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雪，魏家星，姜卫兵，叶 红

旅游开发型美丽乡村绿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南京市农家乐示范村为例

纪 雪，魏家星，姜卫兵，叶 红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从协同论的视角，将美丽乡村绿地置于由生态、美学、文化三个功能子系统耦合而成的多义复合型开放系统中。在阐述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绿地功能间相互协调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乡村绿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南京市为例，对9个美丽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多功能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南京市美丽乡村绿地功能系统之间初步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绿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与使用者的满意度基本一致；空间维度上不同区域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功能耦合协调状况存在一定差异，有待进一步提升。

乡村绿地； “生态—美学—文化”功能；耦合协调度；南京市

DOI:10.16498/j.cnki.hnnykx.2016.07.022

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和主要载体，建设美丽中国，重点和难点在乡村。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体现农村特点，注重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努力建设农民幸福家园”。 乡村绿地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环境基础，具有多义性、复合性的特征，早已不是单纯追求视觉美化的装饰品，而是主要涵盖生态增效、景观美化、文史传承等多重功能要素协调互动、同步联合而成的整体系统，功能效益最大化是乡村绿地系统合理性的反映，也是乡村绿地规划的目的。如何在人地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实现生态效能是首要关注的问题；如何在新型旅游发展下创新化提升游客的审美体验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如何确保乡土文化的传承延续留住乡愁是亟待正视的问题。总体而言，生态功能是核心，景观美化是保障，文化传承是特色，如何以美丽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多功能协同为目标，构建满足各功能要求的乡村绿地系统，提升乡村绿地综合效益是各方极为关心且亟待解决的复杂课题。

通过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指数，探讨美丽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功能之间相互协调的内在机理，计算并构建美丽乡村绿地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南京市美丽乡村为例，选取了9个典型的美丽乡村示范点进行实证调查，揭示乡村绿地功能动态关联的耦合协调规律，探求综合协调的最优状态。

1 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多功能耦合协调研究的理论基础

1.1 耦合协调度的内涵

“耦合”概念来源于物理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1］，用于描述系统或要素彼此作用影响的程度。国内城乡建设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研究起于生态学领域，马世俊［2］首次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理论；王如松［3］对其进行扩展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和自然这三个子系统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存在和谐有序的耦合关系，是实现人类社会与环境间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城市空间和绿地的耦合研究也逐步展开，刘颂［4］、刘滨谊［5］等根据耦合模式、过程、功能等要素，建立了绿地与城市空间耦合的概念框架。

耦合度和协调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耦合度仅反映系统要素间相互作用强度［6］，协调度概念来自于协同论，强调系统走向有序，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的协同作用。由于系统或要素间是交叉的，动态的，具有不平衡性，耦合度难以反映系统或要素间协同作用的整体功效，而协调度正是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在演化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量度，是系统良性循环发展的保证［7］。

1.2 “生态—美学—文化”多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

乡村绿地功能系统是建立在地方自然生态、视觉美感、乡土文化三部分有机融合之上的交互复合体，三功能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三者紧密关联，和谐一致，共同促进乡村绿地建设发展；另一方面，功能子系统间偏离或相悖，会造成整个乡村生命活力的流失，影响整个乡村乃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一些乡村在建设与旅游开发过程中因单纯追求视觉美化的“化妆运动”以及传统文化的“穿靴戴帽”，刻意追求形象上的“传统”，到处都是整齐划一的粉墙黛瓦，使得乡村整体风貌如出一辙，与真实乡村生活毫无关联。还有一些乡村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无序化盲目建设，与生态、历史剥离，农田耕地占用，山林水系阻断，使乡村所依托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8］。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从系统论角度，将耦合协调度模型引入乡村绿地功能系统中，定量测度美丽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三个功能子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揭示美丽乡村绿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的程度和水平。

2 “生态—美学—文化”多功能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的确立

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是进行耦合协调分析的前提。遵循数据可获得性，可比性及比例适当、重点突出的原则，根据“生态—美学—文化”功能作用机理，构建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功能耦合因子指标体系。通过统计、分析和考量CNKI数据库中涉及有关乡村旅游、新农村建设及两者协同发展等相关文献的指标体系［9］，结合专家咨询和实地调研，最终确定了21项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生态功能耦合因子指标体系包括绿化覆盖率、群落稳定性、物种多样性、群落乡土性、群落对环境的影响、绿地连接度、降温显著度和增湿显著度等8项指标；美学功能耦合因子［10］包括植物形态、色彩与季相、观花植物数量及种类、观果植物数量及种类、观叶植物数量及种类、绿视率和美景聚集度等7项指标；文化功能系统指标体系包括古树名木率、风水树种类及数量［11］、乡土植物比例、场景过程感、乡土识别性和农耕田园丰富度等6项。研究采用普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测量样当地乡村绿化的基础数据，记录绿化植物种类、绿化方式、植物规格及配置特点等，涉及的绝大多数指标可在实地调查统计中结合植物群落数量化分析方法进行定量化测定。

2.2 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计算方法

在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功能耦合因子指标体系构建基础之上，形成耦合度模型和计算方法如下：

公式（1）中f（x）、g（y）和h（z）分别表示绿地生态、美学和文化功能子系统的功效函数，反映子系统对整体系统贡献的大小。设xi（i=1，2…8）表示生态功能子系统的第i个指标；yi（j=1，2…7）表示美学功能子系统的第j个指标；zk（k=1，2…6）表示文化功能子系统的第k个指标。由于所有指标均是正向指标，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方法为xi’=xi/max｛xi｝，yi’=yi/max｛yi｝，zk’=zk/max｛zk｝， 其 中i=1，2…8，j=1，2…7，k=1，2…6。其中ai、bj、ck为生态、美学、文化功能耦合指标的权重，为减少主观因素对各指标相对重要程度的影响，采用熵值赋权法［12］进行指标权重确定。基于“差异驱动”的原理，突出局部差异，各个样本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反映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避免人为的影响因素，因而给出的指标权重更具客观性和可信度，最终计算结果见表1：

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多个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即：Cn=n｛（u1，u2，…um）/［∏（ui+uj）］｝1/n，其中ui（1，2…m），uj（1，2…n）表示各子系统的评价函数，Cn为各子系统综合评价函数，当有三个子系统时，即n=3，耦合度计算如下：

由于耦合度模型仅能反映系统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强弱并不能反映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继而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便更好地评判生态、美学、文化多功能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其计算公式［13］如下：

表1　美丽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多功能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与权重

公式（2）（3）中，C为耦合度，D为耦合协调度，T为美丽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功能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δ为待定权数。由于美丽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功能相互协调促进的作用是不对称的，结合公众参与及专家访谈等确定绿地功能的分配策略，取α=0.4，β=0.4，δ=0.2。因此，美丽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功能综合评价指数公式为

为了更好地说明乡村绿地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的程度，可根据均匀函数分布法来确定对耦合发展阶段和协调等级的划分，耦合协调度D值所属的不同范围代表不同的耦合协调状况，一般情况下，D取值在0～1之间，确定的类型与划分标准对应如下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状况对照表

3 南京美丽乡村绿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

3.1 研究地概况

南京市作为江苏省省会城市，自“美丽中国”、“美丽乡村”的建设目标提出以来，南京市将“休闲旅游”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模式，以江宁、高淳、溧水、六合和浦口为五大示范片区（如图1），努力打造宜业、宜居、宜游的都市美丽乡村。近年来，建成了江宁“五朵金花”、高淳“国际慢城”、六合“多彩竹镇”等特色鲜明的美丽乡村示范区，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结合南京市乡村地域环境特色以及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的初步成果，选取了南京市江宁区的大塘金、世凹桃源、黄龙岘、杨柳村、石塘人家和朱门农家；高淳区的大山村；溧水区的山凹里村以及六合区的大泉人家9个美丽乡村示范点绿地进行实地调研测度。

图1　南京市美丽乡村位置

3.2 美丽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功能子系统效应值分析

效应值是反映各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效应值越高，表明该子系统对整体系统发展的贡献越大。表3给出南京市9个美丽乡村绿地的生态效能指数f（x）、美学效应指数g（y）及文化效益指数h（z）的客观数值，可以看出，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功能子系统发展状况良好，在绿地系统有序度贡献上占有较大比重；生态效能贡献度占较大比重的乡村绿地有6个，而不同乡村绿地的美学效应和文化效益贡献度发挥参差不齐，差异明显，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杨柳村、世凹桃源、朱门农家的绿地美学或是文化功能过度侧重，相对抑制了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从而制约乡村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就总体而言，乡村绿地三个功能子系统同步发挥，和谐一致的局面尚未形成，仍有较大差距，有待进一步改善。

3.3 美丽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功能耦合协调度验证分析

（1）从表3数值来看9个美丽乡村功能耦合度数值均处于0.992 0～0.999 0范围，功能间耦合度相近，无法明显区别乡村绿地功能协调发展水平，而表3中耦合协调度数值则差异明显，可以定量化描述美丽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多功能耦合协调状况的优劣程度，对未来乡村绿地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的测度方法。

表3　南京市9个美丽乡村绿地多功能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数值

（2）基于村民与游客两大乡村绿地的使用主体，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以量化的形式反映人群对绿地建设的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选取20个具有代表性的满意度评价指标，以5分制对指标进行打分，乘以评价因子的权重，从而得到样本地的综合评分，见表4，将满意度评分细分为满意（3.0～3.2），比较满意（2.7～2.9），一般（2.5～2.7），较不满意（2.3～2.5），不满意（2.1～2.3）5个等级，并与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表2对应。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数值与使用者满意度评价结果的比较以验证模型方法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进一步完善乡村绿地功能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构建。其中95%的乡村绿地功能耦合协调度与使用者满意度基本一致，呈现明显正相关，如大塘金、黄龙岘、大泉人家，依托山水景观风貌，倾心历史人文积淀，打造富有乡土特色的文化内涵，综合协调发展水平好，当地村民与外来游客的满意度较高；少数乡村绿地耦合协调度与使用者反馈略有差异，如石塘人家的耦合协调度状况达到优质协调标准，然而使用者满意度偏低，不排除评价主体的主观原因影响。总体而言，调查构建的乡村绿地功能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方法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

表4　南京市9个美丽乡村绿地使用者满意度评价

（3）南京市9个典型美丽乡村示范点中有7个乡村绿地功能协同作用处于良性及良性以上协调状态。从耦合协调度差异性来看，大塘金、黄龙岘、石塘人家三个乡村绿地功能达到了优质协调程度，耦合协调度数值均在0.85以上，这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均位于江宁区，离主城区较近，交通便利，区位环境优越，综合发展水平较高，在环境保护、乡村特色彰显及景观营造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的互动机制。而世凹桃源和杨柳村的绿地功能则分别处于严重失调和勉强协调状态，良好的区位及特色鲜明的文化资源并没有对绿地功能的整体发展起到很好的贡献作用，原因在于历史文化建筑的过度开发，造成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不佳，绿地景观风貌遭受破坏。相比而言，地理位置偏远，地处远郊高淳、溧水区的大山村和山凹里村，能够在保留本色原味的乡土文化基础上，重视挖掘自然生态的环境优势，提炼自身生态和文化的优势，实现“生态—美学—文化”功能的有机互动。

4 结论与讨论

调查将系统协同论应用于乡村绿地多功能协调发展关系分析中，阐述乡村绿地生态、美学及文化功能子系统间相互作用机理，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弥补耦合度在反映协调发展程度上的不足，选取南京市9个典型的美丽乡村示范点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市美丽乡村绿地整体发展良好，既有成效，也有不足，乡村绿地“生态—美学—文化”功能间耦合协调状况仍存在一定差异。结论如下：

（1）就美丽乡村绿地系统整体而言，生态、美学及文化功能子系统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耦合互动关系，某一子系统的“短腿”效应将会制约整体系统的和谐发展。三者和谐一致，无序化为有序，才能保证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2）乡村绿地功能耦合协调度的定量化数值与乡村绿地使用者满意度评价呈现正相关。耦合协调度指数较大的乡村，满意度相对较高，由此论证了耦合协调度模型在乡村绿地发展可持续研究上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有利于从系统整体角度探讨美丽乡村协调发展的建设路径。

（3）乡村绿地功能耦合协调度的定量化数值与乡村所处区位并非必然正相关。区位相对较远、交通可达性较差的区域也可通过自身景观的整体营造，获得游人的青睐。因此，仅凭区位优越性来判断乡村绿地耦合协调度的高低，是值得商榷的。究其原因在于区位作为乡村综合协调发展的外在推动力，而非内在源动力，乡村绿地系统有序推进关键在于乡村功能子系统间相互关联的协同作用。

（4）根据构建的模型对不同模式的美丽乡村绿地功能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量化比对，揭示造成差异的关键驱动因子，从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在具体空间布局和公共政策方面提出建设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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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 颂，刘滨谊. 城市绿地空间与城市发展的耦合研究——以无锡市区为例［J］. 中国园林，2010，（3）：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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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廖重斌.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 热带地理，1999，19（2）：17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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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彦资）

Research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Ecological-Aesthetical-Cultural Multi-function in Leisure Tourism Beautiful Countryside Green Space—A Case Study of Nanjing

JI Xue，WEI Jia-xing，JIANG Wei-bing，YE Hong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PR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perative theory， the beautiful rural green space is composed of three functional subsystems， which are ecological， aesthetic and cultural.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about the functions of green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s described， and the model of the multi func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green space is constructed. Taken Nanjing city as a case， the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ordination of ecological-aesthetical-cultural features of 9 beautiful countryside green spa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has been the initial formation among the functional system of the beautiful rural green space in Nanjing City， and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of the multi function and the use of the main body is the same.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function of rural green space in different regions，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promote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ural green spac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cological-aesthetical-cultural function； Nanjing city

S731.7

A

1006-060X（2016）07-0079-05

2016-05-1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LMPY2016-1）；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自助项目（2011PAPD）

纪 雪（1991-），女，江苏大丰市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园林规划设计研究。

姜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