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怡青

与其他商帮相比，江右商帮竞争力较弱，在历史进程中，未能尊重市场规律，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在多方的压抑和竞争下，最终没落了。

据魏僖《日录杂说》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所以人们习惯称古代江西商人为江右商人。

江右商人在明代随着海禁政策逐渐兴起，人数众多，操业甚广，小本经营，活动地区广泛，渗透力极强。到了明清时代，他们以地域为中心，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逐渐形成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性商人群体。这就是中国明清商业史上的“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有过辉煌，曾与晋商、徽商鼎足而立，活跃在全国，彼时有“无赣不成商”之称。但是，江右商帮竞争力较弱，在历史进程中，未能尊重市场规律，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在多方的压抑和竞争下，最终没落了。

应势而生

江西九江，鹤舍古村。

江西，在两宋以后，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人杰地灵，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历元至明，江西继续保持这一优势。与其他商帮一样，江右商帮的兴起，占尽天时地利。

从天时来说，明代由于海商经常犯禁，政府就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海上贸易的停滞和萎缩，促进了内陆贸易的发展。

从地利来讲，江西拥有便利的物流通道。往南，跨过赣粤边界大山，通过隘口，可将货物运至广东，散于东南亚;往北，跨过湖广，辐射中原;往东，沿长江而下，江浙尽收眼底;往西，朔长江而上，云、贵、川市场广阔……精明的江西人是不会失去这一千载难逢的商机。

以江西抚州为例，不仅盛产文人，同样也盛产商人。经过两宋时期的开发，抚州已是“盱江南北，田园如绣，树如烟云，鲜有旷土”。彼时抚州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五六十万人口的城镇了。到明代，随着土地进一步开发，抚州区域内已是土狭民稠，“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无法糊口，不远走他乡即便有手艺也找不到事做。为生活所迫的抚州人，只得带上一点土特产走上经商的道路。他们利用当时较为发达的运输系统，小本经营，走湖广，入滇云，负贩于四海，遂成为江右商帮的主体。

明清时期的江右商帮已经有着“负贩遍天下”的美誉，五湖四海，无远弗届，乃至云贵、缅甸的边远蛮荒之地。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在云贵川“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之说。

江右商帮的兴起，推动江西经济的繁荣。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江右商帮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

敢闯求变

江右商帮在长期创业活动中，孕育和积淀起“创新进取、团结实干、诚信和谐”的创业文化，成为他们在两百多年创业历程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证。

“一个包袱一把伞，出门在外当老板”，江右商人大都白手起家，靠着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精神，开创出一条成功的从商之路。

“赤膊草鞋去，长袍马褂归”，江右商帮人“挟技艺走四方”，不闯出一番天地，誓不还乡。“只看得伢崽去，没看得大人归”。这些民谚都反映了江右商帮人饱含血泪而坚韧不拔的创业历程。

据江西樟树县志记载：“俗多商贾，或弃妻子徒步数千里，甚有家于外者，粤、滇、黔无不至焉。其客楚尤多，穷家子自十岁以上，即驱之出，虽老不休”。

江右商帮人的坚韧，还体现在其对业务的“精益求精”上。江右商帮中的药商为例，行规对学徒管理极严，每天从五更起，徒弟除做日常家务外，还要刻苦研习中药加工炮制技术。师傅常告诫徒弟，手艺要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不应该心境浮躁，急于求成，只有踏踏实实、刻苦钻研才能积累享用一生的资本。

江右商帮对中药炮制的选、润、洗、燥、炒等方面都有独到的理论和方法，技艺精湛，炮制精良，治疗灵验。

江右商人大多亦商亦儒，其中不乏创业成功后又读书考取功名，或者做官致仕后又重操旧业、二度创业成功的例子。儒家思想始终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占主导地位，“以义为利”在他们的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

这个“义”，主要表现在创业活动中讲求诚信。江右商帮热心公益，积极回报社会，维护和谐的创业环境，“虽丰于财，然不为财所累，遇善举则为之，率千金无吝色”。兴办学校、赈济灾民、修桥筑路、创建会馆、重修孔庙等善举，使他们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声。

式微没落

与兴起有着惊人的类似，江右商帮的没落也随着政治经济环境发展而来。

全国经济格局变化，江西经济地位转弱。随着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昔日的物流“黄金通道”已不复存在，沿海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经济区域逐渐加快经济发展，各省的经济实力纷纷超过江西。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地区经济更是加速发展，超过江西者益众。江右商帮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动摇，辉煌不再。

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落后，也是其没落的重要原因。

江右商帮的经营一直没有跳出“以商补农，以末养本”的传统思维模式。当时，江西和全国一样处于小农经济的包围之中，农民以小本经营方式，暂时脱离农事，而从事贸易活动的。

人数众多的江右商人仍然受到“农本商末”观念的深远影响，把经商作为农业的一种补充。在乡里，大家尊崇的是官员和读书人，认为他们可以光宗耀祖;而轻视商贾。商贾成巨富，回到乡里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赈，才能勉强获得乡梓间的尊重。

在这种传统文化氛围中，商人们的经营观念是难有较大改变的。陈旧的理念广泛地存在于商人之中，严重地阻碍了其向近代商人的转变。

江右商人的声誉下降也是其没落的原因之一。绝大多数的江右商人注意信誉，待人以诚，讲究职业道德。个别无德奸商，败坏了商帮的声誉，给经营带来较大的困难。例如，新城的涂肇新晚年回故土，于是将资本交给“伙某”，没想到血本无归。市也传“南人多诈”，不良江右商人的行径受到谴责，引得群起而攻之。明成化二年，福建都司经历王历指出，江西等商人“奸盗作伪，匪所不为。”

到后来，有的商人为避免伤害，干脆拒绝与江右商人做生意。官府也有禁止江右商人进入某些地方进行交易的举措，对江右商人的经营活动加以限制。江右商帮因少数不法商人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江右商帮的市场空间受到压抑。

斗转星移，江右商帮的结构更逐渐趋于松散，以致在全国性的经济贸易中竟难寻其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