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奇芳

7月31日，日本东京都举行知事选举，曾任防卫大臣的小池百合子成为东京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知事。但这次广受瞩目的选举并非正常的期满换届，而是在前知事舛添要一辞职后进行的。接连两任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与舛添要一均在任期内辞职，东京都四年内已举行了三次知事选举。

舛添下台“四宗罪”

东京都前知事舛添要一下台风波在过去几个月闹得沸沸扬扬，对于其政治失误的指责主要有以下四项。

其一，政治资金私用。这是最重要也最“官方”的罪名，东京都议会的不信任案主要是基于此条提出的。实际上，这并非针对舛添在知事任内的行为，而是对其担任国会议员期间的行为“翻旧账”。据相关指控，舛添在任国会议员期间，将与家人入住千叶县木更津市的酒店花费记录为会议费用，以政治资金支付。对此，舛添于5月13日召开专门记者会称，“在旅行目的地与（选举）事务所的同事开会，由于使用了家人所住的房间而招致误解，相关费用已经返还”，并进行道歉。随后，舛添还聘请两位检察官出身的著名律师进行调查，力图说明一部分政治资金被私用的指控不恰当，其行为“并没有违法”。但这些说法并没有说服东京都议会，多个党派提出了不信任案。在此形势下，舛添不得不于6月21日正式辞职。

其二，过于铺张浪费。这是被媒体指控最多的罪名，主要体现为开支严重超标的“豪华海外访问”和“公车私用”。据日本各大媒体的报道，舛添在两年左右的任期中共进行了九次海外访问，总开支约2.4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20万元）。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舛添的花费严重超过东京都的规定标准。比如，2014年7月访问韩国首尔时，舛添等一行11人三天两夜的花费高达100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万元）。他们下榻的是位于首尔最繁华地带的高级酒店，舛添本人入住的是每晚7.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600元）的豪华套房，而东京都规定知事在首尔出差的住宿标准为每晚2.69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700元），超标了一倍多。关于舛添“公车私用”的指控主要是指他每个周末让公务车送其到上百公里外的汤河原别墅。此外，媒体还指出若周末发生地震等突发情况时，作为担负东京都三千多万居民命运的知事无法及时应对。

其三，土地用途不当。2016年3月16日，东京都宣布，就新宿区约6000平方米的首都所有土地出借给韩国政府作为韩国人学校使用展开讨论。这个地块是2009年停办的一所日本商业高中的旧址，2017年4月以后的用途尚未确定。该决定在日本市民中引起轩然大波。就在同时，日本的“保活”正如火如荼。“保活”即“争取上保育园的活动”。由于东京等大都市的保育园数量严重不足，“保活”已经演化成一项社会问题。而舛添2014年初当选东京都知事时的承诺之一，就是解决上不了保育园的“待机儿童”问题。今年2月15日，不少“保活”失败的年轻母亲在网络上留言：“没上成保育园，日本去死吧！”在野党在国会上提出这一情况，严厉地追究安倍政权的不作为。如今，市民认为舛添违背诺言，将宝贵的土地“拱手送给”韩国人，而非用来解决保育园问题，便将攻击的矛头集中在其身上。

其四，治理政绩不彰。这是一些评论者对舛添的指责。他们认为舛添把施政重点放在都市外交上是一个重大错误。一方面，外交应是国家的使命，作为东京都知事的舛添这么做有越权之嫌;另一方面，这除了浪费公款之外，对东京市政并无任何实际助益。

但是，这些罪名是否真的严重到足以对其提出不信任案的程度？舛添的下台是否真的出于台面上的这几宗“罪名”呢？

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

与其前任猪濑直树和其他在政治上“失足”的日本政治家一样，媒体将舛添要一的问题归结为“金钱与政治”。按照日本国内政治的普遍规律，所谓政治资金私用、虚开冒领和铺张浪费等“金钱”问题只是表面，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政治”问题也并不是字面上的“政绩不佳”那么简单。

仔细分析一下上述舛添的“四宗罪”，拿其首要罪名，即政治资金私用来说，史上最著名东京都知事之一的石原慎太郎比舛添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报道，石原慎太郎在任内经常用公费到高级料亭宴客吃饭，每次花费数十万日元。但所请宾客常常并非政界人士，而是其私人朋友。而且，石原还存在以公权谋私利的情况。他毫不避讳地让自己的四儿子参加东京都的公共项目，并向其中注入数亿日元的资金。在所谓“交际费”上，石原慎太郎同样存在虚报冒领，被法院认定其一部分花费存在“违法性”，2009年石原被判败诉。仅从这里看，石原慎太郎的问题比舛添要严重得多，却并未遭到大规模声讨，更未被提出不信任案。

在其他罪名上，情况同样如此。如被媒体热炒的“豪华外游”问题，其实也是舛添各位前任的传统。仍然以石原慎太郎为例，2001年6月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考察，仅石原个人的往返机票就高达143.8万日元（将近人民币10万元），坐的当然是头等舱。而这种费用庞大的海外考察并无多少实质内容，就是“纯玩”。2006年5月，石原慎太郎打着奥运会考察的旗号到英国，实际关于奥运会的工作时间还不到一个半小时，而去马恩岛看赛车等则总共花掉了3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40万元）。至于工作表现，舛添虽然每周末去别墅，但至少正常出勤，而石原每周只有两三天到办公室，还经常去向不明。但有趣的是，对于石原的这些问题，东京都议会没有任何反应，就连媒体也几乎完全沉默。

同为东京都知事的两个人，在同样的问题上，为何会遭遇如此鲜明的双重标准？个人魅力显然不是有力解释。舛添虽然没有石原那么深厚的影响，也没有作为日本国民情怀寄托的电影明星弟弟（石原慎太郎的已故弟弟石原裕次郎曾是日本著名影星——编者注），但身为资深媒体评论家和国际关系学者，舛添同样很有人气。早在1999年石原首次当选东京都知事时，舛添就与他同场竞技，而且得票率位居第三;2014年选举时，舛添更是以明显优势领先其他15位参选人获胜。

个人能力也说不通。石原慎太郎主持东京市政13年，拿得出手的政绩也不过是制定了先进的柴油标准和保育所认定制度等两三项。舛添要一在任两年多，决策没有任何大的失误，而且在奥运场馆建设和防灾等方面都有所建树，更不用说其担任厚生劳动大臣期间曾在处理血制品污染导致丙肝感染事件上取得了公认的政绩。

所以，唯一行得通的解释就是舛添不符合当前严重保守化、右倾化的日本主流政治势力的需求和利益。在政治上，舛添并无任何明确的右倾主张，他虽然也支持修宪，但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作为知名国际关系学者，舛添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这与一般政客截然不同。在安倍政权的右翼政策导致日本与中、韩关系陷入冰点之时，舛添将北京作为外访的首站，并利用东京力推的“亚洲主要都市网”，大力发展东京与北京、首尔的“都市外交”，他为日本与中、韩关系缓和做出的贡献得到了中、韩两国领导层的一致认可。但是，这些主张和行动触怒了日本右翼势力，他们将舛添出借土地给韩国的决定斥为“媚韩”，通过媒体大肆挑动公众的民族情绪，对舛添加以攻击。

日本媒体早已学会看安倍政权的脸色行事，而舛添则相当不讨安倍的喜欢。早在2006年第一届安倍政权建立时，舛添就对其政策加以批判。担任东京都知事后，在奥运会和宪法等重大问题上，舛添又与安倍政权出现了严重分歧。尤其是自民党希望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前在东京设立赌场，而舛添明确反对，这显然损害了主流势力的现实利益。更重要的是，2010年舛添脱离自民党自行组建新党，与安倍等主流政客并非同道中人。

如今，右翼女政客小池百合子接任东京都知事，应该不会再遭受类似针对舛添那样的攻击。但是，面临举办奥运会等多座“都政大山”的她，不知道能否在东京都知事的位置上坐得像石原慎太郎那么久。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