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奕

“老党员”遇到种种不适

1926年1月，中共党员杨洵终于决定向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去信，反映重庆党、团存在的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问题。

杨洵当时33岁，是一名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入党的“老党员”。可是，1925年7月，当他受党安排返回重庆，在党的据点中法学校四川分校工作后，近半年来却一再感到种种不适：重庆党、团的领导人童庸生个性倔强，杨洵关心刊登中法学校招生广告的问题，童庸生居然以长信回复，有怀疑之意；国立四川第二女子师范学院发动学潮，童庸生坚决反对杨洵提出的停止运动的意见；童庸生还一再插手中法学校教职员事务，有捣乱之嫌；除童庸生外，团地委其他同志常常不采纳杨洵的意见，又要求他不能只关心中法学校事务，让他担任不恰当的职位；党的宣传资料不知怎么又寄到中法学校，使这个据点有暴露之嫌……如此种种，让杨洵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想，眼下四川军阀白色恐怖正烈，重庆党、团领导人吴玉章、杨闇公和童庸生受到通缉，远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与其和临时负责人曾净吾纠缠不清，不如报告中央。

中央收到杨洵的来信后，高度重视。不过，中央更为关切的是重庆党、团的團结。适逢杨闇公、童庸生在广州会议结束后，来到上海，中央随即专门召集杨闇公、童庸生二人，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此时的杨闇公、童庸生一头雾水。他们刚刚带着一身的疲惫离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满心欢喜地准备迎接下一场战斗，哪知居然从中央领导口中得知内部团结出了问题，受到了“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的严肃批评，真是尴尬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