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钧

经典的跨文化传播与解读
—谈“二度西潮”期间的契诃夫戏剧演出

吴小钧

编者按：时代呼唤经典，经典需要阐释。重读经典，为的是从前贤那里汲取智慧和勇气，更好地回应当下的问题。而对经典的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思想火花和艺术体验，这也是经典永恒的魅力所在。

契诃夫

一

“重读契诃夫”，是契诃夫戏剧研究的一个专有名词，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最早出现“重读”的是在西方，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50年代的初期，代表人物是时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马丁·艾斯林，他发现契诃夫戏剧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出现在贝克特、品特等现代派剧作家的作品中。而明确提出“重读契诃夫”的则是在1960年的前苏联，当时正是处于为期十年的“解冻文学”时期，爱伦堡在纪念契诃夫诞辰100周年时发问：难道我们今天的读者读契诃夫是为了了解19世纪的俄国的阶级斗争？我们读契诃夫，是因为他的作品里有一种永恒的东西。

但是在中国大陆，则又晚了三四十年；“重读”一说是在世纪之交提出的，而真正对契诃夫戏剧成功“重读”的则是在“二度西潮”［1］。

1998年4月，林兆华的《三姊妹·等待戈多》在北京首演，算得上是当年的一起文化事件，笔者没有看过那一次的演出，不过后来《南方周末》的报道给我的印象很深，据称此剧受到冷遇，演出过程中观众纷纷退场，能够坚持到闭幕的观众似乎只有一二百人。如果说那一次是因为演出在当时比较先锋的话，那么时隔十年之后的另一次契诃夫戏剧的演出则更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