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丹

四年前，写完《北京折叠》后，郝景芳“几乎没有一刻挂念它的死活”;四年后，《北京折叠》获得2016年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郝景芳说：“我个人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

“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拿到了博士学位，2013年开始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2006年开始，写一些科幻小说，后来又写一些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然后最近新出的这本《生于一九八四》是一个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我的简历大概就是这些。” 在《生于一九八四》的发布会上，郝景芳如此介绍自己。

因为《北京折叠》，她开始被称为“科幻作家”，但她却尽可能地避免谈及《北京折叠》和雨果奖。

那些加持，我不能信

事实上，传说中的郝景芳远比她的自我介绍“神奇”得多。

在知乎上有一个声称是郝景芳的同学的回忆很有意思：“这姑娘是当年隔壁班的学神，新概念作文她拿的名次貌似是够北大中文系免考的，然后她竟然考了清华物理系，我当时还觉得这种学神是不是若干年后出现在科研大牛名单里，结果就看到她入围雨果奖提名，真是智商碾压无时无刻不在。”一个郝景芳的邻居也跟着吐槽说，从小就活在这个“别人家的孩子”的阴影里。

郝景芳说之前有个关于她的报道是“郝景芳超越《三体2》入围雨果奖”，还有一篇在社交网络中刷屏的帖子——《白天是清华金融女，晚上是宇宙学女神》，针对一些传闻，郝景芳笑着回应：“我在国务院很小的一个研究机构工作，给政府写一些报告。我没有见过习大大。有人传我给李克强总理写信，这个事情已经被越传越远。是不是我接下来身份地位就到了随便进出中南海？”

而她真实的成长经历，则伴随着延绵不断的焦虑。

刘慈欣一直不吝于表达他对郝景芳的欣赏，甚至曾把郝景芳的风格与科幻大师雷·布莱德伯利相比较。称“她把我们常见的科幻题材洒上了一层很诗意的阳光”

高中时，郝景芳就痴迷物理。海森堡、玻尔等人关于量子力学的普及版阐释，震撼了她的世界观;而薛定谔的《吠檀多哲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更让她叹为观止。“高三的时候我看科学和哲学，看爱因斯坦写的散文集，以及薛定谔写的宇宙真实性和个人自我意识的关系的文章，我感觉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

她曾经坚定地想做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因此，她上了清华物理系，并读到了硕士研究 生。

在清华，她发现大牛太多了。曾经有一次，她鼓起勇气找班里的大牛请教一道怎么都解不出的题，大牛看了一眼，实事求是地说：“这道题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没做，你看看讲义吧。”

感到自己在天体物理学方面无法做出杰出成绩后，郝景芳改读宏观经济学的博士。这个改变，使她观察世界的角度更多元，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建构她的科幻世界，建立运行规则。

“外界冠以我的‘学霸女神这样的东西，我是不能信的，我一旦信了，就会被营造出来的盒子囚禁，然后我会更加在意别人的感受，也就因而更加触碰不到我的内心。”郝景芳承认，有人关注是好事，但善于焦虑的她也会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冷静，“这件事并不会令我的写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假象，对于我将来的写作生涯是不利的，一个人的写作必须是连续的。”

因此，她不太愿意别人一再提及她的《北京折叠》，更不愿意大家因此而界定她的写作。

“原来你最近过得还不错”

2002年，郝景芳荣获全国中学生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但是她并不像新概念的大部分作家那样关注青春与疼痛。

《星旅人》和《孤独深处》是郝景芳此前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北京折叠》便收录在《孤独深处》中，而《生于一九八四》则是最新出版的现实类虚构作品

“那时候我自己关注更大一点的问题，我关注宇宙、量子力学、人的自我意识，关注人是什么，世界的真相假象;我也特别喜欢看哲学家们写的关于人、自我、人类意识等这一类的书。我的关注就导致我非常眼高手低，这中间巨大的差距是不可弥合的，我自己对校园爱情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就想写关于人和自我意识这样的书。”

过高的志向令她一开始根本没法落笔，“我最开始根本就没法儿写，其实爱因斯坦写文章的那种举重若轻是建立在大量的人生经验上，他对于某一个问题有着几十年的思考。而我过于强求，一上来就想写大命题，人不能假装自己懂而去谈论一些东西，所以我后来就从一些比较轻巧的、小的东西开始写，科幻里面假想一些东西，可能都不像文学，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探索，后来慢慢加上生活中的所思所感，这样就不是谈论一个终极命题，而是从生活中有小的困惑出发，这样才能找到一些我确实想写的。”

2011年，郝景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北京办公室实习，随IMF总裁拉加德穿梭于星级酒店、中南海、国家会议中心，研究宏大的社会性课题，见证着“制度的生产过程”;与此同时，她租住在北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楼下一片棚户区，她混杂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中，主动与出租车司机、餐馆老板攀谈，了解看病、上学这样看似正常却是很多家庭巨大困扰的命题。

她看到了在一个个巨大的数字之下，是很多人为了生存而奋力地挣扎。重重叠叠却又天壤之别的片段和场景，在郝景芳的生活里静默地交汇再平行，看似人尽皆知，一旦细想，便掉入绝望的漩涡。

2012年，她花了三天时间完成了《北京折叠》。她想要表达她感受到的“不平等”。于是，在《北京折叠》中，她建立了一个制度，把“不平等”推向了一个极致。

《北京折叠》没有宏伟的科幻，唯一的科幻核心是：日渐拥挤的未来北京，昼夜之间空间翻折，因出身和阶级划分的三个空间的人们一起分摊每个四十八小时，轮流苏醒，交替生活。“第三空间”的人们日复一日在和平的绝望中度过近乎无意义的一生。主角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老刀，为了孩子学费去干类似走私的行当。虽没有生离死别，但小说的残酷之处在于，“第三空间”的底层民众甚至不具有被剥削的价值，他们存在的意义原本可被“第一空间”发达的机器人替代，只是“第一空间”的决策者们为了让他们“生存”下来，便将他们安置在流水线上扮演着“垃圾工”，无知无觉走过一生，而他们的一生被彻底挡在了“第一空间”的通胀之外。

郝景芳并没对这部作品报以获奖的期盼。在她看来，一部小说写完后，它就是脱离了作者的存在，“它的命运与我无关，几乎没有一刻挂念它的死活。”直到它获了奖，郝景芳的感觉是：像是得知了某个在远方的游子的近况——原来你最近过得还不错。

在得知入围雨果奖后，她也只是在微博简单回应：“能入选雨果奖很惊喜。当初小说只发在一个新创的电子杂志上，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再次感谢宇昆兄的翻译。小说的翻译与被接受程度紧密相关。不能和大刘的作品一同入选，心中的遗憾甚至大过了惊喜。宇昆兄在帮助华人作品推广方面居功至伟。”

郝景芳再一次强调，外在的评价并不是她内在发展的轨迹，“对于我而言，我自己写作方向道路，写作计划都没有发生变化，这可能就是个热潮，对我而言都一样，我仍旧是按照我喜欢的路子来写我喜欢的东西和我感兴趣的话题。”

不希望小说成真

获奖前一个月的那次采访，郝景芳会尽可能地将话题拉回新书《生于一九八四》。在这部作品之前，郝景芳已经出版了三部长篇科幻小说《流浪玛厄斯》《回到卡戎》和《流浪苍穹》，还有中短篇小说集《星旅人》《孤独深处》和《去远方》，其中，《北京折叠》便收录在《孤独深处》中。

不同于以往的科幻题材，《生于一九八四》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而1984年，正是郝景芳出生的年份。

这本书以1984年为限，记录了这之后的三十年过程中两代人的心路历程。书中的父亲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反思自己年轻时的所为，在内心负疚的驱使下前往世界各地，寻求精神出路。女儿自小按部就班上学读书，生活平稳，却在面临人生方向选择的时刻感觉迷茫，经历了精神崩溃的痛苦，最终获得领悟，找到内心的清明安宁和立志从事的事情。

作为《北京折叠》的英文译者，刘宇昆（左）也收获了一座雨果奖杯（《不存在日报》王编糖匪/摄）

郝景芳说《生于一九八四》缘起于她在清华读书时的焦虑：“一方面焦虑自己和其他人的比较，觉得自己很多地方不如别人，希望能够跳出这样的挫败感和这种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我想找到自己可以依靠的东西，但是我总觉得我的头脑其实可能空空如也，脑中的东西都是别人灌输给我的，这种感觉就让我更加难受。然后那段时间我还会陷入其他的困惑，于是我就是不断想要劝劝自己说，我这个人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我想写的是我自己的一些困惑、一些想法、一些焦虑的过程，实际上的缘起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然后我考虑每一个想法不能是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想，需要有一些人物和经历为载体，后来我脑子里就出现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形象，她每一步是有哪些困惑，她自己做了怎样的努力，怎样解决，又有了新的困惑，慢慢的这个女孩子的形象就会越来越清楚，然后我就把她写了下来。”郝景芳说。

在读《生于一九八四》时可以发现有一章是没有标点的，全都是呓语一样的碎碎念，她说：“这些其实就是我的一些胡思乱想的意识流，词语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会有一些场景，然后就把场景里面涉及到的语言、词汇写进去。我主要想的是主人公一定有大量的信息在头脑里碰撞。”

郝景芳称此书为“非自传的自传体”小说。她说：“如果说这个我和主人公有什么经历上的相似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在写一种焦虑的心情，所以它其实是相当于一个内在的自传。”

至于未来的写作方向，郝景芳还会延续自己的习惯——假想一个世界，然后去推理，她一定要把逻辑推通了，再往下写。“我自己比较热衷于写社会制度，我喜欢假想一个不存在的国家，类似于《镜花缘》的。我以后还会写别的制度，可能跟我们的现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映照和联系。”

在这次采访结束的一个月后，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击败斯蒂芬·金的《讣告》，获得了2016年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

发表获奖感言时，她说：“实际上，刚才我还在考虑自己去‘雨果奖落选者派对上的样子。获奖者派对，落选者派对，我都不知道自己更期待哪一个。科幻作家很喜欢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到，不管好坏，是幸运还是不幸。在《北京折叠》这部小说中，我提出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面对着自动化、技术进步、失业、经济停滞等各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有一些黑暗，显然并非最好的结果，但也并非最坏的：人们没有活活饿死，年轻人没有被大批送上战场，就像现实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个人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

这不禁令人想起《北京折叠》获得中国科幻坐标奖后，她写获奖感言时的情形，那时的她正在计算着明年财政收入预测，这是给全国人大的项目报告，忙得没有时间吃饭、喝水。看着窗外，天已经黑了下来，郝景芳突然有一种因为荒诞感而引起的伤感：“无论我怎么书写这个世界的荒诞，我还是在这个世界中貌似严肃地活着，并为此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