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永圣

鲜活起来的文字，不但让中华文化的思想再造国魂，还可以让时代的语言在经典汉语的熏陶下绽放出极致华语之美

“四书五经”被认为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经典的代表，虽然看上去面貌不同，可是实际上他们在精神内核上是浑然一体的，共同体现着中华上古文化的悠久传承和精神境界。对四书五经进行联读、精读、通读、研读和常读，可以获得不同的阅读体验和文化效果，尤其是对当前重立国民的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助推作用。

联读四书五经 勾勒中华文化整体轮廓

细观“中华儿女”这一称谓，其实就是“炎黄子孙”的另一种说法。“炎黄”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在他们之前，有八代神农氏，神农之前有更加邈远的女娲、伏羲等人文始祖。“六经皆史”，经史合参，通过史书和经典明确记载的尧传舜、舜传禹、禹传夏商周的中华文化心法和治国方略，我们才知道历代上古天子全都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圣贤明主，他们对文化传承“如护眼命”，想方设法地“无令断绝”，用心良苦地“以传保焉”，才使得中华文化就这样千秋万代、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地走到今天。四书五经就是历代圣贤在同一传统下多角度、跨时空传承和阐扬的结果。

“一画开天，文明肇始”。自伏羲画卦开始，《易经》的智慧已经造福中华民族至少6400年了。因其他各经“皆从此经出”，所以《易经》历来被尊为“群经之首”，其实它也是“群经之源”。例如，众所周知，《易经》对孔子晚年的影响甚大，由此可知，《易经》也必定对孔门弟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孔门集结《论语》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但是2500年来没有人说明“《论语》是按照什么思路来编排的”。试想我们今天写一篇小文都要找个思路、建立一个框架，万分敬重老师的弟子们集结老师的话语怎么会毫无章法地任其成为“语录体散文”？所以，当我们以《易经》卦象爻变的道理去观照《论语》时，就发现了《论语》篇章结构的玄机和篇目意蕴的奥妙。原来《论语》二十篇是一个“合十”的结构，每十篇构成一个“十全十美”，上下编两个十全十美又构成了中国人喜欢的“好事成双”的格局。这样，《论语》就是一部浑然一体、首尾相连、循环往复的自洽经典，十分耐读。

《论语》中约定俗成，“子曰”就是特指“孔子说”，可是，十分重要的结尾一篇的标题不是《子曰·第二十》，而是《尧曰·第二十》。说明编辑《论语》的孔门弟子深刻领悟和明白，老师孔子传承的是古圣先贤的道统，是从周公、文王向上一直可以追溯到尧舜的一脉相承的华夏上古传统文化。所以，“尧曰”既代表古圣先贤说，也表明孔子及其弟子“慎终追远、谦卑退让”的美德，绝对没有自是自尊的傲慢，而是一以贯之地表明“子曰”其实是“尧曰”传下来的。这样，儒家传统之道就和“黄老之道”同出一源，本质上没有“分家”。由于圣人的修行本身就有“治未病”的功效，孔子又明确提出“仁者寿”的论断，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谓的道、儒、医等各家学说其实是一家的。这样，四书五经整体上就是天道人伦的完整阐述。天道就是自然规律，在特定时刻为人所领悟和认识，表达出来，就变成人间社会的“义”。于是天地之轨道就显化出来，变成人间的秩序、规律、风俗、制度、法律，在人的思想上显化为文字，在人的行为上显化为礼仪，在情感的表达上显化为音乐，在处理物质上显化为器物，所以钱穆先生说“器物制度，皆是文明”。由此可知，一念觉悟，导致整个世界出现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发端，在天地人三才当中不断地繁衍、繁殖、繁盛，恰如老子《道德经》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形成后世儒家“一本散为万殊”的表达，即所谓“理一分殊”。

这样就可以发现，五经四书原来是“一伙儿的”，包含着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先祖整体上对后世子孙的集体家教，形成中华民族集体的家规和家风。尊重它，践行它，就有好家风，有好家风就有好生活；忽弃它，蔑视它，就没有家风，就没有和谐、稳定、积极、高尚的生活。

通读四书五经 “看见”中华文化传承之远

宋代“二程”（程颢和程颐）将五经称为“大经”，“四书”称为“小经”，大经哺育了小经。 通过了解四书五经之间的思想渊源，可以让大家“看见传承”。看见传承，才知道“这是我自己祖宗的文化”，才会升起“我不继承谁继承？我不维护谁维护”的真挚情感和坚定信念，才能准确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才能恢复文化自信，才能加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牢固、可靠的建设者。

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唯一还有连续的远古传承的文明，这一独一无二的特性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不能用西方史观来评判优劣、划分时段和鉴定真伪。例如，不能以文字的产生与否作为“文明社会起始的标准”，因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自有其不立文字的“心法”，自有其“口耳相传”的传统。“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并非虚言，时机成熟的时候，老师一句话的提示或者点拨就可以让弟子茅塞顿开、登堂入室、直入圣域。

《论语·里仁》篇记载，有一天孔子忽然叫曾子的名字，告诉他“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恭敬地应答“唯”，孔门最重要的传承就这样完成了。曾子后来写了自己的心得报告《大学》，详细地说明了“一以贯之”的内涵，才使后人明白儒家的贯通境界。所以，曾子《大学》是其传承中华上古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是继承的表达，而不是创作的表现，追溯《大学》思想渊源的典籍来源，会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传承的，更加有利地指导我们当下的学习，特别是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经典的案例帮助。

史传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教学，培养弟子们做到“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全面发展。例如《论语·述而第七》中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如《论语·泰伯第八》记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曾子比孔子小46歲，可以想见，对于孙子辈的曾子来说，跟着老师钻研《易经》或者帮着老师整理《尚书》（《易》《书》汉代以后称《易经》《尚书》），或者听老师讲解这些经典，或者自己向老师请教学习这些经典时产生的疑问，全在情理之中。

根据这些史实进行推测、分析和比较，显然《大学》思想的典籍来源至少有三个：《易经·坤卦·文言》，《尚书·尧典》和《论语·里仁》篇。

《易经·坤卦·文言》中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君子是“伦理”的评判，正位居体是“心理”的修养，畅于四肢是“生理”的表现，发于事业是“物理”的呈现。伦理来自自然之理，即中国古代所说的“天理”，则这一段话把天理、伦理、心理、生理和物理一以贯之的扩展顺序说清楚了，而曾子在《大学》里所论述的“三纲”和“八目”是同一扩展顺序的不同表达。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说的是君子行道，终于在某一时刻达到“明”，此时之“明”也就是“通”，相当于“懂了”。用《易经》的话来形容就是“君子黄中通理”。接下来《大学》所言的“在亲民”，就是《易经》所言的“发于事业”，就是“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就是“举而措诸民谓之事业”，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后，《易经》所言的“美之至也”被曾子化为《大学》的词汇：止于至善。

至于“八目”，同样是更加细致地把《易经·坤卦·文言》这段话“注解”了一遍：君子“格物致知”即是君子“黄中通理”，“诚意正心”就是“正位居体”，“身修”即是“畅于四肢”，“家齐国治天下平”就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我们再对比阅读《大学》和《尚书·尧典》。《尚书·尧典》的开篇就是：“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段是说上古盛德天子尧的德行，表现出来就是“钦、明、文、思、安安”和“允恭克让”，这是“伦理”评判；“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同《易经》中形容君子的“畅于四肢，发于事业” 的表达是异曲同工，是心理、生理的内德外发于社会物理现象的过程。后面的行文，几乎就是另一版本的《大学》：“克明”的重点是明，“俊”就是美，俊德就是美德，所以“克明俊德”可以“翻译”成“明明德”；九族就是家族，百姓就是人民，所以“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這一段就可以简洁地概括为“亲民”。天子修德以治理，能够“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也就是在大学之道上“止于至善”了。

把“正位居体”的“居”换成同义字“里”，把《尚书》中记载帝尧行事时的“居心”定义为“仁”德，则《论语·里仁》的开篇也出来了：“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通读孔子教授给学生的中国原典，可以发现《大学》的思想来源，体悟到“传承”的真实存在。这种文化渊源的考察，更能让我们对中华上古文化产生敬意。

研读四书五经 恢复中国人的中华史观

20世纪90年代初期，联合国曾经出版过一个文化报告，其中有一个结论式的判断：中国大陆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国家。当时读来令人触目心惊。如果我们的国民都变成了“香蕉人”，那么我们将丧失积累了至少5000年的文化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里如果没有传承和历史的脉络，必定短视和自私。中国人的思维，最根本的因素就是“慎终追远”，就是不能“辱没祖宗”，就是要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没有这一前提，文人向往的田园生活无异于苟且偷生，武将向往的建功立业也不过匹夫之勇，从思想观念上就错了。

研读四书五经，还原四书五经的“经”的地位，有利于在历史观念上正本清源。特别是要恢复《尚书》的史书地位，重视尚书里的治国方略。《尚书》是被忽略的朝代史，其实它是“中华第一史书”，是后世史书体例的鼻祖，是先秦散文的发端，是回溯中华文明源头之光的瞭望口。

我们向上追溯历史，唐朝有《唐书》，汉朝有《汉书》，秦朝时间短，未能形成《秦书》，那么周、商、夏三朝应该有《周书》《商书》和《夏书》。可是在长期以来教授给学生的“中国历史”里，没有这些概念！可是在《尚书》里面，不但有《夏书》、《商书》和《周书》，还有《虞书》，也就是说，在《尚书》的历史观中，在夏朝以前，我们至少还有一个“虞朝”。按照汉代《纬书》记载，《尚书》原有篇目3240篇，先秦有百篇本《尚书》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有多少宝贵的中华传统历史宝藏，都散失于战乱和焚书的浩劫之中了。《史记》记载帝舜国号为“有虞”，而《尚书》中有《虞书》，那么黄帝的国号为“有熊”，《尚书》原本中会不会有《熊书》？黄帝之前有八代神农氏，会不会有《神农书》？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西方史观概括不了中国的上古历史。新时代的中国人有责任按照中华传统史观，重新书写伏羲到尧舜禹时期的中华上古历史。那段历史，绝不是“极端野蛮、极端落后、极端愚昧”的“原始社会”，而是令世人震惊、令中华儿女自豪的文明史。

常读四书五经 再造当代华语之美

语言是灵魂的外衣。透过一个人的语言，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内涵、境界和操守。当今互联网发达，网络语言流行，有些网络词汇活泼俏皮，广受欢迎。但是，广受欢迎的表达未必就是经典的表达。而且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有些网络语言已经损害了华语之雅、之美、之正。它反映着我们的灵魂正在遭受着污染、正在失去纯净和正在变得远离优雅。

诗意的表达是文明的光华。极致汉语之美，经典汉语之源，皆在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华传统经典里。孔子曾经说过“不学《诗》无以言”。“无以言”不是“不能说话”的意思，而是言语表达不登大雅之堂。《诗经》反应西周初期到东周的春秋中叶五百年的时代，期间经历的成康之治、厉王被放、宣王中兴、幽王被杀、平王东迁等重大历史事件，皆在《诗经》中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反应，人民在兴盛时期的生活情感和在衰败时期的生活控诉，都生动地通过诗这种形式表达出来。我们是一个以“诗”的语言来表述历史和情感的民族。

诸如 “风雨如晦”，“万寿无疆”，“人言可畏”，“巧言如簧”，“小心翼翼”这些成语都出自《诗经》。“天作之合”，“不醉无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都渊源于《诗经》。读《草虫》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读《击鼓》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读《采葛》发现“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原来出自这里！其他象《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习近平主席引用过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出自《尚书》，这些词句已经是中国人日常表达中不可或缺的经典语汇。如果把这些句子从汉语中剥离，我们该怎么表达？即使不至于“无以言”，表达出来的东西恐怕也是“齿颊无芳，面目可憎”。习近平主席指示“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鲜活起来”。鲜活起来的文字，不但让中华文化的思想再造国魂，还可以让时代的语言在经典汉语的熏陶下绽放出极致华语之美。

责任编辑 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