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星荃

在文字征引的背后
——评王开林的《先生与先死》

席星荃

文史随笔或文史杂论一直是中国散文的正宗成员和重要的组成，先秦诸子开其风气，两汉蔚为大宗，唐宋再起高峰，明末清初则变化多端，与学术杂交。谈谈这类散文应该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我们的当代论坛好像很少有这个兴趣，大家谈得不多。那么，这一回我们就接触一下这个话题。

文史随笔或杂论的写作，传统中有许多佳作，积累了十分丰厚的经验；但当代作品也逐渐形成了某些弊习，最常见的有两点，一是大而空，缺少血肉；二是宥于陈说，而作者所见者鲜。这第二点在史料运用上就可以看出来，多数史料往往是众所周知的大事件或节点性事件，这样，文章就缺少了新鲜和灵动，加之作者循守旧说，文章便难以生发独特的意蕴。而读王开林的这篇作品，则觉得新鲜有味，活泼、丰富而不失深刻处。究其原因，善于从小处着手，精要地征引史料特别是文字资料正是重要的手段，同时巧用譬喻也大有助益。

作者从小处着笔，开篇写蔡锷见袁世凯回来后的一段对话，把蔡锷、袁世凯和陈宦的性格与形象悉数点染出来，文字十分简短生动，且为多数人所不知，因此脱除了陈旧感觉。这个开头由“先生”一词引出了“死”的话题，而“死”正是后文展开的重要线索。作者接着写袁世凯的两面派手段，“玩弄共和于股掌之间”，骗得国人的普遍信任，“朝野之间吆喝让他担任终身总统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些都不新鲜，但接下来的话就新鲜了：“对此诉求，就连孙中山、黄兴在公开场合表态，也是首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