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崑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地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主动经营塑造周边的尝试，是一项以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最终目标的长期系统工程

“一带一路”是中国综合实力和地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主动经营塑造周边的尝试，是一项以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最终目标的长期系统工程，能否行得通仍有待观察。“一带一路”没有完美方案，中国需要在初步的评估之后，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的目标层次和推进策略。

一方面，需要设定与实力地位上升相符的目标层次。基本目标是满足中国和周边共同发展的需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发展战略均以保障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为重。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互促进。“一带一路”是统筹和兼顾内外两个大局、发展与安全、责任与贡献、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等多对矛盾的产物。目前的任务是协调好全面深化改革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并行不悖，互为动力。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涵盖“一带一路”建设，为后者提供国内环境、制度基础和动力资源。“一带一路”作为未来周边外交工作的重点和主要抓手，应带动其他方面工作的协调与发展，提高系统整体的能力和效用，倒逼中国外交决策的改革。

其次，提升周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助推周边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周边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需要中国按经济规律办事，不仅要投资互联互通，更要创造更高附加值，优化和提升沿路地区产业网和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二战后亚太地区经历过两轮经济高速增长，第一轮得益于全球分工，第二轮得益于地区合作。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增长的核心动力均源自地区生产网络的高速运转。未来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仍可能主要来自于分工配合，有必要继续在生产网络的革新上下功夫。基础设施投资结合“东亚生产网络”和“全球生产链”的特点，将有可能催生第三轮增长。“一带一路”主张打通陆海战略通道，通过实体项目的实施，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促进广泛的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共同形成有利于共同发展的贸易投资乃至人员、信息和资金移动的新规则。这样，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后危机时代”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思维，确立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合作新范式。

高级目标是以周边为重点的全球互联互通建设。全球互联互通是全球化时代的根本特征。“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部全球互联互通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开放，发展、合作战略，都可以视为全球互联互通的有机组成部分。

促进周边和全球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连接。“一带一路”不仅将沿途乃至世界的海陆空天的实体空间连接起来，也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把虚拟世界和基础设施等连接起来。“一带一路”需要与亚太互联互通、东亚互联互通、全球基础建设合作等我国领导人提出的多项互联互通倡议衔接。有人大胆预测，中国的“微信”会随着“一带一路”成为地区性和全球性的社交平台。

促进周边市场空间和制度空间的连接。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形成统一市场。中国的周边地区，包括广大的亚非拉地区，仍需进一步加强市場的一体化以及相关制度的对接。“一带一路”的建设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自贸区建设，涉及金融投资货币领域，有助于垫平周边市场洼地，打通周边制度障碍。

促进周边文明空间与心理空间的连接。文明空间更强调整体性，“一带一路”是多种文明的和谐共处、化敌为友，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一带一路”建设体现出自柏拉图到孙中山以来所形成的人文主义精神，展现理性、开放、包容、平等、合作等现代人文主义精神。海外著名的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先生说，新丝绸之路惠及各方经济，构建和平价值，值得正面看待。心理空问更强调个体性，各国人民求和平，求发展，求共赢，是心意相通的。哈萨克斯坦的一位智库领导人建议，中国可发掘马可·波罗精神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向丝路国家展示更宽广的胸怀和包容性。

另一方面，推进策略应是全球通用做法与中国特色的结合。

运用全球利益相关方模式。“一带一路”是开放的，牵涉地区及全球的利益相关方。中国不仅需要加强国内各部门的统筹协调，更需要掌握和运用国际上通行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尽量让国内外相关的利益方共同受益，实现对接捆绑式的发展。沿线国家的利益相关方来自官方、商业、产业、学术、媒体、军队、民间、宗教等各个领域。只有把这些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考虑到，照顾到，协调到，才能降低风险，顺利推进，共同受益，否则就容易掉链子、出纰漏，甚至影响全局。因此，“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宣介，应打“惠及民众”的旗号。“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只有得到民心的“一带一路”，才有成功的希望。同时，要加强与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大国的政策协调，可邀请美国和日本共建“一带一路”，体现开放性和普惠性，防止它们成为“一带一路”的公开反对者。在此进程中，尤其要遵循全球属地化的原则。“一带一路”既是全球化，也是本地化的过程。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地化，合起来就是全球属地化。中国“走出去”曾有忽视属地化的教训，应在“一带一路”的新进程中加以改善。

通过“发展+”模式参与和引导地区与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全球性的安全困境、发展瓶颈、治理失灵等挑战同时加剧、交织叠加的难题。“一带一路”是地区热点问题较为集中，易引发冲突的地区，同时也面临恐怖主义、环境破坏、水资源缺乏各种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问题。尤其是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呈现相互交织、伴生、传导、蔓延的趋势，容易形成多因素、长链条、跨国性的复合型危机，加上网络新兴媒体的传播，使得危机管理和社会治理十分困难。目前包括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种机制虽然不断发展，但仍难以联合应对，更缺乏综合治理机制。比如，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和贫富差距拉大，再加上人口发展失衡，往往导致跨国人口流动加速和城市化瓶颈突出，而这又导致能源和其它资源的需求超过供给，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传染性疾病迅速扩散，并导致部分地区和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上升，部族、教派矛盾突出，也有可能刺激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兴起，进而又会演变为传统安全问题。“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必然是国内治理与地区治理、全球治理相融相通，可尝试建立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综合治理模式，即“发展+”治理模式，比如“发展+环保”，“发展+道义”、“发展+安全”、“发展+人文”等。

通过“主导加众筹”的模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有意愿、有能力、有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发展契机。中国认识到，只靠中国出资金、出技术，包办“一带一路”建设是不可能的，只能整合全球资源，顺势而为。因而，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筹备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以“众筹”的方式筹集资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包括英国等美国西方盟友在内的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

“一带一路”的后续效应将进一步显现，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为生动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之一。进而言之，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周边环境和战略措施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何跟上变化，适应变化，引导变化，还在于坚持不变的东西；自身和外界变化越快，越大，越猛烈，就越要坚持一定之规。这个不变的东西就是辨证思维，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对外战略的决策和实践，或曰“中国外交辩证法”。中国外交辩证法强调对外战略决策与实践要通盘考虑客观世界的发展性、联系性和矛盾性，又要考虑主观的目的性、现实性和限制性，进行阶段性的动态调整、统筹安排。“一带一路”所体现的中国外交辩证法体现为：“变通发展”，中国与相关国家一起，坚定互联互通这个远大理想；“兼顾矛盾”，面对种种主客观的限制和困难，折冲樽俎，谈判协商，进行创造性地妥协；“突破困境”，在达成共识后，具体务实可持续地推进，突破发展困境。 （感谢财新传媒对本文支持）

责任编辑 王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