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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 111岁的我被上帝忘了

2016-09-10余玮

中华儿女 2016年19期

余玮

经济学界少了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位语言学家

叩响国家语委宿舍楼的一户门铃,在家政服务员的引导下,记者只见一位清癯慈善的老人正从书桌旁的椅子上站起来迎候,他就是记者所要采访的久闻大名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们面对面坐在有年头的、略显斑驳的小书桌前开始交流。难以想象,这位唯一健在的《汉语拼音方案》设计者那么大的学问竟是在这小小的书桌上做的。尽管老人有些耳背,采访中偶尔还得借助纸笔,但记者自始至终都能感觉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维的敏锐和精神的豁达。

半路出家的重磅语言学家

江苏常州青果巷,出了3位中国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周有光的祖籍是江苏宜兴,是后来迁居常州的。

周有光回忆说:“小学、中学,我们国文读的都是古文,课本上没有白话。不过老师提倡我们课外看白话的书。于是我们就课上读文言,自己看白话,也能写白话文。当初我没有对语文特别偏爱,国文、英语、数学学得都不错。高中以后,我才喜欢语言学,那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在当时最突出的就是语文运动,就是白话文运动,大家都提倡国语。而我们受教育都是用方言,到今天我背古诗都只能用方言,要我用普通话念古诗我就费劲了。”周有光说,五四运动提倡的白话运动“影响的基本上是我们那批年轻人”。

1923年,周有光中学毕业,成绩优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本来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幸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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