当时什么人可以把一封信或一个讯息带到蒋经国那里？只有一个人，就是陈若曦。他们觉得，陈若曦的背景充满传奇色彩，两个人的经历有一点像。当时蒋经国还推荐每个人都应该要看陈若曦的《尹县长》这本书。所以大家认为，如果陈若曦返台，蒋经国一定会召见，这样陈若曦便可以直接向他表达海外华人的关切。

请她回台，陈若曦原先有些害怕，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但她认为自己势单力薄，提出找海外人士联名给蒋经国写信，这个想法获得了大家的认同。

1980年1月7日，陈若曦飞抵台湾。飞机降落时，她还感到恐惧，怕被抓起来。她通过《自立晚报》吴丰山、吴三连找到蒋彦士，提出要见蒋经国，获蒋经国同意。

陈若曦见到了蒋经国，并把联名信件交给了他，说：“现在人心惶惶，我坐计程车，他们都说非常恐怖，大家都不敢讲话，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大事化小，不要搞成第二次‘二二八’事件。” 蒋经国听到“二二八”3个字，愣了一下，只说了一句：“一定不会，陈小姐这样子太过虑了。”

几天后，蒋经国又一次见了陈若曦。这一回主要谈事件发生时军警的处理方式。蒋经国表示军警都有严格纪律，对民众“打不还手，骂不回口”，在被暴民打伤了100多人后才不得已采取镇压的。没想到，情急之下，陈若曦问，“那会不会是你们表演的苦肉计？”蒋经国秘书蒋彦士惊得从座位上弹起来，要和陈若曦打架。蒋经国则表情无奈但口气坚定地说：“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们不做这种事。”谈话持续一个半小时。最后蒋经国说：“哪怕一个人受到冤枉，我的心都不会安的。”

后来，有人问陈若曦，是否向蒋经国反映了计程车的事情。原来蒋经国到南部视察时，突然提出要坐计程车。她想起了那天的对话。

来往两岸，始终拥有赤子之心

“1984年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在香港，看到我写的《尹县长》，觉得挺客观的，就把书拿给他爸爸看，说这是姓陈的作家写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过之后就通过媒体说，我们欢迎陈若曦女士有空再来祖国大陆看看，现在改变很大了。”

“可以说是《尹县长》送我回大陆的。”陈若曦笑说，那是1985年的春天，她再次来到大陆，先到其工作过的地方，即南京河海大学旧地重游。看了，已物是人非。后来去北京。

在中南海，胡耀邦接见了陈若曦。“一见面他就说，我看过你的书，书写得很真实。我发现他没有架子，谈话很随意。就跟聊天一样。”他们这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陈若曦向胡耀邦请教什么是“一国两制”。他建议其去西藏看看。

1987年，由全国台联安排，陈若曦来到了西藏。“西藏的建筑是不规则的，很自然、很好看。藏民非常热情。我记得有个藏族人把我们请到家里，站在一个箱子上面，去拿珍藏的饼干。我特别感动，虽然不认识你，但像老友相逢一样。”

之后，陈若曦相继写出了纪实性散文《西藏行》《青藏高原的诱惑》等文章，向海外介绍祖国边疆的面貌。她还在美国到处演讲，宣讲自己眼中的西藏和大陆对西藏的民族自治政策。“我第二次去时带了很多作家，想大家一起见证、宣传。因为，‘藏独’势力在美国很大，很多知识分子不知道真相，就相信了‘藏独’分子的话语，同情他们。我听过一次，一个‘藏独’女子说，中共在我们西藏光是1950年就屠杀100万人。我说这根本就不可能，西藏土地那么硬，要埋一个人都很难撬开地的，别说那么多人了。再说，1950年时，西藏人口总共就那么多，如果真杀死那么多人，请问现在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但是这些谬论竟然也有人信。”

陈若曦说，她看到政府对西藏是很好的。她第二次去西藏时，沿途看到很多装满物资的车运往西藏，同时又有很多空车从西藏出来。这都是中央在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援藏活动。

随着孩子的长大，陈若曦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应该回台湾生活。但是当时台湾政治氛围浓烈，经历了大半生政治风云的段世尧，晚年只想图个清静，不愿意回到台湾。两人最终和平离婚，离婚还是由他们身为律师的大儿子段炼办理的。

1995年，陈若曦回台定居，为生态环保等公益事业奉献余力。近年来，陈若曦把自己所有的物品都捐赠了出去，自己搬至老年公寓，并加入了多个服务老年人的团体，与大家一起锻炼、生活，并常年来往两岸，感受大陆的巨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