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际可

中国人的文化，自古就很在乎当官。社会上人们之间的称呼、人的俸禄、穿戴等等几乎每样事情都以当事人官的当量级别来区别对待。一个人从念书开始，就知道“学而优则仕”。

蔡元培先生是1916年到北京大学当校长的，他一到任就看出北大学生的问题。他说：“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看问题很尖锐，他向学生提出了是升官还是做事的问题。

几千年来，中国人为什么那么迷恋于升官呢？因为极权之下，做官的只要把上边应付好了，就会一路顺风；二是在极权体制下，做官有特权，他手中有对下级的处置权，他们有对管辖范围资源的支配权，所以历代对当官趋之若鹜。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人只想当官不想做事。也的确有不少人是为了要做事才去当官的，因为当了官有更多的资源支配权，所以如果真要想做点实事，还是当官能够做成的概率要大。这其实是体制上的问题，我们需要一种比较公正的体制，一个人只要是有能力并且真有做事情的愿望，不论是当官还是不当官，应当是平等的。而且对待它的应当有更严的约束和问责，这样，就不至于把全社会的优秀人才都吸引到升官图里面，而把大量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实际工作的创造岗位上来。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才会更加繁荣茂盛起来。

（摘自《金融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