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

革命元老的“右倾”

在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中，陆定一的身份有些特别。他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成长于共青团的领导岗位，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有着资深的经历，又是走过漫漫长征路的老革命，并与党内多个“左”倾路线进行过较量，同时又是内行（新闻家、文艺家）的中共宣传总管和报刊掌门人。有这样资历和经历的人，在中共历史上委实不多。

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国青年》主编。大革命失败后，陆定一远赴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会委员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0年，陆定一奉命回国，继续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随即又在地下斗争中先后与李立三和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抗争。其间，他被错误地撤销了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后陆定一进入苏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长征。主编过《红星》报。红军到达陕北后，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抗战爆发后，他在八路军负责政治宣传工作，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并于1942年4月起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194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陆定一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而中宣部（以及早期相似称谓的机构）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机构。自从1921年中共诞生之后，曾经担任过中宣部负责人的多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李达、罗章龙、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习仲勋、陶铸、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等。陆定一堪称是中共历史上担任中宣部部长一职时间最长（1944年1月至1966年12月，其间的1952年9月至1954年7月由习仲勋担任）的一位中宣部部长。1945年中共七大，陆定一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是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1959年他还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至1965年又兼任文化部部长（1965年文艺整风后，文化部改组，部长茅盾下台，陆定一兼任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陆定一两度担任中宣部部长（1949年10月至1952年9月，1954年7月至1966年5月），又是中央文教小组组长（副组长康生、陈伯达），乃至文化部部长，所谓一身多任，可谓负重致远又春风无限。不料1966年6月中宣部成了“阎王殿”，大小“阎王”悉数下台，陶铸接任部长。陶铸发表上任讲话，在谈到揭批旧中宣部的问题时，称：“陆定一封建的东西多一些，周扬资产阶级的东西多一些。”

陶铸可谓一语破的。“陆定一封建的东西多一些”，就是说陆定一在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出现了“右倾”问题。黎之在《初进中南海》的回忆中说：“当时的中宣部可谓人才汇集，许多思想文化战线的代表人物在这里担任各方面的负责工作。”除部长陆定一外，副部长如张际春、陈伯达、胡乔木、周扬、徐特立、凯丰、李卓然、张磐石等，以及各个处室的负责人胡绳、熊复、于光远、石西民、姚溱、许立群等等。主管文艺的文艺处和电影处，处长分别是丁玲（后为林默涵）和江青，其副手则分别是郭小川、钟惦棐等。这其中的要害人物，如副部长胡乔木其实是“地下部长”，电影处处长更是隐然不露而直达上听的“流动哨兵”江青。至于部长，黎之说：“当时陆定一刚刚重新主持中宣部的全面工作。陆定一红军时期任政治部宣传部长，1944年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掌握宣传文化战线的大权。但是从1952年至1954年降为副部长，其中原因，我不甚详知。有各种传说，有的说是因为‘三反时中宣部有些人对他的夫人严慰冰提了不少意见。毛泽东说：部长的夫人就批评不得？还有人说因为他向毛泽东建议不设中宣部，引起毛的不满。这些都无可细查，只是有一件涉及重大理论问题的事，有案可查，那就是1952年‘三反‘五反期间，《学习》杂志事件。”

关于陆定一从中宣部部长降为副部长及他向毛泽东建议撤销中宣部的原因，有人认为可能是一群“马列主义”的书生（《学习》编辑部的艾思奇、许立群、于光远、吴江等）不谙“国情”和“策略”而犯了错误，以至于当时毛泽东身边的红人陈伯达认为这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当时陆定一检讨说：“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加上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就造成了这些文章中的离开党的路线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

成为“严慰冰案”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

陆定一的前妻唐义贞是烈士，在延安时陆定一和严慰冰的婚姻是陈云介绍的。严慰冰是一位才女，能诗善词，她曾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后她奔赴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不久即到了前方。“文革”开始后，严慰冰成了林彪上台后“开刀问祭”的第一个牺牲品。此前，她写了很多匿名信，内容是针对林彪夫人叶群的，称叶群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在延安又与王实味关系暧昧，等等。严慰冰还曾让曹荻秋转给林彪一封信，内有一“诗”：“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晋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照光。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窍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1966年4月，严慰冰被捕入狱，此后身陷囹圄近13年，与陆定一后来被软禁和入狱的时间长短相同。

关于“严慰冰案”，迄今说法不一。不过，大体上认为严慰冰写匿名信是她的个人行为，以及因为她精神上的问题所致。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严慰冰的行为势必影响到陆定一。陆定一当时称：“她本来没有精神病。1952年‘三反‘五反时，上面派人背着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的儿媳打成‘大老虎……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精神病。我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她经常与我吵架，后来又开始写匿名信骂林彪和叶群，信寄到林彪家里，有的寄给林彪本人，有的寄给叶群，有的寄给林豆豆。林彪到哪里，她就寄到哪里，5年时间写了几十封，并且都是背着我写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据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分析：“匿名信是导火线，它引发了历史积怨的炸弹。我们家跟林彪家的矛盾是多方面的，又跟江青有很深的积怨。”这前者，是由于陆定一与林彪“在政治主张上有所不同”，以至于林彪借“严慰冰案”发难。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其间，林彪发表了“五一八讲话”。他说：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伺机而动，我们就是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他们是野心家，他们阳奉阴违。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书记处抓了很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质问陆定一：“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答：“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跟我商量过，也没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林彪又问：“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大骂：“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给陆定一定了七大“罪状”：“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列主义顶峰的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贴标签”“反对搞阶级斗争，反对‘总路线”“在庐山会议上态度消极，从来就跟彭德怀搞在一起，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德德，其中的一个德字，就是彭德怀的德”“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彭真一样，和彭真、罗瑞卿是‘大三家村”“严慰冰匿名信要害是反革命，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上海会议叶群发言批罗瑞卿，与会者都很愤慨，唯独陆定一无动于衷”“此后不久，严慰冰一月二十六日写了匿名信，矛头是对准毛主席的，陆定一必定是那首反诗的作者”。结果，陆定一成了“严慰冰案”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最终被“永远开除出党”。陆定一不仅自己被关押了长达13年，他的家人和亲属之中有63人也受到关押和迫害。

部长的反思

在历史上，陆定一曾与李立三、王明的“左”倾路线开展过斗争，并且遭受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疑，他对以“左”的面貌出现的错误是深恶痛绝的。1978年底，陆定一获得了“解放”。历经近13年的软禁和牢狱生活，他在走出秦城监狱之后痛定思痛，对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较早对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并明确地反对个人崇拜和终身制。

同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陆定一也做了检讨，表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据陆定一的长子陆德在《我的父亲陆定一》一文中所述，陆定一晚年“在总结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时候，却又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对我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全党幼稚，理论也不成熟。我们跟着主席，向前探索，很多东西是马列没有讲过的。探索的过程，有的成功了，是‘丰功伟绩；有的不成功，犯了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在《决议》中已经分析了。但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和执行过，是全党一起走的。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有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决议》中对历史问题的批评，也是对我的批评。我们不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毛主席的错误，党作了决议，批评了他，我陆定一也犯了重大错误，没有人批评我，只好我自己骂自己了。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左的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在工作中犯了很多“左”的错误

那么，“我的工作犯了很多‘左的错误”都是一些怎样的错误呢？显然，以中宣部部长之职，共和国历史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斗争，如“胡风案”、“丁、陈案”、“知识分子问题”、“反右”运动等等，都与之有着或大或小的关系。如“胡风案”，当年毛泽东布置批判胡风，甚至亲自动手写按语，都是要求陆定一、周扬予以斟酌的，甚至具体处理的机构陆定一也参加了。当时毛泽东致信（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陆定一，说：“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于是成立了中央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五人小组”（包括陆定一、康生、罗瑞卿、胡乔木、周扬），组长是陆定一。该“五人小组”，后来扩大为“肃反”“十人小组”。随之，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五人小组”，负责开展这项政治运动。1955年6月，陆定一在中央召集的20个省、市、自治区“五人小组”会议上做报告，把“胡风案”扩大到揭露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运动，以之来解决新中国成立以后未能及时揭露和处理的“大批的采取两面派手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问题，随即肃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当时，陆定一还提出坚决反对极端错误和有害的“右倾”思想，但也强调反对宁“左”毋右的思想。后来他还向毛泽东反映运动中斗争对象超过了百分之五的问题，毛泽东称赞他：“大将风度，能进能止。”随即，肃反运动移交公安部，由罗瑞卿负责。

至于“反右”，陆定一在不同场合下也有表示歉意的举动。于光远的前妻孙历生因为是右派（当年号召“向党提意见”，结果她对人说“陆定一这人有点粗暴”等等，遂成为右派），导致她与于光远被迫离婚，并在“文革”中暴毙。事后，于光远和孙历生的女儿说：“这么多年来，只有陆定一一个人为母亲的死表示过歉意。”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与党内正确意见发生了冲突

陆定一晚年反思，因年龄或历史条件等所限，不可能做到彻底，但他对当年所犯错误寻根溯源的执着精神，还是让人们十分尊敬和钦佩的。如他当年主管理论和宣传工作，其间曾揭橥“双百”方针，甚至还号召“要学点唯心主义”。但同时又提出了“愈是精华，愈要批判”的主张，至于其依据，则是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理论，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及所谓“不断革命”论、“阶段论”等。对此，陆定一晚年是有所认识的，特别是他感到愧对周恩来、陈毅等人。龚育之曾在《陆定一的最大失误》一文中写道，当年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与党内正确意见发生了冲突，配合乃至加重了毛泽东的错误。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陆定一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在一次全国文教书记的会议上，陆定一的讲话挑明了党内围绕“知识分子问题”发生的争论。他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勿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教育部一九六○年曾有文件，规定只有政治上属于‘左派和中‘左的教师可以提升职称）；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

这个讲话是针对周恩来等人的。龚育之回忆说：此前“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一九五六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一九五一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胡乔木对此也说：“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所谓“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指的就是陆定一。此后，陆定一在中宣部主持起草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把“文化革命”定义为一是革文化落后的命，一是革资产阶级思想之命。对知识分子，他则强调以世界观为标准，划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至于其人数的估计，陆定一认为：“现在在知识分子总数中，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中间派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

龚育之认为陆定一的这个失误其来有自，其实就是毛泽东从“反右”开始所强调的以世界观作为知识分子划分阶级的标准。因此，毛泽东对陆定一引以为同调：“看来还是陆定一比较了解知识分子问题。”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正确意见占据了上风，刘少奇的大会讲话、周恩来的小会讲话（魏征精神、讲真话、反对偏听偏信），以及此后的西楼会议、广州会议、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等等，都有许多亮点。特别是“知识分子问题”，党内的三人（周恩来、陈毅、陶铸）表现尤为出色，其间甚至有对知识分子两度的“脱帽加冕”。而同一时期毛泽东的态度却耐人寻味（广州会议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不予表态，而当周恩来征求其意见时，他竟没有说话），那时陆定一是追随毛泽东的（如其认为斯大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右摇摆；中国还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矛盾和斗争；要“反修防修”，等等）。在广州会议上，陆定一有一次缺席小组会议，席间周恩来说：“今天定一同志没有来，他同我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在不久后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问题。而在此前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些连阳魂也没过来。从意识形态来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他还针对陈毅“脱帽加冕”的讲话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在一次宣传文教会议上，陆定一针对会议上争论“知识分子问题”时出现的分歧，几乎本能地让简报组连夜将不同意见一律整理上报，并且赴书记处做了汇报。当时，周恩来坚称他的讲话是代表党的，是党批准的，不是他一个人起草的，而且不认为讲话有什么错误；邓小平表示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同时认为陈毅的讲话也是正确的，要求陆定一按照周恩来的解释，统一口径，查一查，澄清一下，要讲清楚。邓小平还说此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予下传，实际上是将之挂了起来。非常明显，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不明朗，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没有发生作用，经过邓小平的调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被挂了起来。后来在1964年讨论人大报告时，陆定一曾询问周恩来：“总理、总理，这个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则本能地回答：“就照主席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的提法写，我那次讲话时，主席的讲话还未发表。”

当年在陆定一主持下，中宣部还将“文艺十条”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压缩成“八条”。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文艺八条”，不久之后也受到了指责。陆定一竟然又责问中宣部的相关责任者：“‘八条是怎么送上去的？”当时中宣部的工作人员黎之回忆：“这时我已明显地感到陆定一与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严重分歧。后来《宣教动态》增刊向毛泽东反映了‘文艺八条的问题。”

晚年陆定一反思说：“一九五六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要团结工人农民，还要团结知识分子。党内对于是否团结知识分子，又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王震等同志，是重视而且能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臭老九，是敌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要打倒。‘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击知识分子开头的。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比如说我自己吧，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陆定一还承认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实事求是的估计以及将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而非是所谓任意的主观的随时可以变化的“世界观”）是正确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由此出发，陆定一真诚地高度地关心着党的前途，并且在他的晚年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反思”，即其子陆德在怀念文章中所述：“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认识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国家的民主政治、惩治腐败、‘双百方针、共产主义过渡期、中国改革模式等诸方面和领域，都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晚年对“双百”方针念兹在兹

“比如说我自己吧，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晚年陆定一念兹在兹。从中共七大以前的1944年至“文革”开始时的1966年，这22年间，除中间一年多时间以外，陆定一一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而在中宣部部长这个岗位上，陆定一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并且有很大的贡献。那么，如果要问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恐怕就是当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了。

其实，“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的分别提出，还能追溯到更远。最早提出“百花齐放”是在1951年。当时，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则是在1953年。当时中央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而当时关于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问题已争得沸沸扬扬。郭沫若和范文澜各有看法，针锋相对。于是有人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这就是“双百”最早的来历。

具体到陆定一，其肩负宣传领导之责，不免要思考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即怎样发展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事业。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可谓形势大好，但另一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利的因素，最主要的即党内对知识分子问题未能达成共识，针对“革命党”以及宗派主义、“舆论一律”乃至苏联的教条主义倾向等问题，都迫切需要执政党制定出一个正确领导科学和文艺工作，妥善处理各种关系的总方针。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陆定一在会上提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表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不久，陆定一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上汇报学术界的情况时，如实地揭露和批评了苏联在领导科学、文化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及其对中国的不良影响，提出应该破除对苏联的迷信。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间陆定一在发言时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文艺在苏联共产党内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无数的清规戒律……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其他主义有一点无关大局。”毛泽东在总结时也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随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于是，作为繁荣科学和文化的基本方针——“双百”方针算是应运而生。

随即，陆定一受中共中央委托，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做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双百”方针的内涵、提出的时代背景以及有关政策等，做全面的阐述。陆定一在报告中，将“双百”方针解读为“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陆定一还说：“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

会后，陆定一在与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部长座谈时，进一步提出中共一定要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走出一条党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新路来的意见。那时陆定一还建议在大学哲学系和经济学系开设黑格尔哲学、杜威哲学、罗素哲学、凯恩斯经济学等课程，以增长知识，知己知彼。

至于号召“双百”方针，毛泽东有一句话，是“高级干部中十有九个反对‘双百方针”。换言之，在党内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无法获得统一认识的前提下，所谓“双百”方针的问题也就只能是虚置的。不久，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化“百家”为“两家”，这说明了它实际的命运。

如是，考虑到“双百”方针提出时的具体历史背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修”斗争，以及其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它们都极大地冲击了“双百”方针的具体贯彻和执行。在这种情况下，陆定一可谓左支右绌，尽管其间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可贵的清醒（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的起草和试行），这也成为他后来被称为是“右倾”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述的努力全部中断，中宣部被称作“阎王殿”被砸烂，陆定一那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后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纲领受到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