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奇博尔德·约瑟夫·克罗宁

我自幼所受的传统教育，让我知道一个人做错了事，就应当受相当的惩罚。这便是所谓的公道。

1921年，我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在诺桑一家医院当医官。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刚到班上不久，医院里就接收了一位白喉病人。病人是一个六岁的孩子，喉间肿胀得十分厉害，除了立刻割开气管还有一线希望之外，就再无其他挽救的方法。

我当时毫无经验，这种简单而重要的手术我还不曾做过。当我站在那间空阔而灯光明亮的手术室里，看着一位年长女佣和一位年轻的见习看护，把那奄奄一息的孩子放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身体在发抖、手脚冰冷，如同生了病。

我开始手术：我用手术刀小心翼翼地割开孩子的喉头。在我专心致志地进行手术时，虽然我的本领并不高强，但是企求成功，以及挽救那个孩子生命的决心，却完全控制着我。后来，那根雪白的气管终于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把它切开，一股空气就钻进了他的胸怀。我几乎高兴得喊了出来。我一面很迅速地在那气管里插进一根管子，一面把割开的部分缝好。看着那孩子很舒适地躺在床上，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心里充满成功的得意和快乐。

四个小时之后，大约是半夜两点钟左右的时候，有人疯狂地敲我的房门。敲门的是那个年轻看护，她脸色苍白，神情慌张，结结巴巴地说道：

“医生，医生，你快去看看吧，那孩子……”

原来，她在孩子的床前睡着了，醒来时发现那根通气的管子已经阻塞。随时疏通这根薄薄的管子，不要让它阻塞，原是看护的责任，她没有依着我的吩咐，一时糊涂，就造成了这么一个意外的结果。当我赶到病房的时候，那孩子已经死了。

女看护犯下的这一严重的过错，让我万分恼恨。她的事业当然是完了。我要报告卫生局，她就会被医院除名，同时她所属的那个看护团体也会把她除名。

她当然可以用工作过度疲劳等借口为自己辩白，但她一声不响，我问她：“你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她脸色惨白地摇了摇头，突然木讷地说道：“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吃了一惊，因为我自始至终没有想到这个念头。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她偿还她的过失。我瞧了她一眼，命令她出去。我在写好的报告上签了名，封好了封套。

那一夜，我奇怪地心神非常不安。“请再给我一个机会”的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回荡不散，而且这声音好像是在告诉我，我的公道以及世界上任何的所谓公道，都不过是原始的一种复仇欲望而已。我自己愤怒地对自己说道：切勿做一个呆子。

第二天早晨，我在信件架子上，把那个报告拿起来撕得粉碎

这是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了。现在这位当年犯下重大错误的姑娘，在卫尔斯已是一个大家庭的主妇。她的服务与热心已在当地传为佳话。就在一星期前，我接到她的一张照片，她已届中年的模样，穿着主妇的服饰，在一个防空洞里，四周围着若干小孩。她的形容很有些疲劳与倦怠，但孩子们都用一种信赖与爱恋的目光看着她。

“饶恕我们，饶恕我们的罪过，正像我们饶恕那些对我们犯过罪的人一样。”这个简单的道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但即使在尘世的生活中，还是有它的效果。

（摘自《人物周刊》）

借车

刚学会开车那会，特想开车，就借了朋友的小面包来过过瘾。突然问车子颠了一下，发出声巨响，我急忙刹车下来观察发现车子掉下一块零件。我也不懂修车呀！又试了一下车还能开，就费了好大劲把地上那东东搬上车，小心翼翼地开回朋友家里，他也不在家，想着改天再解释，刚到家朋友就打电话来说：“你开我的车去偷井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