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淋

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空前繁荣，社会富足丰裕，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繁盛的黄金时代。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外来文化对唐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奢靡享乐之风盛行，因此追捧西域的金银器成为唐代上层社会的一种时尚。

1970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是唐代考古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其中出土了大量来自异域的文物，还有很多受异域风格影响的文物。何家村遗宝是中世纪人类物质文明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也真实反映了唐代贵族豪奢的生活。

出土于何家村的鸳鸯莲瓣纹金碗高5.6厘米，口径13.5厘米。在何家村窖藏中共出土两件，纹饰、造型基本相同。造型极其规整，纹饰凹凸有致，整个金碗犹如一株盛开的金莲花。碗身錾刻着精美的纹样，外壁刻有莲花瓣，上下两层锤出相间的浮雕式的莲瓣，每层十瓣。上层的每个莲瓣中都以狐、兔、獐、鹿、鹦鹉、鸳鸯等动物作为主题纹饰，周围则填以形态各异的花草为底。动物或抬腿狂奔，或回头相顾，或展翅飞翔，或站立栖息，无论动态还是静态，每幅画面都栩栩如生。下层莲瓣内则一律为相同的忍冬纹，空白处装饰有密密麻麻的鱼子纹，象征多子多福，用平和、恬静的气氛来烘托上层动物的生机勃勃。

金碗内底部錾刻了一朵蔷薇式的团花，外底圈足内錾刻了一只回首展翅的鸳鸯。鸳鸯从古至今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直都作为爱情和幸福的象征出现。唐诗中用鸳鸯比喻男女爱情的诗句更是屡见不鲜。李郢《为妻作生日寄意》：“鸳鸯交颈期千岁，琴瑟和谐愿百年。”卢照邻《长安古意》：“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鸳鸯与莲花同时被刻画在一件器物上，巧妙地象征着鸳鸯所处的水环境，同时也寓意着夫妻和好、永结同心的美好愿望。将美好的寓意和民族的审美情趣结合在一起，就是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最大魅力。

有了纹样的金银器，才能算作是一件艺术品。唐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能够直接反映器物风格，是器物断代的重要依据。纹样的内容一般取材广泛，包括珍禽异兽、蜂蝶虫鱼、花草折枝、现实生活等，但其中最受唐人喜爱的还是珍禽异兽和以团花、折枝花、缠枝花为基本模式的植物图案。鸳鸯莲瓣纹金碗上的纹饰，饱满大度、欣欣向荣，表现出唐人追求幸福生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唐代金银器典型的纹样同样在铜镜和丝绸上大量出现，透过这些纹样，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唐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还可以领略到唐代文化艺术的博大胸怀。

唐代金银器不仅纹样丰富多彩，造型也多种多样，每种器物都有多种造型，但普遍浑圆饱满，体现出一种昂扬自信的情绪和生机勃勃的活力。金碗腹部锤揲出的双层莲瓣就是凸瓣装饰的一种，凸瓣装饰在粟特的银器中极为常见。粟特银器的凸瓣装饰在5、6世纪时期还具有分瓣多而细密的普遍特点，应该是受到希腊的装饰风格影响的结果。到了7、8世纪，有的粟特银碗上的凸瓣慢慢变成了接近莲瓣的形状，这种莲瓣形状被8世纪唐代金银器的加工者普遍效仿。然而与同时期粟特银碗上的凸瓣相比，粟特的凸起非常明显，甚至影响到了器物的造型，而唐代金银器的凸瓣仅仅是纹样的设计，有的仅仅是分割装饰区域的手法，因此也显得较平一些，鸳鸯莲瓣纹金碗就是这样。

金碗的制作工艺为锤揲成型，纹饰全部是用手工一点点地錾刻出来的，圈足和碗体应该是焊接而成的。金银器的制作工艺是在青铜器传统制造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早期的金银器不但秉承了青铜传统范铸法，在纹饰上也以商周青铜器的传统纹样为主。秦代以前，金银工艺基本处于青铜器铸造工艺之内，主要有熔炼、范铸、焊接、镶嵌、鎏金等。汉代，金银工艺已渐渐脱离青铜工艺传统，金珠焊缀技术、累丝、錾花等工艺的运用，使其日渐独立，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锤揲技术的应用。锤揲技术在中国古代就有，但金银器锤揲技术却主要传自西方。锤揲工艺是西方金银器成型的主要工艺，在汉代传人中国，唐代运用达到极致。

锤揲工艺是利用金银质地柔软的特点，将金银片衬以软物或置于模具上锤击成型，可以是器形，也可以是图案。凸起的花纹图案，有时与器形一次锤击成型，有时需要多次锤击。从模具中打制出的器物毛坯要经过剪边、磨棱、打光等工序，才能进入錾刻阶段。錾刻就是用小锤击打各种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錾子，在器物表面上錾刻出各种花纹图案，以达到装饰效果。唐代金碗出土很少，文字记载也不多，就目前已经出土的唐代金碗而言，这两件是仅见的最富丽堂皇的金碗。

何家村出土的这两件金碗内壁还分别墨书“九两半”、“九两三”，应该是指该器物的重量。专家曾用天平对两件金碗的重量进行了实测，均重391克，因此推测唐代在金银器的管理上应该有更为精确的衡制。根据唐代出土的银铤、银饼、银板上的錾文标重和实测重量可以推断得知，唐代一两为今天的40-43克。何家村窖藏共出土带有墨书文字的器物69件，墨书内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记录存放物品的名称，一种是存放物品的重量或是器物的自身重量，这些均是唐代金银器在使用管理中留下的痕迹。这些信息告诉我们，这批器物在埋藏后一直就没有再被扰动过，并且入库时是逐一称重并以墨书标出，反映了唐人管理金银器的方法，也为我们测定唐代衡制提供了可靠资料。

唐代金银器就像唐代丰富的社会生活一样，种类极其繁多，其中饮食器、药具等生活器具数量最多，制作最精美。这与当时崇尚奢靡享乐之风、信奉道教以及茶道流行等社会风尚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受中国传统的长生之术的影响。因为方士们推崇“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所以深得帝王喜好，上行下效，逐渐成为了一种风气。并且，据《唐律疏议》记载：“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对使用纯金食器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使用金银器也成为了人们等级身份的象征。“谁能载酒开金盏，换取佳人舞绣筵”，“弦吟玉柱品，酒透金杯热”等唐诗充分反映了金银器皿在唐代流行的情况和唐代豪华的宫廷生活。

唐代，金银器之所以能够大量使用，必须以雄厚的社会物质财富作为基础。而唐代金银器的使用状况，则充分显示出大唐经济的空前繁荣和社会的富足丰裕。唐代金银器的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制作之精美，足以代表中国古代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唐代，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大量外国人和外国物品源源不断地涌人中国，使唐王朝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开放、包容的国家。因此唐代金银器的大量出现和使用，也是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受西方生活方式影响的结果。

长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唐朝的都城，不仅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东亚文明的中心。这座国际大都市，作为交通的枢纽，把条条通衢延伸至全国各地，乃至中亚、西亚。开放包容的政治环境和空前畅通的“丝绸之路”，造就了唐代对外交流的繁荣。长安以其宽广的胸怀，吸纳着来自西面八方的人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聚集了众多的财富和珍宝，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遗产的同时，又对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兼容并蓄，从而造就了盛唐气象。金银器则可以说是这种盛唐气象的具体表现。金银器的大量使用不但是受到西方影响的结果，而且大量吸收粟特、波斯萨珊王朝等地区的造型及纹饰，融入了唐人喜爱的流行风尚、社会风貌，使唐代金银器在呈现出浓郁的异域色彩的同时也尽善尽美地显示出了大唐气象、皇家气派以及当时的最高工艺水平。

丝绸之路的畅通让外来文化融人大唐的气息，鸳鸯莲瓣纹金碗锤揲出的莲瓣虽吸收了粟特银器的装饰特点，却饰以鸳鸯、团花、珍禽异兽等，早已没有了粟特之风，已然成为盛唐独有的纹样，这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对中华文化的创新，更是大唐风貌的体现。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