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

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人把“批林”和“批孔”联系在一起，有不少牵强附会之处。这中间，江青等人又“三箭齐发”，实际上是为了“批周公”。

毛泽东拍板批判林彪的极左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经毛泽东同意，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周恩来为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多次在全国性会议上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在给回国述职的大使等做报告时说：“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9月30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国庆社论稿中两次提到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字，均被姚文元删去。周恩来日理万机，没有注意到，人民日报社也没有注意。

10月初，《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引起江青等人的不满，江青等人布置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八九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了三篇批判极左思潮的突出表现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刊发了整整一版。姚文元当即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江青则干脆地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等人一再追查组织批判极左文章的背景，在人民日报社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并指使上海《文汇报》以工人群众的名义，攻击《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大毒草”。

直到这时，周恩来仍在坚持批判极左思潮。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会议要把“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1月30日，周恩来审阅后批“拟同意”，送毛泽东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传阅。

张春桥、江青领会到纠“左”深入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2月1日，张春桥批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就在江青批示的同一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删去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周恩来的本意是不想与江青等人发生正面冲突，但他没想到，12月5日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王若水致信毛泽东，反映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左，并表示：“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12月6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江青建议政治局：“先谈谈，统一认识。否则，冒冒失失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批阅：“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12月15日、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的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12月17日，毛泽东召集会议，明确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之后，报刊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林彪的极左了。其实早在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成都地区座谈会上讲话，就说过“林彪是代表地富反坏右的”。1972年6月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也说过：“这些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1973年1月1日，“两报一刊”新年献词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毛泽东没有对“林彪审查报告”表态

1973年7月7日、8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十大修改党章报告草稿和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稿，之后将两份文件分别呈送毛泽东阅批。

8月20日，毛泽东在十大政治报告稿上批了“原则同意”，并确定由周恩来做政治报告。十大报告稿把批判林彪“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肯定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十大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报告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做报告。

8月24日，中共十大在北京提前召开。按照九大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九一三”事件导致十大提前举行，因而筹备工作十分仓促、草率。十大前没有按照惯例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所以十大的筹备工作没有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只是在十大前三个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修改党章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十大代表的产生办法。

8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议，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毛泽东没有任何批示，既没有“同意”，也没有“照发”。这是不合常理的。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毛泽东批示“照发”，为什么毛泽东对“林彪审查报告”不表态呢？因为纵观审查报告全文，其中没有提到一句“极左”，也没有提到一句“极右”，更没有提到“批孔”。

8月24日，周恩来在十大上宣读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政治报告，8月28日中央全会通过，9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十大政治报告的主要部分是批判林彪，其中提到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还提到林彪“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也没有提到“批孔”。

党史专家认为“批孔”另有所图

1973年春，毛泽东曾写打油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毛泽东找她去，给她看了这首诗。“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多次谈到批判孔子。1967年3月，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孔孟之道。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等人反孔，郭沫若、冯友兰、范文澜尊孔。1969年5月1日，毛泽东说：现在有些人的思想还不如五四时期思想解放，五四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孔子是代表没落奴隶主思想的。5月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五四运动五十周年》，其中有700多字的批孔内容：“多年以来，打倒孔家店还是保护孔家店的问题，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历史注定了为孔家店和为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翻案的复辟活动必然失败的命运。”当然那时“批孔”是批刘少奇，不过“九一三”事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用“刘少奇一类骗子”代替林彪。

1973年5月在准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见。7月4日，毛泽东与负责起草十大报告的张春桥和负责修改党章报告的王洪文谈话，论证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右，并再次提到“批孔”。毛泽东谈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在谈话最后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来，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8月5日，毛泽东同江青谈话，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时，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接着，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新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表面看来，似乎是毛泽东对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提出不同意见，而在当时却是为了某种政治斗争的需要。

8月7日，经毛泽东批发，《人民日报》刊登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9月4日，《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此后，北京、上海一些报刊开始发表“批孔”的文章和评论。

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毛泽东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0月1日，《红旗》杂志转载经姚文元修改的《论尊儒反法》一文。11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经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中共十大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江青等人为“组阁”，向抱病坚持工作的周恩来不断发难。11月17日，毛泽东根据不可靠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同来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会谈时讲错了话。11月21日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江青、姚文元等人斥责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头子，“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12月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同周恩来谈话：这次会开得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毛泽东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是“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第二是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工作。

12月2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报告会，由王洪文传达毛泽东12月中下旬的部分讲话。周恩来在会上检讨：主席的五次指示，首先批评了政治局不议政，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首先我要负责，我要检讨，抓得不够。

为什么在“九一三”事件一两年后掀起“批孔”高潮呢？党史专家席宣、金春明认为：当时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目标，实际上既不是林彪，也不是孔子，而是另有所图。

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报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提出是否可以转发，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据谢静宜在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讲话中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让他们到毛家湾找资料，翻箱倒柜，从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叶群引用或肯定孔子的材料，为数极少，编了一本，送给毛主席和江青。他们“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最后编写完了之后，送给主席、江青同志看了，最后定了稿，同意转发”。

谢静宜说：“我再讲一遍，就是对批孔的文章，主席是非常关心的，听我们说到，就是说北大冯友兰也写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立即让我们回去，说你回去拿，拿回来，给我看一看。所以我们当时就回去了，然后返回，把那一篇冯友兰的文章拿来给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气地把它看完。很长呐，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镜把它看完呐，一直都没有休息，而且还看出了里头哪些标点错了，叫我们回去改一改，很细。第二篇文章也是这样的，第二篇冯友兰的文章出来之后，又送给主席看，主席又看了。”“批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指示嘛，那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而且以后呢，主席又非常关心这件事情，这一次197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主席批示转发的嘛。”

1月18日，中共中央在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通知中说：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补充通知》，提出传达、学习、讨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时，要增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以及《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等。

1月24日，江青给中央军委负责人写信，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批孔“深入不下去”，对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1月18日）的通知”。同时，江青等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后，迟群等人整理讲稿，准备下发，被毛泽东制止。

1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问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

1974年2月至3月间，“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短评《广泛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其中说：“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2月2日、20日及3月15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三篇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再批“克己复礼”》。《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出台后，却始终没有出台“材料之二”。“批林批孔”运动持续半年左右，虎头蛇尾，再以后基本上是“批周公”了。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多次批评

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以个人名义给中央机关、军队机关，以及连队、科研单位写信，送材料。1974年2月9日，毛泽东批示江青：“除少数（材料）外，大都未看……一切人不见，现（身体）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而江青却越发“积极”起来，不仅在大会上发表“批林批孔”的煽动性演说，还批“走后门”，大搞“影射史学”，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对周恩来、叶剑英等进行不点名的攻击。

2月15日，毛泽东在1月30日叶剑英来信上批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他支持了叶剑英，并针对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通知：“走后门”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3月20日，毛泽东回复江青求见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4月1日，江青等操纵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发表《孔丘其人》一文，将春秋时期鲁国根本没有的“宰相”一职强加到孔子头上，以此影射周恩来。此后，这类文章纷纷出笼，借“批孔”为名，对周恩来进行露骨的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

4月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说：两件事变成三件事。“批林”，这个行。“批孔”，就很难了。又要批“走后门”，就更难了，那个提法不妥呢。

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听，借批林彪“克己复礼”，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他们还极力吹捧“女皇”，为其反周“组阁”阴谋大造舆论。江青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军队“点火放炮”，指责军队领导机关对“批林批孔”消极应付，“右倾手软”，提出“要整一整军队”，“该夺权的还是要夺”，要在军内搞“放火烧荒”，甚至迫使解放军报社变相停刊178天。

此时周恩来被诊断患癌症两年了，病情越加严重，但仍坚持繁重的工作。6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医疗组的意见，同意周恩来住院治疗。住院当天，周恩来就进行了一次大手术。而此时，毛泽东的健康也出了明显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为毛泽东成立医疗组。

6月中旬，江青等人召集“梁效”等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在的儒”。江青说：“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之后，江青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言论，煽动“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并借外国电讯上的说法，暗示“现代的大儒”是周恩来。

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10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电话告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并要他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非常不满，在10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制造借口，攻击邓小平。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行密谋。次日，王洪文到长沙面见毛泽东，告周恩来等人的状，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企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其中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如今，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让王海容、唐闻生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泽东还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赞扬了邓小平，并重申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1月12日，毛泽东对江青来信批示，直接指出江青有“组阁”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11月20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检讨”上批示：“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之后，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后面。毛泽东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周恩来、王洪文汇报时，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毛泽东还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责成江青等人做自我批评。谈到“批林批孔”，毛泽东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有人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的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比如“四书”“五经”，以前不读不行，现在都不读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一样可以治国嘛。

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单独长谈，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1975年1月7日，毛泽东对他的谈话记录稿做了两处改动，其中一处是将“林彪如上台”改为“林彪一类如上台”。

江青等人打出批“经验主义”的旗号

1975年1月，周恩来进入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2月2日，周恩来提议请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2月4日，经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3月26日，周恩来进行第三次大手术。

就在周恩来第三次手术前，江青等人打出批“经验主义”的旗号，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老干部。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在，主要的危险是经验主义”。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4月4日至5日，江青两次讲话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分别找政治局一些成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并分送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十条经验等材料。在张春桥、姚文元布置下，一些报刊发表文章，开始批判“经验主义”。

4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当前的大敌是“经验主义”，政治局应该讨论，而且要交锋。邓小平没有理睬。4月18日，邓小平借毛泽东会见来访的金日成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自3月初以来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4月20日《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叶剑英、邓小平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1973年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四人帮”的宗派活动，提出质问。江青被迫做了检讨。

5月初，江青往毛泽东处打电话，要工作人员转告，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她进行“围攻”，并说这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毛泽东则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并说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很难。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

5月3日22时45分至次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游泳池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抱病参加。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及搞宗派活动提出尖锐批评，指出：

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5月中旬，鉴于周恩来病重，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日常工作。

5月7日、6月3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集中批评江青等人。江青等人被迫做了一些检讨。6月28日，江青写出书面检讨，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包括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江青说：“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6月30日，周恩来将江青检讨信批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表示欢迎这一检讨，建议送毛泽东批阅。邓小平、叶剑英表示同意。毛泽东圈阅。

9月15日，周恩来就近期报刊开展评论《水浒》指出：他们那些人（“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评论《水浒》“现实意义”的讲话是“文不对题”，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这时，距离周恩来逝世不到四个月了。因为毛泽东反对，也因为周恩来病情越来越重，江青等人的“批周公”终于不了了之。

（本文资料来自《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等书，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