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素

我单身的时候，单身这个词还很晦涩，单身这个事儿也挺丢面子。因为那是个心口不一的时代，没有人敢晾晒个人情感，单身非但不被理解，更要遭到各种猜忌和歧视，有人即使单身了也要装作没单身。我就是这样，单身了很久也没人知道，包括我的女儿。也许是不单身的时候，家里也大多只有我和女儿，生活没有什么异样，彼此都习以为常了。

不管这世界有多少瑕疵，文明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进化。当离婚率一直呈上升的态势，当越是大城市剩女和剩男越多，单身已不只是被逼无奈，而可能是许多人的主动选择。于是，在世俗的宽大为怀中，人们不但改变了对单身者的偏见，对单身者有了足够的尊重，关于单身的话题在当下也不再是个小众的语境。更有甚者，我那些闺密们在婚内遇有一点点不快，马上就把我奉若神仙羡慕至极，乃至放出也想成为单身的狠话。

前不久，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周国平先生一篇文章，《如何在独处中享受人生》，虽然单身和独处不是一个意思，却兀自生出知遇之感，在心里为此文点了赞。的确，生活太喧闹了，人与人太密集了，独处既需要空间，也需要时间，这两样东西的宝贵度，堪比黄金和祖母绿。当然，周国平先生所说的独处是泛指，不单身也可以独处，单身不一定就可以独处，只是就独处而言，单身要比不单身有更多的可能性。然而，以我的经验，独处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奢侈。一个人独处的时间长了，还可能萌生出一种非正常的情绪，如果给它命名，就叫空间焦虑症吧。

我的单身生活自女儿五岁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家的成员仍然只有我和她。但是真正的独处，却切分成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女儿第一次离家，是读本市那所有名的重点高中，有三年时间都在住校，我不但比一般母亲少了许多可想而知无法言表的辛苦，而且还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完成了手头正在写的作品。第二次离家，是去北京上大学，那是长达四年时间的独处，即使有一年我去了北京，也不是在她身边陪读，而是去另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第三次离家，就是她在美国读研两年，工作一年，后来回国也是留在了北京。回到大连，则是因为有人给她介绍了个男朋友，而我一个人独处的美好生活，也再一次被她打断。

此前虽然也曾被一次又一次地打断，但每一次的拥挤都很短暂，因为只要女儿回家，就意味着她要更长久地离家。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她极有可能不再离开，除非她决定嫁给刚刚交往的男朋友。事实上，这场恋情没有成功，下一场何时到来尚不可预知。女儿的归来，已经让我感到了拥挤，一个海归剩女恋情不顺，更让我对这种拥挤的绵绵无期感到了恐惧。我发现，这么多年的单身，与女儿一次比一次长久的阔别，让我把自己过独了。我不止一次暗暗自问，你是不是太自私太不母性？你是不是有心理问题或者抑郁性孤癖？问过之后，陡生一阵莫名的慌恐，然后戒告自己，千万不能让女儿看出我与她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不适。

的确，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吃和睡，幸福指数极高。早上总是睡到自然醒，且每天只吃两顿，上午十点一顿，下午五点一顿。想吃什么，做一点点就够了。若是不想麻烦，就煮一碗面条，若是想关爱胃口，就熬一锅米粥，若是忘了买菜，冰箱里还有速冻水饺，如果顺路逛了一回市场，面对太多的菜蔬也是茫然，每次最敢买的不过是黄瓜和西红柿，有心情做菜，黄瓜可以凉拌，西红柿可以炒蛋，没心情做菜，就当水果吃了，肯定不会浪费。所幸我不馋嘴，只要不用我做，吃什么都是美味。也因为这个毛病，我对嘴馋的女人，爱谈吃的女人，私心里居然有一种隐隐的排斥。家中多了一个女儿，首先是作息不自由，其次是吃饭不能将就。她在本市一家影视公司工作，节奏是小白领的早九晚五，我必须重新调整生物钟，回到当年勤快无比的模式，我得像她上小学初中那样，给她做稍微复杂的早餐和晚餐，且要改吃一日三餐。好在我把不馋嘴的好基因遗传给了女儿，她从小到大对吃都没什么要求。我家的早餐永远是鸡蛋牛奶面包，她从未今天要吃稀粥面条，明天要吃饺子馄饨。我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偶尔带她去逛超市，看到麦圈薯条巧克力也不会嚷着买。直到现在，她仍是这么乖，我做什么，她就吃什么，做什么都说好吃，要是不小心做了一道有点难度的菜，她就会奖给我无数个肉麻的么么哒，还用手机拍下来发朋友圈。我明明知道女儿的赞美有点夸张，目的是让我再接再历，可我还是十分陶醉，竟破天荒地向平时喜欢晒三餐的闺密讨教某道菜的做法，女儿刚回来的那种拥挤和焦虑，竟在当厨娘的快乐中慢慢消解，俨然一个沉湎天伦之乐的慈母。

由习惯于一个人独处，到适应了与女儿同住，大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然而，刚刚渐入佳境，患癌十年的姐夫不治去世。姐夫下葬之后，我怕姐姐一个人在乡下睹物思人，就以商量的口气叫她跟我去大连住些日子，想不到姐姐不但立刻表示同意，还背着她的孩子们悄声跟我说，你姐夫活着就嘱咐我了，等他走了那一天，谁家都不去，就去你家。我本来只是觉得此时不应该把姐姐留下乡下的家里，我本来只是想让姐姐到我家住些日子，姐姐却在此刻说出了姐夫的临终嘱咐，她去我家不是住些日子，而是要跟我一起生活，让毫无准备的我顿时大吃了一惊。记得，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即将到来的拥挤，而不是姐夫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姐姐。姐夫说的谁家，指的是他们的儿女家，正因为他们儿女很多也很好，我从未想过姐夫走后姐姐应该跟我一起住。但我马上就理解了，姐姐有她的难处，正是这个难处让姐夫说了那样的话。

姐姐生了四儿一女，其中三儿一女通过高考相继离开了乡村，如今都已在大连成家工作，只有排行老三的儿子只念了高中留守乡下。当年姐姐见老三一考试就胃痛，就没硬逼他高考。其实，这里面也有姐姐的私心，总得留一个在身边打理家里的庄稼和果园，她和姐夫将来的养老也得有个依靠。可是，老三成家生子后也不甘心当个纯粹的农民，两口子买了台大货车当起了在城乡之间穿梭的果贩子，如今已经给大学毕业的儿子在大连开发区买了婚房。按说，姐夫临终前应该把姐姐郑重地交代给老三，因为姐夫曾当着所有子女的面做出决定，家里的房子和地现在和将来都是老三的，老三的责任是替你们在家侍奉二老。别的孩子都认为给老三是对的，甚至都免去了签字画押这道手续。我知道，如今姐姐的纠结就在于，如果她一个人留在家里，老三两口子就不能出去卖水果了，就算城里哪个儿女出于孝心请她去住，她也有心想去，还怕媳妇或姑爷背后说老三的不是。再说，她这么多年都是跟老三两口子在一起，去城里哪个儿女家里都会让她感到紧张。一定是各种可能性都思虑过了，姐夫最终给了她这个建议，你妹妹单身，就跟她一起过吧。那天，尽管姐姐的几个孩子都跟我争，我还是把姐姐接到我的家里。endprint

家里看似只多了一个人，其实何止是一个人呢？除了一直住在乡下的姐姐，我在大连市内还有两个弟弟。我家一时间成了献爱心接待站，家庭聚会俱乐部，不要说住在市内的亲友，光是我弟弟两家，姐姐的孩子五家，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就是二十好几口，基本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不但家门几乎关不上，灶上也每天都在煎炒烹炖，顿顿不闲，一张桌子坐不下，长辈坐着吃，晚辈站着吃，小孩子满地跑着吃，家里一片散发不尽的油烟味儿和饭菜香，各种风景岂是一个拥挤了得？这一派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气氛，倒是让姐姐非常受用，她好像又回到了给五个正在上学的孩子起早贪黑忙穿戴装饭盒的时代。于是，一个多子女妈妈在喧闹中的踌躇满志，一个独生子女妈妈在嘈杂里的忍无可忍，在这一刻见出了分野。面对骤然而来的变局，就连我一向随和的女儿都看不下去了，她无可奈何地说，妈，这不是咱的家了，这是大姨的家了。

女儿的怨气可以朝我宣泄，我的委屈与谁倾诉呢？因为可怜姐姐没了姐夫，我什么都不能说，反而要拿出巨大的耐心听姐姐唠叨。几个月来，姐姐缓解悲痛的唯一法宝，就是不停地讲姐夫在世时的各种好。我则以身示范劝她说，你得向我学，我一直单身，过得不也挺好吗？姐姐说，我不是习惯了旁边有个人吗？你不是习惯了一个人吗？我在心里说，你明明知道我习惯了一个人，习惯了安静和独处，为什么唠叨不止呀？

家里有两间卧室，之前我和女儿各占一间。姐姐来了，我想让她住主卧那间，但她非要住在和式榻榻米小茶室。我说，你住在这儿让我不安，像个用人。姐姐说，我喜欢干活儿，愿意给你当用人。的确，不停地做家务，成为姐姐排遣悲伤的另一个出口。正因为她嘴里不停地说，手头不停地做，就给这个家造成了一种纷乱，而我的职业是读书写作，以往的习惯是只要有人在家，即使静坐在那里不动，也会让我心神不定，无法进入工作。而我的纠结就在于，我心疼姐姐，如果我的不耐被她知道，就等于让她的寄人篱下之感雪上加霜。

农历十月初一，我们姐弟四个第一次可以一起去乔山公墓给父母“送寒衣”。翌日早上，也许是前一天上山下山走得急了，姐姐的腰突然就疼得起不来床。去医院拍片子一看，她的腰椎严重变形，必须卧床静养。姐姐是个闲不住的人，听医生说要她卧床，执意要回乡下的家。我和两个弟弟都劝她，说以前的家有姐夫做伴，即使他是个病号，那也是个伴，如今炕上是空的，你的腰又不好，一个人回家谁照顾呀？

姐姐的孩子们也跟着劝，但是姐姐主意很正，谁的话也不听。最着急的是老三两口子，他们只好表示放弃生意回家侍候，以免大家的后顾之忧。住在市里的几个见老三如此表态，就决定每家AA出钱给老三，毕竟老三回家就没有收入了。可是，姐姐说什么也不同意，说你老三本来就混得比他们几个差，好容易买了车摆了摊，更主要的是攒了一些老主顾，回家陪我不是这些年白忙活了吗？你跟他们几个差距不就更大了吗？老三却自有对策，说天越来越冷，站在外面挺遭罪，再说也到了淡季，过了年天暖和了再出摊吧。说到天冷遭罪，姐姐这才没有话说。

过了猴年春节，姐姐感觉腰疼的症状明显减轻，就催老三两口子抓紧出门挣钱。每年秋天，老三都会在乡下收几百吨苹果，送到在乡下租用的冷库里储藏。这是要按照吨数收费的，越早卖出去，成本就越低，姐姐知道老三的家底多薄，自然要为老三着急。住在市内的几个心知肚明，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但又不想把老娘一个人留在乡下，就决定在市内靠他们几家近的地方租个房子，再请个保姆给老娘做伴兼做饭。也许被儿女们的孝心打动，一向不舍得让孩子们破费的姐姐，竟然爽快地同意了这个决定。于是节后回城，儿女们就各处看房子，并且找家政公司给介绍保姆。房子租金在意料之中，保姆工资涨得吓人，两笔费用合在一起是个不小的数目，即使五个儿女AA分摊，对于小家小户的工薪族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再说各家收入不均，有一个不愿意，方案就无法通过。老大是第一个站了出来的，说我是长子，就让咱妈上我家住吧。他家是两室一厅，计划让老妈住女儿那间，让女儿住在客厅。老大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正在担心找工作的问题，而且她还是个需要安静环境的网络写手，一个夜猫子怎么可以让她睡在客厅里呢？

姐姐不明就里，就来问我怎么又改主意了呢？我只好对她说了实话。姐姐一听愣住了，沉默了许久。我问去不去老大家，她肯定地说，谁家都不去，就在自己家。前半句仍是姐夫的遗言，后半句却被姐姐修改了。其实，即使前半句的谁家都不去，我一直也不认为是姐夫说的，而是要强的姐姐自己说的。在老家的村子，姐姐在婆婆面前是个有名的好媳妇。姐夫是独生子，婆婆是村子里有名的小辣椒，谁都知道姐姐在婆婆面前受了多少气，她和婆婆却从未红过脸。婆婆最后是得胃癌去世，姐姐给她一手侍候到咽气送终，在村子里有口皆碑，传为佳话。而当姐姐自己熬成了婆婆，不论是在家的老三媳妇，还是在外的老大老二老四媳妇，个个对姐姐都有几分小心和敬重，因为姐姐什么事儿都将心比心地做到了，跟城里乡下四个媳妇相处，却从未红过脸。从未红过脸，这是乡下人评判婆媳姑嫂是否和睦的基本标准。正因为如此，一直保持良好纪录的姐姐，采取了谁家也不去的态度。就是说，她不想去谁家并不是关系没处好，而是处得太好了，不想有一点闪失破坏了那种好。问题在于，姐姐那天的话还有后半句，就在自己家。她是有意这么说的，而且是赌气说的。春节过后，她一直在等何时租到房子，保姆是否也请好了。当我知道那个方案没有通过，就给姐姐打过几次安慰性的电话。最后一次电话，当她听说城里那几家由于意见分歧，租房找保姆的事儿泡了汤，我立刻感到姐姐受了刺激。她平时最怕孩子们为她花钱，但她现在更怕孩子们因为心疼钱而不心疼她，这是任何一个老人意识到自己不中用了之后都会有的自私，姐姐亦莫能外。不过，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之后，她还是表示了理解，说，给你姐夫治了十年病，把各家腰包都掏光了，肯定是实在拿不出钱给我租房请保姆啊。由此可见，姐姐还没老糊涂。儿女们并不知道姐姐内心经历了什么，他们最后的决定，就是尊重老妈的意见，就在自己家，但是给她在乡下找了一个保姆，至少省出了租房的钱。endprint

事情虽然尘埃落定，我却一直不能原谅自己。因为最后一次与姐姐通电话的时候，隐约听老三媳妇在一旁说，二姨呀，我妈其实最想去你家。我承认，这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只是它来得太突然，我假装没听见不接言，而姐姐也没有往下深说。回头想想，我之所以未作反应，是因为我从内心里害怕那种大家庭的气氛卷土重来，我已经把它视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了。然而，它却让我陷入了极度的不安和自责之中。我感到我愧对了姐姐，甚至伤害了姐姐。我无法饶恕自己犯下这样的错误。

姐姐出生于1945年，整整大了我十岁，我和弟弟平时都叫她老姐。她两岁的时候，我家就在土改中成了被斗户。在农会和红缨枪队来我家分浮财那个凌晨，我刚刚故去的爷爷给我妈托了一个梦，梦见我爷爷往她脖子上挂了一串大蒜，而当时家里的男人已经逃跑了，乡下人把“蒜”和“算”都念成了“散”，我妈就想，公公这是叫她也赶快跑了算了或者散了呀！于是就抱起姐姐就往我们家房后的北大壕跑去。1947年冬天，地面上的雪有三尺厚，娘俩在雪窝子里踉踉跄跄奔逃的一幕，被另一个村早上出来拾粪的乔姓男人发现，他虽然不认识我妈，但从穿戴上看出这一定是落难的富家女子，见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就叫我妈去他家里避避风头。就这样，我两岁的姐姐跟着我妈在乔家的地瓜窖子里趴了七天。几十年来，我家一直把乔家视为恩人，一直也没断了走动。这个九十二岁的乔姓男人仍然健在，今年“五一”假期，姐姐还带着我和小弟去他家登门看望。

土改过后，家里人都出去讨饭，我爹是念过三年私塾的人，脸上实在挂不住，就背着我妈报名参军，直到第二天就要去县上跟部队走了，我妈才知道这个男人残忍地扔下了她和女儿。我妈的苦日子，就是姐姐的苦日子。我家是个大家族，我爹参军走后，我妈和姐姐在这个大家族里就成了弱势群体。大人欺负我妈，孩子欺负姐姐，在姐姐的身上和头上，留下了太多的伤疤，其中脑袋上那个疤，就是被大她一岁的堂兄用扁担钩打的。在姐姐的面部表情里，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惶恐和紧张，应该就是孤独弱小的童年留给她的纪念。

有两个细节，姐姐不知给我说过多少遍，每次说都让我心如刀绞。一个细节发生在冬天。因为是军属，社里对我家总会有些照顾，有一年冬天，社里派车帮忙往地里送粪，正赶上我妈去了姥姥家，给车老板指路的活儿只能是我姐来干，可是我奶在烧炕的时候，不小心把我姐的一只棉鞋当了柴草，我姐只好光着一只脚坐着送粪车上山，车老板见我姐小脚冻得红肿，便教她把这只光脚放在另一条腿下面，这样就可以取暖了。我也是由此知道，姐姐的手脚为什么一到冬天就犯冻疮流脓水。另一个细节发生在春天。家里米缸见底吃了，娘俩眼看就要断顿儿，我妈去村里找要救济，因为不敢扔姐姐一个人在家，就把她也带上了。村政府距离我家有二十多里，三岁的姐姐饿得走不动路，困得睁不开眼，我妈就踩她的脚后跟，踩一下，她就疼得往前走几步，再踩一下，再往前走几步，母女俩就这样跌跌撞撞走进了村政府。管救济的干部人称张财粮，姐姐不等我妈说话，就拉住张财粮看她被我妈踩红了的脚后跟，然后说她有多么饿，直把张财粮给说出了眼泪，大笔一挥，给了一袋子米一袋子面，外加二十元钱，还派人牵一头驴给送到家，驴背上不但有米袋子面袋子，还有姐姐。在姐姐眼里，这是一次凯旋般的甜蜜记忆，在我看来，却是一场不应由孩子承受的苦难。

姐姐命犯劳碌，不是瞎子算的，而是我给她总结的。十八岁结婚，二十八岁已生完五个孩子。见有了两个儿子，她便决心要一个姑娘，结果又是两个儿子。她不死心，就又怀了一个。这时候，计划生育抓得紧了，大队妇女主任不让她生，她就深夜逃出村子，跑到小姨家藏起来，直到要生了才潜回家，果然如愿生了个姑娘。别人都是为捞儿子超生，姐姐却是为捞姑娘超生。孩子们小时候，过年要穿新衣服，姐姐一次要缝五件，上学要带午饭，姐姐在锅台上一溜摆了五个饭盒，冬天脚出汗，姐姐每天晚上要把五双棉胶鞋里的靰鞡草掏出来放在炕席底下烘干，早上再把靰鞡草垫在五双鞋里。孩子们长大了，一个接一个考大学，大部分的学费，都是靠姐姐养鸡卖蛋，喂猪卖肉，一分一分挣的，一点一点攒的。姐夫是六二届高中生，因为怕饿没去念大学，回乡后做了N年小队会计，具有小知识分子的惰性，在家里又是独子长孙，眼睛里基本上看不着活儿，再加上婆婆对儿子的骄纵，姐姐的劳累和艰辛可想而知。好不容易把儿女拉扯大了，一生养尊处优没挨过累的姐夫却病倒了。他是个有一点不舒服就要大喊大叫的男人，刚刚脱离苦海的姐姐，在岸边还没站稳，又被姐夫拉下了水。这是长达十年的生死挣扎，姐姐没睡过一宿安稳觉。最后的两年，姐夫经常在ICU里一待就是个把月，花钱如流水。姐夫给全家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自私，这种自私竟然在给他送葬的前一天来了个总爆发。那天晚上，按乡下的习俗是给死去的人“送盘缠”，家里在燃放礼花时出了意外，一颗礼花没有直接升空，而是升了一半便横飞到院子里，当场炸死了他的堂弟，受伤者多达二三十人。孩子们都吓傻了，只有姐姐一个人清醒。好在还有我和两个弟弟，最后也是我和小弟出面与礼花厂交涉，给死者伤者争取到了足可接受的赔偿，让原本就悲伤的姐姐从意想不到的灾难中解脱出来。

我之所以说了这么多姐姐的故事，是因为我明明知道姐姐受了这么多的苦，我却因为害怕拥挤而让她仍在苦中煎熬。话虽是老三媳妇说的，怎么知道不是姐姐此前正式跟她表达过这个意愿呢？姐姐那天不亲自说，一定是在看我的态度，而我却没有态度，她当然知道，没有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只是她不说而已。后来，我忍不住把自己的不安和自责跟两个弟弟谈了，他们一言以蔽之地说，咱姐有那么多孩子呢，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可是，这话丝毫安慰不了我，我依然被失眠不依不饶地折磨着，但我一直不敢给姐姐打电话，我不知道说什么。

两个月前，女儿突然宣布了一个决定，她要去天津工作。目送她走进机场安检口那一瞬，我奇怪自己居然没有任何的不舍，反而生出一种久违的轻松和庆幸。急急回到家里，虽然意识到这个家现在只剩我自己了，却没有一点形单影只感，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女儿的房间，像打扫战场一样归整那些下不去脚的零乱。这个房间以往都是小时工每周给她做一次保洁，我是绝不进去的，因为我无法面对80后女孩制造的零乱，而这个80后女孩也坚决不让小时工改变她的零乱，说她只有在零乱的秩序下才能找到立马要找的东西。那天下午，当我花了两个小时，风扫残云般让一切归于整洁，便重温旧梦似的，又回到了从前熟悉的一个人独处的时光。独处既能让人生病，同时也是一种药，因为不出几日，曾那么摧残我的失眠竟不治而愈。

女儿去天津工作是一个话题，我终于决定打电话告诉给姐姐。姐姐说，家里又剩你一个人啦？我以为她想离开乡下来我家，马上极有分寸地说，姐呀，你有空过来住几天呗。姐姐却说，姐谁家都不去，就在自己家。姐姐的语气，有了跟以前不一样的淡。姐姐的淡，让刚刚遁形的失眠，又沿着原路返回。

或许，一切都是命运所赐。我喜欢一个人独处的生活状态，我喜欢过那种不被打扰的日子，命运却在赐予我空间焦虑症的同时，又赐予一个苦命的姐姐。以后不管姐姐是否再来与我同住，我的心都将因为我对她的爱和牵挂而无比拥挤。更何况，这世界本来就没有绝对的清静和空旷，而只有越来越无法躲避的冲突和喧闹，一切的自在，一切的坚守，只能境由心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