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四书五经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重要载体

“广大悠久、一统多元，刚健不息、厚德载物，崇仁贵和、尚德利群，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在经过几千年的变迁后，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已经确定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基本特征、精神、价值和理想。中华文明核心价值所强调的仁爱原则、礼教精神、责任意识、社群取向，以及对王道世界的想象与实践，贯穿于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彰显出中华文明对关联性、交互性伦理的特别重视，以及对多样性和谐的特别推崇。

2015年，著名哲学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一书中首次系统讨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那么，作为中华文明传统经典典籍，四书五经在中华文明延续发展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这些经典之学又对治国理政、个人养成产生哪些影响？

近日，陈来接受采访，阐释中华文明的价值核心，以及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中华文明价值的继承，“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在新世纪、新形势下的最新表现形式，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动力”。

中华文明的核心凝聚力

“中华文明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理念，这些思想的主要载体是经典典籍，并且主要是四书五经。”陈来开宗明义谈到。“五经”成书时代比较早，是孔孟1500年前，中国早期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最早文化、价值积淀的经典著作。相对来讲，“四书”是一个晚出的概念。在文化史上，“四书”是相对于“五经”而言的。“但‘四书’承载的意义要比‘五经’精到。比如《诗经》里能够体现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并不多，再比如《尚书》是政治文献的汇编，里面体现很多政治理念，也很珍贵，但针对一般个人理想、价值追求体现不多，而《论语》、《孟子》几乎每条都讲个人理想，特别集中。”

在陈来看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四书五经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重要载体，根据四书五经可以延伸出更多思想内涵，后来宋明理学也对四书五经进行新的诠释，但四书五经的地位和作用依然不可取代。

从轴心时代至今两千多年来，虽然一代代人形成一根不间断的链条，上一阶段的生命被新的生命所保存，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但是中华文明一直绵延至今，分分合合未曾断裂，成为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明体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陈来讲道：“中华文明延续性持久的原因很多，内在原因来讲，当然因为这个民族有能够把民众团结起来、向前奋斗的力量。”而在这其中，除早期祖先崇拜为华夏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外，四书五经中蕴含的诸如“协和万邦”等概念，都是讲族群共同体，而不是强调单一民族的发展。这种文化体系一旦形成并为各族群共同推崇，中华民族就拥有了共同的理念体系，也使得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延续发展。

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在纷繁喧嚣的现代社会，何以引导民众的价值导向？“大力弘扬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这也是现在政府大力倡导的。”陈来认为，还是要到传统文化经典中寻找答案。

我国的传统美德形成于西周春秋时代，定型在孔孟荀早期儒家思想。在春秋时代，已经就有很多关于道德的观点产生。这个时期，没有一个主导的观念可以带领各种道德观。但是可以说，在春秋后期比较流行的道德，一个是“忠信”、一个是“智仁勇”。当时在整个中原文化里，比较流行的就是忠信和智仁勇。到春秋末期，在孔子思想中，“仁”是最重要的德行，最重要的道德。“义”应该说在春秋的时候也受到重视，但地位不太突出。包括孔子思想里，仁和义也差很多。到墨子时代突出了“义”，这影响到孟子，孟子发展了“义”，跟“仁”并列，形成仁义。所以从孟子开始，仁义成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孟子又把仁义礼智四者并列，成为四德，这是大家熟知的，经过汉代推崇，加了“信”，成为我们历史上中国人道德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跟五行对应。“‘仁义礼智信’五常，是道德伦理的阐述，包含着文明的秩序和精神风貌，成为两千年来影响中国社会至深的基本道德。”

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内容很多，分政治、社会、个人等多个层次。关于个人价值观层次，除“礼义廉耻”外，主要有四个大方面的问题——义利问题、公私问题、理欲问题和心物问题。孟子云：“先义后利，重义轻利。”陈来解释到，“这即是讲个人价值观，宋代对义与利的解释就是公与私，强调先公后私，甚至公而忘私。理代表理性，欲代表欲望。理性战胜欲望，调控、主宰欲望。心和物，心代表精神，物代表物质，人要有更高精神要求，要胜过物质。除了价值观，还要有更多精神的追求。在中国古代实际的社会生活里面，这些问题和孝悌、中和、诚敬等，跟五常一起发生作用，它们共同支配着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思想、道德生活。这些思想理念不仅在古代，到明清、民國直至今天也同样有值得推行的成分，因此中华文明有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和价值概念体系”。

“回归当下，除了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以外，这些资源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运用资源的过程中可以有转化，比如忠信、礼义廉耻，虽然现在的含义跟古代的“礼义廉耻”有不一样，但这种转换是自然的。而且这些观念深入人心，不论在任何时代都已成为既定的形式。习近平主席出访欧洲期间和其他很多场合，都讲到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诸如民本仁爱、重诚信、求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价值观都是重塑今天人生价值观的重要共识。”进入21世纪以来，全方位的国学热四面兴起并持续升温，来自民间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需求扮演了主要推动力量。陈来对国学热持乐观态度，“当代国学热提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开启了民族文化的自觉，这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民为本、以合为本

和平发展、以人为本、建立“命运共同体”……在当下的国家发展层面的价值观中，同样时时彰显出四书五经里所述的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民为本以及以合为上的中华文明价值观。

陈来介绍，中华传统文化十分丰富，“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特点。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是理想的治国方法，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才是理想的社会。因此，从孔子开始，儒家提出了“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也形成了在治国方面的重要价值观。“以德为本”，就是主张以德治國，强调道德重于法律。在《孟子》中，管理社会、与人打交道以及从政有两个原则是互相对立的，一是“以德服人”，一是“以力服人”。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我们在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也有一个“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的问题。由此，孟子把“以德服人”称为“王道”，“以力服人”称为“霸道”。

“以民为本”，在儒家以前已开始酝酿。《尚书》里有“民为邦本”的观念，“邦”就是国；这个观念甚至可以反映在某种宗教的意识形态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代表最高的神，但是这个神没有自己的意志，而是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视听为视听。后来，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很明显地强调了人民尊于君主、重于君主、高于君主，我们以前习惯把它叫做“民本思想”，也即是“以民为本”。

“以合为上”，或者“以合为本”，这个“合”不是和谐的和，是合作的合、合一的合。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处理民族、国家这类事务时，强调合一高于分立。在中国历史政治文化里，在管理国家时这是很重要的价值观，从上到下都以合为高、为尊、为贵，不赞成分立。

以今天的价值观来表达，可以说，“以人为本”就是强调人高于万物，“以德为本”强调道德重于法律，“以民为本”强调人民重于君主，“以合为本”强调合一高于分立。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对外宣示也都是用中华文化价值观作为宣示内容，比如‘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这就带着中国人对和平的追求、对和谐社会建构的理想，这也是传承中国传统和谐理论。习近平主席在万隆会议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讲和合、求大和的思想，正是‘和而不同’、‘以合为本’的智慧在现代外交中的运用。包括‘一带一路’思想，也是强调欧亚命运共同体，这些发展理念中都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注重历史的传统，很早以来历史的记述不断，而且受到珍视。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不能割断历史，要给予历史一定的地位，要看到中国的今天是从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当下，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积极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努力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中国文化当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到世界。”

责任编辑 王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