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

对于何家村窖藏，学者们依据政府职能推测与唐少付监关系密切。种种迹象表明，这批宝物应属于少府监下的铸钱院、中尚署等机构，其制造地点可能是少府监下属铸钱院所在的崇德坊，位于窖藏出土的兴化坊之南。通过研究金银器工艺，可发现少数器物纹饰和工艺较为成熟外，当时唐朝金银器制作还处在模仿学习期。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波斯、大秦、粟特甚至吐蕃等，都成为学习对象。少府监是为皇室和国家打造和管理金银器的主体部门，同时负责对外贸易，大量收藏和打造兼有中外文化元素的器皿，是金银器成为丝路交流的重要载体的必然结果，客观上促进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具有世界性意义。

一、何家村宝物为唐政府

少府监下辖的中尚署、铸钱院等机构所藏匿

研究何家村，有几篇文章绕不过去。段鹏琦对出土金银器时代的研究较早，他以出土带盖碗与有自铭文的裴肃、李勉进奉鎏金银盘比较后，以德宗朝（805年前）为下限；齐东方认为德宗朝租用调使刘震在朱泚叛乱时所藏匿。因受朱泚“大秦”伪官后被德宗问斩，窖藏不及再面世；对此黄正建认为正史无刘震记载，在史料上有漏洞；沈睿文将何家村宝物与历代奢靡之风联系起来考察，自然与唐德宗宰相元载挂钩，他同时提出器物用包装纸包裹，置放极为仔细认真，绝无慌乱急迫之感；程旭认为这些与帝王赏赐等国事活动关系紧密；我们的看法是，齐东方的两个观点或思考应该引起重视和肯定：1.何家村窖藏绝非私人财产私人掌管。2.与战乱的关系紧密。段鹏琦把下限卡在德宗朝的金银器考古学结论是器物下限的最保守结论。上述成果都有一定的可取程度。但要把上述的矛盾说法和看法协调起来，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包括把段鹏琦考证时间再提前一些，只能有一个可能：窖藏属于唐少府监或下属之铸钱院、中尚署等。其理由如下：

1.出土钱币应属与铸钱有关的机构所收藏

这些钱币基本上是每个时期收藏一枚。只有东汉时的“剪边五珠”，刘备时的“直百”，北周时的“五行大布”，唐时“开元通宝”和开字背面有仰月纹的“开元通宝”五种各收藏两枚。在很有秩序的收藏中，未见隋朝的“五铢白钱”和唐朝的“乾封泉宝”。隋为唐灭，“乾封泉宝”虽是乾封元年（666）五月始铸，但二年正月就被高宗废除，这些钱可能是皇室收藏者有所忌讳，不予收存。有罕见的前凉“凉造新泉”、716年贡献玄宗的日本国“和同开宝”，及高昌国“高昌吉利”及波斯、罗马金银钱。这些都是专业性极强、遴选严格的样品钱。搜集（征集）、遴选带有集体或国家性质，一般个人、一般机构难以收集比较全而且品相优良的样品。一样一枚或二枚，没有因为珍贵程度而发生收集数量上的增减，这是明显的样品收集，而且是按照历史顺序收集。作为管理机构的少府监具有铸钱的能力，《唐六典》载：“皇朝少府置十炉，诸州亦皆属焉。及少府罢铸钱，诸州送别。今绛州三十炉，扬、宜、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诸铸钱监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焉。”

2.样品收藏兼铸造加工的双重功能与唐少府监功能一致

（1）有银料坨。一是遗宝出土时一个陶瓮上覆盖着一块径40、最厚处3厘米，重16斤的金属渣块。经化验渣块中含30种金属，其中包括大量的氧化铅，是人工烧炼的产物，被判断是唐代炼银的渣块。渣块的发现很容易联想到与作坊遗址的关系。

（2）在这些金银器中有半成品器物6件。鎏金鹊鸟纹银罐、鸳鸯纹银盒、鎏金飞廉纹银盒、鎏金小簇花纹银盒、鎏金折枝花银盒和线刻折枝花纹银碗等。另外我们发现还有相当一部分素面银碟银盒，有的鎏金碗外壁纹饰精细而内里为素面。此外，还出土有三枚铜称，为唐代度量衡。表明何家村金银器是属于可以加工成器的机构，同时具有为国家金银器、钱币的制作制定规格和标准的职能。

（3）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这些鎏金器物几乎没有纹饰、造型完全一模一样的两件器皿。因此这批东西连同上述珍贵货币一样具有样品库性质。这批金银器的这个属性自然使我们联想到唐代少府监——铸钱院、中尚署、掌冶署等。《新唐书》载：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供天子器御、后妃服饰及郊庙圭玉、百官仪物。魇中尚署。掌供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肜纹错彩之制魔诸铸钱监主监各一人，副监各二人，丞各一人。以所在都督、刺史判焉。

中尚署拥有唐代前期规模最大的金银作坊院。作为国家管理、制作机构的物品，一般要进行严格的登记、包装、存放，专人管理。在战乱之时只要紧密装放而已，并不需要再次进行一一登记、包装。这就使我们很好地解说了沈睿文先生所说的，按部就班，绝无急迫慌乱之感的原因。但绝对与战乱有关。

铸钱院、中尚署、左右尚署及掌冶署等少府监下属单位之间是业务紧密的平行关系，何家村窖藏似乎告诉人们：他们的加工机构可能就在崇德坊铸钱院附近。而作为国家管理部门的少府监官属在皇城内安上门东街，今西安市南大街建设银行附近，占有两坊大小的地面，距太庙不远。

二、何家村器物的域外文化元素

1.何家村窖藏的分类——以与少府监关系为标准

从出土文物看，这批文物以与少府监关系划分，大约有三个类别，分别是：

（1）前朝或外国制造和使用，作为手工业加工的收藏品，例如，春秋战国以来的31种历史货币和属于北周的一条玉带。还有一部分外国的金银器或外国人在中国制造的器物，比如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等。玛瑙长杯、兽首玛瑙杯（来通）、凸纹琉璃杯、两件水晶八曲长杯等。

（2）少府监加工品，这些数量较大，比如素面折腰银碗，大小套合紧密形制相同素面银盒、只有中国人使用的三足银铛等炼丹工具、镂空熏炉、香囊等。开元通宝金银币。

（3）原材料，以银铤、银饼和银合金坨料为主，还有未被使用的玉料。

如果从器物使用情况来看，钱币收藏品及制成品是属于铸钱院或称为少府监直辖的钱监或钱坊。金银器和玉器属于中尚署具体管理。而从银料含有30余种金属元素的情况看，似乎与掌冶署又有关系，虽然它的主要业务是收集、中转全国各地送来的铜铁料。

三枚铜称，即使度量衡工具，也是作为一种标准器匿藏。

2.何家村器物的域外文化元素

中国金银器在东汉时，制造技术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从来源于青铜铸造的工艺技术，开始由浇铸向钣金锤揲方向发展。唐代金银器借鉴和吸收异域金银器技术的精髓，创造出具有自身工艺特点。何家村器物至少有萨珊波斯、粟特、吐蕃、罗马等文化元素。

（1）域外或外国人在中国加工的器物

有萨珊银币、萨珊凸纹琉璃杯，而兽首玛瑙杯则被间接推断为4世纪波斯萨珊时期饮酒器。

素面椭圆形银碗、素面罐形带把银杯（图一）体现出浓郁的粟特风格。

窖藏中除拜占庭希拉克略金币，何家村三件高足杯体现拜占庭风格。

舞马衔杯鎏金银壶，主体纹饰为玄宗朝舞马图，但造型和圈足几何形纹饰带有明显的草原风格，不排除契丹或突厥文化因素。

（2）中国制作金银器的域外留痕

除了域外器物、外国人在中国制作的带有明显的域外元素外，何家村窖藏告诉我们：中国在同时吸收传统和域外技术的基础上，以创新姿态制作了唐代第一批金银器。几件鎏金银碗最具代表性：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鎏金双狮纹银碗、鎏金翼鹿凤鸟纹银盒、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碟、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碟等是域外纹饰鎏金工艺和中国凤鸟（朱雀）、鹿及飞廉等传统纹饰等结合。特别是其中的海兽上下又有一只鸳鸯在水中浮游。

作为这批金银器中中国工艺最成熟的代表，是一批素面银器，被视为炼丹用的成套器物：银铛、三足素面圈足形捉手盖银罐、带莲蕾形捉手盖仰莲座银罐、素面平底蕾扭捉手盖银罐、素面三足蕾扭捉手盖银圆罐、带蕾扭塞银石榴形罐、提梁银锅、银匝；大小成套内装紫白石英的素面银盒。传统的钣金和抛光技术相当精湛，造型实用而优美，但极少纹饰和鎏金则显得过于朴素。折叠式银铛（图二）和带营钮塞子的银罐（图三）为代表，造型从侧面和上面直视都极为规整美观。

这些应是少府监为殿中省之尚药局或内官之尚食局制作的炼丹用器，也可能是备用标准器。

另外，镂空香囊也是中国传统器形，东汉已经使用。此器镂空，但没有鎏金。

金镶玉臂钏上纹饰粗疏，很难判断是盛唐器物，有可能是前朝传世。

紫白石英是域外产品，或者是藩王贡品，或是采购品。少府监掌握同外蕃贸易的定价权和采购权，其下属的“诸互市监（从六品下）各掌诸蕃交易之事”。

能代表少府监工艺水平的是被视为武周时期的葡萄龙凤纹银碗（图四），应该属于开元时期的鎏金蔓草鸳鸯纹银羽觞、鎏金鸳鸯纹提梁银罐、鎏金花鸟纹银碗，这几件数量极少的器物的共同特点是：纹饰布局疏密恰到好处且对称性强，鎏金不逾纹饰因而色彩反差明显、造型稳重而充满灵动、鱼子纹大小匀整排列整齐、动植物有较强的动感。他们中的鎏金鸳鸯纹提梁银罐（图五）造型大气，但纹饰粗糙，錾刻不流畅，且以硕大的树（花）叶纹布满空间，显得杂乱，但其鎏金工艺极高。

从鎏金工艺和纹饰布局和鱼子纹衬底来看，作为何家村断代依据的鎏金小簇花纹银盖碗、鎏金折枝花纹银盖碗，不仅纹饰简单粗大且鎏金往往溢出纹饰部分。在各方面都十分成熟，其工艺比不上裴肃进奉的鎏金银盘，其时代无疑应该靠前。

《唐六典·少府监》提到唐代金银加工工艺，“凡教诸杂作工，业金、银、铜、铁（之）铸、镇（范金也）、凿、镂、错、镞所谓工夫者，限四年成。”这些应该是盛唐是中国传统金银器加工的高难度工艺。

从金筐宝钿团花金杯（图六）的水平看，做工极为初级：框饰极为笨拙扭捏，铆钉技术不高。说明金筐宝钿技术距法门寺出土物相差太远，是中国金银器经过长期动乱后重新学习西方的体现。但其宝相花纹和流云纹金框则是中国纹样，与优美的器物造型，给人一种轻盈感。

在工艺和造型上，文化元素最丰富的可能就是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图七），其整体造型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吐蕃系统圈足带把鎏金银杯最为接近，碗心三尾大头鱼逆时针游动，中间围一大象的布局与芝加哥私人收藏的带把鎏金杯碗心的三尾错金鱼纹，但八曲及碗口沿、圈足沿的连珠纹则又是萨珊王朝的风格，而四副男子狩猎图与四副仕女游乐图占据碗外壁主体位置，完全是中国式的，且都体现以肥为美的开天气象，体现出鎏金和錾刻工艺极为低端，鱼子纹较为凌乱，无疑这是模仿学习域外金银器的痕迹。与这件器物含义相仿的还有兽首玛瑙杯，这种起源于纪元前亚述帝国的酒杯，被称为来通，从西到保加利亚、巴尔干色雷斯、土库曼斯坦，东到中国洛阳、湖北，有多种类型和质地的实物。在现存的所有藏品中，出土于何家村的这件萨珊波斯制品无疑是最为华贵精美的一件。

从工艺上看，一套素面银炼丹器皿是中国传统工艺的复活和再创新；一些鎏金器物在鎏金、錾刻、摸冲技法上取得成功，而其它大部分鎏金器物在这些技法上显得还很生疏，完全是初学者的作品。即使如此，这批模仿器物要比泾州大云寺出土的铜合利宝函（694）、临潼庆山寺合利银椁金棺（741）的工艺明显先进，体现了皇朝文化的领先特点。

三、少府监金银器制作具有世界性意义

从何家村金银器的分类和工艺、纹饰特点可看到，少府监为了适应唐王朝日益扩大的对外交往需要，在金银器制作方面表现出开放无碍的精神和积极学习的心态。与唐朝当时交往密切的萨珊波斯（224-747），粟特及昭武九姓、突厥、吐蕃都成为唐朝金银器制作学习的对象。

少府监制作金银器，在当时不仅仅是满足皇帝宫廷的日常使用，更是丝绸之路东西贸易日益扩大、中国对外交往日益密切的推动。武则天时期，吐蕃因为所给金银器伪滥，提出严重抗议。提高金银器制作质量，展示中国文化事关国格问题；为体现皇权威仪，少府监需要生产大量器物，作为交好域外和笼络大臣的政治工具。对此，前人有归纳。我们在此强调的是：这批窖藏体现了少府监作为中央政府机构的国家意识和政治层次，它不仅管理金银器，还负责对外贸易。它掌管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金银器加工机构和钱币铸造机构，管理唐朝庞大的对外贸易体系。在其管辖的机构内，域外金银器和中国制造大量并存，直观地告诉人们：盛唐时代，中国学习域外和传统工艺的步伐极为坚定，以创新姿态制作出富有时代特征的新器物。

上承两汉，下启宋元，唐代金银器成为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丝绸之路是具有世界性文明交往之路，唐朝少府监收藏域外精美器物，一方面吸收融合域外文化元素，进行金银器中国化转变，另一方面又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对丝路沿线地区金银器的制造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满足皇朝文化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以极具影响力的行动使丝绸之路更具有坚实附着和强劲动力，必然带有世界性影响。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