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碧清

人的精神家园一旦失落，就会像大海中的一叶浮萍，在汪洋大海中丧失了确定的目标，也会像一个浪迹天涯的孤儿，在茫茫人海中失去归宿

当快餐文化盛行，人们只重视效率，不问初心、不知过去、不顾将来，人类又将面临怎样的危机与挑战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李中华教授早在2010年《理性看待“国学热”》一文中就已提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有些危机业已爆发且愈演愈烈，而人类生存的大智慧早已蕴含在几千年的经典之中。”

究竟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何方？我们如何“把根留住”、建立国人的文化自觉？今人如何应对当今的生存危机？为了寻找答案，本刊记者专程拜访李中华。

明经以造乎道

《中华儿女》：您曾师从冯友兰、张岱年等哲学大家，您觉得四书五经作为基本典籍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李中华：当然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传统文化或国学，实际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中华学术文化的总体或总和，这是就其外延说的。就其内涵来讲，应该指向以四书五经为源头、为载体的中华民族的价值系统。特别是五经（包括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可以把他们称为中华文化的元典，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结晶和精华，而夏商周三代近1500年的历史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奠基时期，最具有源头性、原创性和民族性，它最能代表生长在华夏土地上的人民的生存智慧和治国理念。后来的“四书”可谓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之学的代表，除儒家外还有道、法、墨、名、阴阳诸家，它们都可归入“元典”范畴，其中犹以儒、道二家为代表，体现了所谓人类文明轴心期的文化思考，并通过对五经的解释和发展从总体上推进了五经的应时性。因此老子的《道德经》及孙武的《孙子兵法》等子学著作，都是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经典。

和西方的经典不太一样，中华元典都不是书斋哲学，他们最大的特点及价值指向主要涉及所谓的“三治”，即治国、治身和治心，所以古人强调“经者，圣贤所以传道也”。这是说，所谓“经”，不是书斋里的逻辑推衍，而是用来传道的，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所走过的道路或对生存之道和生存实践的经验总结，故古人说：“经之有故训，故明经以造乎道也。”读经的目的在于“明道”。

《中华儿女》：在您看来，中华传统文化依靠什么源源不断传承至今，并仍具有生命力？

李中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只能概括地说一说。中华文化承传至今，主要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前面讲到的经学和没有讲到的史学、子学、文字学等学术知识为载体的主流价值体系没有发生断裂，我们的文化传统延续了几千年，中华民族的生存之道没有断裂。所以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虽然可以有多方面的体现，但可归结成一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谓是新旧相续，因革相循，改革不忘继承，继承不忘革新。

转识成智 天人合一

《中华儿女》：您提到全人类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国学当中的核心价值观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李中华：最近20年，人们对当今人类文明发展遇到的危机和挑战，给了很大的关注并做了很多的讨论。概括起来有三重重大危机：一是生态危机，二是社会危机，三是道德危机。

就生态危机来说，又包括人口、能源、气候等等。我们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代价之一便是生态的破坏，未能避免西方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使水、空气、土壤，乃至食品等人们日常最不能离开的生存条件，受到难以复原的破坏。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多重原因，但从根源上说，我们似乎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一味地信奉“人定胜天”及工具理性等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天人二分的哲学和口号，完全忘记或根本不知我們的祖先留下的哲学遗产。

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早就从源头上思考过这个问题，提出“天人合一”、“转识成智”等具有价值理性的哲学智慧。如《周易》这部经典，其最具核心意义的价值理念，便是“天人合一”，强调了人类活动不能破坏天地自然，因为自然与人类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反对割裂天人关系所导致的“天人二分”或“天人相背”，从而造成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失衡。

中国文化敬天、奉天等理念，并非现代以来人们对它的批判和误读，它的主要内涵是强调天地人的“三位同体”和“共成一家”的有机宇宙观。“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主治理之，称子”。故“为子乃当敬事其父而爱其母”。“天地乃人之父母，天地有亏，则不能竞吾年，故欲安者，当先安天地，然后乃可得长安”。这是说，人类既然是天地自然的子女，就不能破坏自然，天地自然如果遭亏损和破坏，人类也就不能完成天年，故人类想得到安宁，应当首先使天地安宁，而后人类才可以长久安宁。总之，六经诸子之学都强调了“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识。

《中华儿女》：这些社会的现实问题，东西方都存在，如何透过这些现象，得到义理的了解？或者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相应的经验可供今天参考？

李中华：在有文字记录以来的人类历史，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其背后的最终原因，可以说几乎都是严重的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造成的。在中国文化中，对此有极其丰富的思考和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是一个最为复杂的问题。古人对待这一问题，多是以“义利之辨”为讨论的课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说过，“放于利而行，则天下多怨”，都把问题集中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这些议论都是强调，一个社会如果一味地放纵利益的追逐而无社会正义的调节，社会就会陷于危机。因此如何处理义和利这两者的关系，是保持社会能否和谐发展的关键问题。“义”，就是合理、正义；“利”就是利益、好处。两者的关系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个正常的社会，两者都是不能偏废的。

孟子对这个问题看得最尖锐，他说，“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結果就是“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倖）也。”掌权的人违背社会正义，在下的百姓一再触犯刑法。这话古人都提醒了。所以解决社会矛盾、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理论上说主要的出路就是“义利”的统一，然后才能做到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化。

人之欲望与“人禽之辨”

《中华儿女》：天人之辨所讲的“天人合一”及义利之辨所讲的“义利合一”，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对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应对之道，或可称其为生态智慧和社会的政治智慧，对我们今天有启发意义，那么传统文化如何应对道德危机？在古代就有道德危机吗？道德危机与生存危机及社会危机有何区别和联系？

李中华：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们今天遇到的危机，在古代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否则古人也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上述天人之辨和义利之辨所提出的因应之道，都贯穿在四书五经及以后的文化发展中。所不同的是，这些危机在现代人类的生存发展中表现的更加尖锐。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为人类创造无限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它的负面效应。西方一位学者曾指出，不到300年的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已大大超过了自人类产生以来至工业革命时长达两百多万年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地球这颗行星被四个既相关又不受控制的动力所推动：科学、技术、工业与资本主义（利润），在为人类创造了无限福祉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的“产品”——欲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文明实质上是一架制造欲望的发动机。而欲望没有止境，人类的欲望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这就导致现代社会人欲横流，得不到控制。而一旦受制于这种失控的欲望机器，人们便无法感到真正的幸福快乐和安宁。

人的精神家园一旦失落，就会像大海中的一叶浮萍，在汪洋大海中丧失了确定的目标，也会像一个浪迹天涯的孤儿，在茫茫人海中失去归宿。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这叫做营魄（灵魂与肉体）分离。

所谓的道德危机，即是个体人的灵与肉的分离，也可称为“人性的异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都有丰富的解决人性异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儒家的办法是道德教化，以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提倡明明德，即《大学》教育宗旨的第一条：“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尚书》称“克明俊德”，《周易》叫作“继善成性”。到了孟子把这些克服人性异化的办法，叫做“道德良知”。并认为道德良知是人与禽兽区别的标准，对这些标准的判断，叫做“人禽之辨”。

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够自觉地与禽兽区别开来，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小人去之，君子存之。”这就是说人和禽兽的差异仅仅有那么一点点，但对于人禽之别的这一点点，小人也不愿保留它，而君子则自觉地维护它。今天的道德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德教育的缺位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所至。解救之方不止一途，但道德教育却是须臾不可离失的。这里我所要声明的是，道德教育更要重在身教，即如儒经所言，“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有善于己，然后可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正人之恶，藏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涵泳浸润，持之以恒

《中华儿女》：国学中也有不符合当代理念的东西，大众如何才能正确和理性地去看待这些不符合当代理念和过时的思想，这也是以前常说的精华和糟粕，如何区分，如何判断？

李中华：国学和其它的文化体系都有这样的问题，因此才有一个文化选择的问题。有些思想观念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演变的。有些观念可能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是合理的，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又变成不合理的东西了。甚至有些思想从其产生时起，就不合理，因此需要选择。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它的时代性和空间地域性，也属于文化的特殊性。国学当中的精华和糟粕是并存的，精华和糟粕不能一刀切。国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有机的整体，说它是精华，可能糟粕就存在其中，说它是糟粕而其中又有精华。比如古代的家长制、官本位，在今天看来几乎全是糟粕，但在当时是符合农业社会发展的。其中的道理我就不说了，因为很复杂，一时半会说不清。即使是糟粕的东西，我们也可以从反面得到教训和启发。老子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这即是从反面可以得到教训和启发意义上说的。这是一种智慧。

《中华儿女》：大众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去阅读和理解像四书五经这样的经典？

李中华：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首先要读懂。四书五经这样的经典之所以比文学经典难读，就在于其思想性、抽象性、思辨性都很强，思想的深度和所涉及的广度都很大，因此理解起来亦有一定难度，若不能潜心壹志，则不能得其义。故初学者要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积累既久，融会贯通。这是一个长期的、浸润的过程，像无声的绵绵细雨一样逐渐地滋润自己的心田，而欲速则不达。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重履践、践行，不是学给别人看的。我们为什么要学国学，学国学不是为了给别人看，不是装潢门面，而是为了提高自己，此即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习国学应是为己之学，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思想境界，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和道德素质。

《大学》讲“内圣外王”，要做好“外王”的事业，必须有“内圣”的修养。任何一个人做事，要把事情做好，也同样需要有一个内在的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体现内外的统一。

责任编辑 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