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华

中国经济的发展，曾多次经历过“正常—过热—调整—偏冷”的怪圈。这种多次反复的怪圈，长期困扰了中国的政府。中国经济能不能走出这个怪圈？能不能走上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1993年开始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可以走出怪圈。

市场经济要不要有维护公众利益的政府干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不要和能不能实行宏观调控？1993年宏观调控的实践回答也是肯定的。

1993年3月，我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再次摆到了国家计委面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家计委坚决落实中央的宏观调控决策，坚持搞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物价，调整经济结构，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不同情况，实行有上有下、有进有退、进退适度的灵活调控措施，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1996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积累了经验。

一、中国经济再度过热

1993年的经济过热，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热得快、热得猛。1992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2%，工业总产值增长24.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4.8%，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8.6%，这些数据表明，199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示出过热的迹向。在这个基础上，1993年上半年的各项指标再创新高，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达到30.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高达61%，35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7.4%，6月份高达21.6%。这种形势的出现，有几个重要原因：第一，经过1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运行机制、人才成长、经验积累都为加快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二，经过多年积累，经济实力增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外资的进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都为加快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力和财力。第三，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破除了多年禁锢人们思想的理论迷信和思想束缚，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和加快发展的积极性。

1993年，也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的政府换届年，正像我在上面所分析的，各地的新一届政府产生后，都有急于要多做些事情的愿望，换届业绩效应应运而生，神州大地，一片大干快上的景象。

二、抑制通货膨胀，确保经济社会稳定

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1994年，我以相当多的精力，也可以说是主要精力，用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相关工作上。多年来，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引起争议和反复的经济社会现象，即改革的社会效果，往往也是表现在物价波动和通货膨胀上。抑制通货膨胀成了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一道极为重要而又必须跨越好的门槛。应当说，中国的价格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它卸掉了计划经济长期积累的价格背离价值的扭曲包袱，引导资源合理流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改革中注意保持物价相对稳定，注意保护广大居民生活不受大的影响，注意降低改革成本，为改革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这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1993年开始的中国经济过热，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就是物价快速上涨。1992年全国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一年上涨8.6%。1993年6月，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1992年同期上涨13.9%，12月达到17.3%，1994年10月高达25.2%。

1994年初，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前夕，李鹏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他要我第一个发言。我说，根据多种民意测验的报告，通货膨胀已成为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第一位热点问题，但现在各地方和有关部门，为了增加效益，减少补贴，仍然纷纷要求提高价格。我建议今年一定不要再出台新的提价方案，这事关大局，请大家务必支持，并督促下属单位在深化改革、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上下功夫。这个发言，集中表达了我当时的焦急心情。

我经过反复考虑，并找分管物价工作的罗植龄副主任商量，决定由国家计委颁布《关于加强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监审的通知》和《关于商品和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两个文件。在国家计委办公会讨论决定前，我专门向邹家华副总理作了报告，他完全同意。文件发布后，我还特地到玉泉路百货商场等地察看执行情况，听取售货员的反映。她们说，明码标价有利于接受工商部门和群众监督，对消费者也可以起到稳定人心的好作用。

我还根据李鹏、朱镕基的指示，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起主持研究保值储蓄，设法使广大城镇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况。在研究保值储蓄结构和相关权数的时候，我还一再找过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的同志，直接了解家计小组调查统计居民收入支出的原始数据，仔细计算弥补货币贬值所需要的保值系数。

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齐心努力，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5年又决定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李鹏还亲自主持专门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进行检查督促。这些都对国家计委的工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支持作用和指导作用。1995年全國物价开始回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从1994年的21.7%降到1995年的14.8%，1996年再降到6.1%，开始恢复到一个接近合理的区间。

多少年之后，回顾这段经历，我给自己做了测评。我感到很欣慰，在群众生活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忘记他们，心里总想着货币贬值后他们怎样过日子，怎样才能把物价上涨造成的群众生活困难尽量缩小点。

中国价格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活动，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价格改革的双轨制。从1982年初实行价格双轨制开始，到1996年正式消失，历时14年，是我在国家计委工作任期内的一件大事。价格双轨制是在价格渐进式改革进程中采取的一个阶段性的重大举措。由于某些基础工业产品供求严重失衡，而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又不允许大面积调整价格，为了解决市场需求方面的突出问题，国家在特定时期内对某些产品的销售体制和价格管理，采取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并举的制度。

现在回过头来看，价格双轨制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搞活企业，增加产品的有效供给。企业可以在计划调节之外接受市场调节，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因为市场调节是在计划调节外的剩余，市场调节实际上是一种“边际调节”。相对来说，边际效益才是企业自觉追求的利益，边际价格自然成为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导向机制。价格双轨制的形成，搞活了企业，也搞活了国民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使国民经济出现生机与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需求，调整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关系。第二，为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成长发育开辟了一个通道。通过这种过渡形式，加快了生产资料市场的发育过程。第三，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乡镇企业能得到的计划分配物资很少，而价格双轨制则增加了一个取得物资的渠道，只要多花钱就可以买到急需的生产资料，从而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第四，价格双轨制在计划价格体制中打开了缺口，加速了计划价格体制的瓦解，对于中国由计划价格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过渡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价格双轨制的消极作用表现在：价格双轨制的特点决定了它的过渡性。短短几年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价格双轨制都暴露出它的不足和缺陷，受到了广泛的批评。首先，在事实上形成了计划内外两重市场，损害了市场的统一性，冲击了当时的国家计划，使许多重要工业生产资料的分配计划不能完全落实。第二，损害了价值尺度的同一性，同量货币在两个市场具有不同的购买力，不利于对企业经济效益做客观评价。第三，两重市场通行不同的规则，损害了竞争原则的公平性，造成了市场秩序混乱。不同市场的参与者具有不同身分，计划内外两种价格之间又存在着巨额差价，诱发了倒买倒卖、牟取暴利的投机行为。

从利弊两方面客观历史地评价价格双轨制，应该说，它的积极、进步作用是主导性的。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计划、物资分配和投资体制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双轨制的过渡阶段，价格双轨制是同这些方面体制转换配套实施的。由于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实现了价格改革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配合、同步推进，成为中国计划价格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过渡的桥梁。

三、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993年至1996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不同于过去历次调整、整顿的做法，它不是片面地压缩，而是把调控作为一种积极手段，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不同情况，实行有进有退，有发展有压缩，不搞一刀切。社会上有种说法，说国家计委是“启动不灵刹车灵”。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实事求是地讲，国家计委有“启动”不灵的地方，也有“刹车”不当的时候，但从总体上讲，在大多数情况下，计委的“启动”和“刹车”都是灵的，是从全局出发，维护国家大局利益的。

1993年至1996年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年，全国投资规模的增长都是两位数，1996年比1993年增长75.3%，增幅也逐年趋于合理稳定。投资率逐年下降1至2个百分点，力度適当，既缩小了投资规模，又保持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对缓解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起了重要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投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能源和基础设施滞后，成为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国家有计划地加大了对这些领域的投入，一批曾经是几代人梦想的世纪性工程，在这个期间开工兴建，或进入高峰期，或建成投产。中央对水利的投资，年平均增长42%。粮食生产结束了长期在8000亿—9000亿斤左右的徘徊局面，达到年产1万亿斤。连接北京和香港九龙的京九铁路通车。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都在1997年实现江河截流。这一年的11月，在去参加三峡截流庆祝大会的路上，我对江泽民说，三峡和小浪底都是今年截流，黄河、长江双双截流，这是历史的巧合，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双喜临门，可惜对此我们宣传得不够，很多人都不知道。江泽民说，对啊，是应当好好宣传。

国家计委一直认为，要看到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国民经济日趋良好的形势下，更要正视经济增长中的粗放倾向，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粗放经营为集约化经营，大力调整产品结构，节约能源消耗和原材料消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1997年8月，国家计委在北戴河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部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工作。会议结束时，李鹏、朱镕基及其他副总理会见到会的全体同志，强调抓好转变经营方式的重要性，要求各地切实落实会议精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我在会上作了《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报告。我在报告中强调，首先要进行思想观念的转变。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依靠科技进步，走集约化道路，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这个规律认识得深，抓得早，工作就主动，就能发展、进步，否则就只能被淘汰出局。第二，坚持“两个转变”一起抓。经济体制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要通过改革消除经济增长中的各种障碍；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出和丰富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第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依靠市场竞争，促进优胜劣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第四，努力搞好结构调整。必须对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生产力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第五，切实依靠科技进步。要以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为中心，强化技术开发和推广，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第六，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经济政策。充分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利率、贴息和折旧等经济杠杆和手段，鼓励集约经营，限制和淘汰粗放经营，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以上这些观点，我在同年11月23日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我强调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式经济结构，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济效益差，并具体分析了有关行业和企业的实际情况，指出它们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提出了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建议。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关系全局和未来前景的重大问题。遗憾的是，只要形势好一些，经济处于上升态势，这些问题就容易故态复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发生。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必须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有一个有效的、持久的突破。

四、成功实现“软着陆”

“软着陆”这个经济学概念，是美国德罗克教授在1985年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借用“软着陆”来比喻经济运行从不正常状态向正常状态的平缓过渡。他们认为，“软着陆”既是经济转变中的一个理想目标，又是一个难解的课题。中国成功解决了经济持续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这个“两难选择”，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赞赏。1996年底，我出访英国、法国、荷兰，这些国家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负责人在与我会谈时，对中国实现“软着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成为会谈中的主要话题，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深刻印象。

1993年的宏观调控已经过去了10多年，它的实践成果经受了检验，今天再來反思、总结，我认为以下8点是最重要的经验。

第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国家的宏观调控。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很不成熟，既要看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它的盲目性和不公正性，看到它对调节社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功能失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结合得好，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经济与社会、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长远目标和当前任务、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方面，就能够找到合适的结合点，避免市场绝对自由化带来的盲目性和局限性，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是对人类发展模式的积极探索。

第二，正确制定和把握宏观经济调控的指导原则。从抑制经济过热的最初工作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就强调要积极、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把群众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做到既加快发展，尽力而为，又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是避免大的损失。这些指导原则，既是针对当时经济过热的现实情况，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避免重复过去片面紧缩的教训。

第三，审时度势，正确确定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断运动中，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状况是不断变化的。它们之间的矛盾过大或过于激化，就会表现为经济过热或过冷。造成它们之间矛盾过大的因素很多，需要及时研究分析，适时作出正确的判断。1992年开始的经济过热，普遍的现象是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是乱集资、乱拆借，是金融市场秩序混乱。1993年把整顿金融秩序作为重点，从源头上调控经济过热的势头，就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后来当经济过热的效果传导到物价上，并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时，1994年就把调控的工作重点转到抑制通货膨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增加供给能力，抑制过度需求，使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趋向大体平衡，物价相应地逐步走向回落。

第四，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不同于过去的“急刹车”，没有实行过度紧缩和全面治理整顿，而是注重在总量平衡下的结构调整，有上有下、有进有退，注重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保持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适度增长，可以继续为社会提供有效的供给能力，改善经济结构，既抑制了通货膨胀，又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

第五，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结构优化。重点是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中的薄弱行业。对农业，实行保护耕地、增加投入、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政策，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减轻通胀压力。对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强薄弱环节的建设和改造，消除“瓶颈”制约。对工业生产，调整产品结构，对不符合市场需要、盲目追求速度的生产，实行“限产、压库、促销”措施，增加对市场的有效供给能力。

第六，加强宏观经济运行的动态监测和预测，适时把握宏观调控力度。观察和分析全社会经济运行情况，要有一套全面、系统和准确的数据，要对这些数据适时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做出准确的判断，并据此进行适时、适度微调。在分析宏观经济的各项指标时，对货币供应量，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要进行重点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分析当期和滞后的影响。

第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对干部的业绩考核和升迁调免，要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能片面地把经济增长率和投资扩张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主要标准，防止投资饥渴症和政府换届片面讲政绩相结合的弊端，正确地发挥换届效应，避免周期性的经济过热和大的经济波动。

第八，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力求集思广益、政策制定以后，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客观地观察实践成效，重视落实中发生的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修正和完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应当包括决策、实施、反馈、完善这样一个全过程。1993年的宏观调控所以取得成功，从领导角度讲，这一条是重要的经验。

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长篇报告，评述中国说：“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迄今为止，这两个转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自1978年以来，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多。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美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发展。”在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新一轮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中国的各方面成就再一次证明，世界银行的评述是客观的、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