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晶

7月的最后一周，我在北京一个屋顶漏雨的小剧场里突然遇到了4个月前的采访对象。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根据MH370家属这两年的经历改编的话剧，《人物》4月刊《马航黑洞》曾经写过他们的故事，话剧导演看到那篇报道后，通过朋友找到我，希望了解更多信息。其实那次采访结束后，除了寄杂志、在家属的微信群里看他们发言之外，我跟他们没再联系过。

几位家属受邀来观看这部话剧。4个月过去，他们还像采访时那样，每天在微信群里讨论飞机去哪了、见媒体、去大使馆和马航办事处抗议……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话剧散场后，我们只是淡淡地打了个招呼，而在采访的时候，他们曾经跟我分享过最隐秘的情感和伤痛。

当记者这么久，有的时候我会困惑，采访结束后，记者应该与采访对象保持怎样的关系。最近在看的《哈佛非虚构写作课》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写道：“在新闻学院里，说到记者和他的消息来源，没人会用‘关系（relationship）这个词（在英文里relationship有时候接近恋爱的意思），可这却就是它之所是。”有时的确如此，记者的采访过程往往被比喻为剥洋葱，总希望能够更快地到达洋葱的中心部分，这需要在短时间内和采访对象建立信任，形成一种加过速的亲密关系。

比如，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会和采访对象睡在同一张床上，听她讲她的故事，有时会跟她共处一天，陪她做家务、外出，有时是面对面7小时的长谈……可能在某一些时刻，她跟你表达的内容，都没有跟身边的家人流露过。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短暂的、临时的关系。我知道很多同行可以在工作完成之后和采访对象保持不错的关系，有的成为朋友，有的成为资源，但我更习惯于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有的时候是为了所谓的专业，有的时候是不再想在工作之外继续承受他人故事带来的那种压力。

几年以前，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携带HIV病毒的小男孩，他的父母因为艾滋病已经去世。他很孤独，因为携带病毒，村里的同龄人都远离他，甚至拒绝跟他坐在一个教室里。我去采访的时候，他把我当作朋友，带我去看别人钓鱼，看下午两点经过的火车，看别人跳广场舞，这是他自己一个人时每天都会做的事情。采访结束那天，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告别，他边过马路边回头冲我挥手说：“阿姨再见！”—大多数时候，这就是我们和采访对象的关系，迅速地建立信任，出现在他的生活里，然后突然地离开。

报道发表后，我没有联系过那个小男孩，那时还没有微信，他也没有手机和电脑，而且我也不想或者说不敢去打听他的情况，因为怕听到坏消息。没想到几年之后，我突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问我还记不记得他，他的声音变粗了很多，听上去已经是个小伙子了。接到他的电话我非常兴奋。

去年，我写了企业家牟其中的前妻妹夏宗伟的故事。报道发表前，我和夏宗伟在一些语句的表述以及删节等问题上发生了一些争论，气氛一度比较尴尬。稿子发表之后，我们也没再联系。最近，我突然收到她发来的微信消息，说牟其中的案子有了最新进展，“谢谢你曾经的辛苦。”她说。

被采访对象惦记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特别是这种惦记没有任何目的性在其中，他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事需要你帮忙报道，只是单纯的惦记。这是做记者最开心的时候。我的很多同事都收到过采访对象的短信，其中很多都是特别普通的人，他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发来祝福，寄来剪纸，有的甚至像父母一样叮嘱你添饭加衣。

想到这些，有的时候感到惭愧。对于那些信任我们，愿意让自己的故事供别人阅读的采访对象相比，他们给予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给他们的东西。大多数时候，他们其实比我们更勇敢，更真诚。而我们的惦记，或许就是真诚地对待他们的勇敢，用心写好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