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颖 李 帅



新媒体环境下基层政府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李 颖 李 帅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 400041）

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基层政府治理，其生态发展深受当下基层社会生活的影响。而当今基层社会生活，正处于信息技术发展和传媒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以微博、微信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凭借其自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互动性、即时性，一方面形成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带来公民话语空间的巨大延伸；另一方面也带来民意表达的碎片化和舆论的多元性，造成传统基层政府管理形态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新媒体环境下的基层政府治理，就是构建一个注重公共沟通的服务型政府。通过新媒体技术利用和治理流程优化，建立一个信息共享、公民参与和合作治理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实现政府、社会和公民的交互联动和合作善治。

新媒体；基层政府；政府治理；流程优化

一、新媒体视角下基层政府治理流程的内涵

（一）新媒体的概念

新媒体是相对于“旧媒体”而言，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1]2。由于传播上的无限性、需求上的个性化、时间上的即时性、内容上的海量性以及沟通的互动性等特性，新媒体改变了传统大众媒体由上至下、由点到面的信息垄断发布模式，增强了普通受众自主传受信息的能动性，从而改变了人们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精神观念。尤其是以社交媒体和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具有用户使用门槛低和信息获取快捷自由的典型特征，降低了用户获取和发布信息的成本，在新媒体覆盖下的以点对点的网状传播模式中，每个人均成为传播信息的渠道，社会由此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而个人传播渠道的扩增，必然带来公民对话语权的重视，以社交媒体和网络媒体为主的新媒体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集体发声器，成为公共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引起公共舆论环境的显著变化，不断促进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变革。

（二）政府治理的涵义

政府治理是政府运用自身的公共权力以及自身所建立的政治权威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2]46-47。一方面，政府治理是对社会客观事务的外部治理，它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促成公众对义务的履行，旨在保障社会公平和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政府治理也是治理政府内部的方式，是政府对自身的内部管理。建国以来，地方政府建立了以政府为中心、单位体制为基础的一元化社会管理模式，个人与国家存在强依存关系。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控制范围逐步缩小，社会资源流动性增强，垂直控制模式下的地方经济活力得到提升，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多元主体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三）基层政府治理流程

作为政府治理的基础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基层政府治理绩效能反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效程度。当前我国基层政府治理存在突出问题。一方面，由于历史的承接性，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理念依旧存在；另一方面，信息全球化不断对基层政府治理在民主法治、公民参与、公平公正和效能责任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由于大量公共事务下沉和公共资源不足，基层政府在面对上级政府和基层群众的双重压力下，常常采取避重就轻的行为策略，客观上造成了基层政府注重绩效考核与忽视群众工作的现象，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基层政府治理正陷入“强发展”与“弱治理”困局。其造成的后果，从社会层面上表现为民众针对基层政府的抗争活动正在增加，从政府层面上表现为上下级政府、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不合作增加。因此，为提高基层治理绩效，构建服务型地方政府，可以引入流程优化和流程再造理念，既可满足科层制结构下的高效组织设计，又能从基层政府各机构之间，基层政府与群众、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出发，运用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手段，克服基层政府服务过程中的官僚制弊端。

二、新媒体时代来临对基层政府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一）作为信息资源的正向舆论要求基层政府扩大资源利用水平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环境是基层政府需要治理的重要外部环境和新型信息资源，基层政府需要提高由舆论构成的信息资源的利用能力。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网络平台参政议政，意见表达日趋丰富，舆论空间得以进一步释放。“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综合，”[3]11正成为政府治理的社会资源之一。正向网络舆论作为反映真实情况和客观规律的社会资源，维护着多数人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的权利，它能促成上下层舆论的对流和互动，迫使权力阶层贴近公众实际需求以达成平等对话。可见，掌握并充分利用网络舆论资源，已成为提高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现实要求。

1．促成基层政府不断提升执政能力

新媒体培养的网络舆论是一种具有广阔利用空间的意见资源。这种意见资源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具有更强的一致性和持续性，能更为强劲地推动政府的执政能力。在传统媒体时代，政府通过舆论资源形成最好政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从群众中来”，即集中百姓意见提炼成政策；二是“到群众中去”，即政府提出初步政见引发社会讨论，最后确定最好政见。新媒体时代，信息链接的便捷迅速造成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意见表达具有高度同构性，作为直接接触社会和群众的基层政府，如何发挥效能、承担治理责任，面临新的要求。面对网络舆论与社会民情互相联动的新形势，基层政府执政应更加强调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在征集社会意见、整合政见时，应把网络舆情作为带有价值判断的信息资源加以利用，形成理性的执政方针和现实的执行政策，提高政府执政的科学水平。

2．基层政府应重视新媒体舆论监督

新媒体对社会和政府监督具有广泛的舆论预警功能，能够帮助政府从网络舆论中把握事态变化，认清潜在风险和危害，同时对政府官员形成监督压力，推动反腐倡廉建设。新媒体舆论监督具有监督主体广、反应速度快、参与互动强的优点，以公民权力制衡政府权力，以多对多、面对面的网状传播模式，对群体性事件、暴力恐怖事件以及经济、政治不良运作事件发出预警信号，规避政府行为与社会规律相抵触所产生的风险。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用户提供了创造和传递信息的便利，互联网显示出自由游离的特征，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成为民众的公开意见“超市”，而且还导致民意表达的碎片化与复杂化。愈发难以控制的网络言论失范，使舆论预警功能失去控制，成为一种新的危险。尤其是广大基层政府传播能力不足，一旦发生舆论失范，往往束手无策。如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微博问政，常常真假难辨，配合现实客观矛盾冲突，能对群众产生极大的煽动性，容易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窗口。缺乏新媒体宣传阵地的基层政府，既不能通过早期舆情监测发现萌芽期的危险，又难以在冲突爆发期利用微博、微信和门户网站进行舆论引导、化解矛盾。因此，基层政府治理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舆情预警监控机制和新媒体信息发布制度。

（二）网络民意诉求要求基层政府治理模式转型

网络信息的海量性、传受方式的交互性以及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为人们针砭时弊提供了通畅的表达渠道，使得网民权利具有规模性、独立性和强烈监督公权力倾向性，通过强力传播、进入政府日常程序、获得意见领袖支持等方式对政府构成现实压力。而基层政府位于政府组织架构的最底层，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造成基层政府治理往往滞后于现实要求，对传统治理手段具有严重的依赖性，导致网民权利的现实要求和政府治理流程固化的矛盾。

1．转型期矛盾伴随网络民意诉求的对抗性要求改变强势管理思路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变革时期，人们思想活动的多样性和独立性构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现代化与政府稳定理论表明现代化社会中的网络媒体将加剧社会矛盾。民众的逆反心理经过新媒体的扩大，会产生更加排斥政府强势主导地位的心态，对政府的管理形成较大冲击，甚至威胁政治稳定。一方面，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强强结合，以微博为主的社交媒体形成了强大的杀伤力，成为网络民意反抗现实的对抗性武器。普通民众通过手机进行快速信息传播，对现场进行拍摄上传和直播，还原事件真相。其他信息接受者能快速转发和评论信息，形成价值输送。尤其是信息经过网络意见领袖的再加工之后，进一步加速社会矛盾意见聚合，形成具有强烈对抗性的网络民意。另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自上而下”、“以政府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格局，造成基层政府过于重视自身的治理主体地位，重视与政绩直接相关的公共服务，倾向于大包大揽管理，甚至直接干预或参加市场竞争，忽视经济规律和国家法律，侵犯公民权力。当强势网络民意与强势政府管理方式形成碰撞，轻则造成舆论危机，重则爆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害社会稳定。

2．网民负面偏好要求政府重视提升公信力

网民偏好负面消息是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的结果。由于政策失衡、执政不公、贪污腐败、民意沟通不畅等现实问题，基层政府成为接触群众问题的“前沿阵地”。再加上突发事件中政府对“坏消息”的刻意掩盖，形成了长期与大众对立的“刻板印象”，人们不断进行“习惯性质疑”，基层群众与基层政府矛盾加剧。由于低门槛准入和传播方式的变革，新媒体强势助推了政府负面消息扩散。所谓“坏事传千里”，公众对负面消息偏好的心理在政府信任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刺激，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面对迫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现实要求，我们一方面应看到新媒体对网民负面偏好趋势加重的强力作用，另一方面应该学会“逆向思维”，以新媒体为舆论引导利器来扩大正能量宣传，减少“坏消息”数量，塑造诚信政府形象，提升公信力。

三、新媒体环境下基层政府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中心论”的传统治理思维定势与公民话语权的需求不适应

1．“政府中心论”治理思维的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革，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社会活力得到广泛释放。由于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目前以管制和审批为特点的政府治理结构依然存在弊端，以行政权占据统治地位为代表的“政府中心论”治理思维依然根深蒂固，传统全能统治型政府行政模式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政府中心论”治理模式的特点是政府运作系统缺乏生命力，造成外部动力的缺失，行政系统不能保持内部平衡。从行政生态变化带动政府治理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政府治理结构已经不能满足行政生态变化的需求。两者的不平衡将导致经济圈、政治圈、文化圈的“躁动”和“饥饿”，给政府治理带来结构性压力，政府管理能力、管理体制、信息公开和公职人员素质都面临巨大挑战。同时，“政府中心论”的思维定势过于强调政府权力的行政权，造成权力垄断和政府行为失范。政府权力的强制力既可以用来满足公共需求，也可以借“公共需求”之名满足利益集团需求，影响社会公平正义，损害公众利益。

作为我国政权体系基础部分的基层政府，处于政府工作的第一线，面对着最为现实复杂的矛盾冲突和问题交织。受“政府中心论”治理理念的延续影响，基层政府往往在当地权力过大，缺乏监督。再加上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和广大基层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依法行政不能较好落实，公权力滥用的现象较为普遍。一方面是上级政府政绩考核的高要求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垂直管理的加强，使得基层“强发展”的趋势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从治理的角度看，治理的质量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政府管理理念和体制的问题造成大量矛盾的积累，催生了大量社会冲突，给政府治理带来巨大困难。

2．公民话语权扩增

公民话语权需求深受媒介功能影响，网络媒介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了公民主体意识觉醒。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传统大众传媒的媒介“三功能”说，即“监视环境”（提供并告知新闻的社会瞭望哨作用）、“社会协调”（对所选择的新闻事件作出解释和批评，在各社会组织间进行协调和统一）、“社会遗产传承”（继承历史和传承文化的作用）。新媒体时代，网络媒介效用在“三功能”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传统媒体的全媒体平台和众多社交媒体起着信息发布、舆论引导、公众集结平台和公民监督利器的重要作用。同时，网络空间为公民话语权提供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让公民充分感受到到话语权的重要作用。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国家权力的膨胀压制了公共领域，人们可以在公共领域讨论有关公共利益的事情，可以通过合理的争论来解决观点上的分歧。网络正好具备“公共领域”的特征。一方面，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开展公民行动，如利用微博发起“冰桶挑战”，为渐冻人病患者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信息技术进一步完善新媒体功能，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宽广的渠道，如基于手机平台而产生的微博正逐步覆盖民众的生活。在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不够畅通，但网民群体庞大而又积极，因此网络公共领域对公民话语权提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3．网络参与与政府管理之间的矛盾

在新媒体环境中，公民提升话语权的需求紧迫，由于传统政府治理理念过于强调政府管制和行政命令，引发了社会民主呼吁同“官本位”全能政府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政府治理理念明显滞后于社会转型发展，民众对“大政府、小社会”的现状提出质疑，要求参与公共服务的呼声愈发高涨。另一方面是基层政府治理结构设置的悖论，即以韦伯官僚制为主的高效组织结构设计和运转低效率的现状之间的矛盾，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较快增长，公民在网络公共空间发起对政府治理问责，甚至作为政府设置议程的外部推动者掀起舆论浪潮，以致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政府组织结构层级化落后信息社会扁平化管理潮流

1．政府组织结构“层级化”困境

政府组织结构“层级化”困境是纯技术高效组织设计与现实性低效运转之间的落差，其实质是官僚制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一方面，公权力按照权力等级被组织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层级体系，由高层级指挥控制下一层级，使组织中每个成员都明确如何取得命令和传递命令，避免组织混乱，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技术设计。另一方面，层级系统中分为横纵两个传播渠道，纵向上的过多层级削弱了信息的流量与效应，横向上的平级组织间的信息封闭引起决策失误，信息在这两条传播渠道中不断出现流失和失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传统偏重于静态机械式组织的官僚制在实践中不再适应，但传统的政治优先行政的原则依然在执行，导致了政策表达与执行的效果低下。在我国，“地方政府科层结构的运转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层级势能来推动”，[4]上级部门需要在下级部门中设置对口机构，导致地方政府机构重叠、办事程序庞杂、工作效率低。同时，信息在多层级传送中流失，地方政府不能通盘考虑因地制宜，只能从本部门的考虑出发进行一刀切，导致政策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现象发生。

2．信息社会“扁平化”管理趋势

新媒体时代的实质是社会信息化变革。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新媒体的繁荣提供了技术和设备支持，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充分体现了信息这种重要的可再生资源的重要性。信息技术越发达，打破组织层级化，实现扁平化管理的趋势就越明显。在信息技术的渗透和普及下，个人、组织和社会成为密切联系的整体，形成了一个高速运转的网络信息社会。通过信息可将社会各要素连接起来，将它们置于同一个网络和同一个平台上进行管理。目前，我国很多商业企业已在进行互联网化转型，组织内部结构向小型化、模块化、内部市场化等方向转变，其突出特点就是组织结构的高度扁平化、网络化，传统的组织结构如人事、财务、员工等逐渐变为扁平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信息通过节点之间的高速流动完成去管理层和去中心化进程。管理学家加里•哈默说，未来的组织没有层级。在新媒体繁荣的信息社会，实现社会各要素的“扁平化”是大势所趋，政府治理也不能脱离这种时代潮流。见图1。

图1 金字塔式的、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扁平化、网络化、平等化的活动于同一平台[5]

3．层级式的基层政府治理结构不适应信息的网状式传播

约翰•奈斯比特曾预言道：“不断加强的分散趋势超过了正在消失的集中趋势，改变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新的网络状模式正在取代使我们越来越感到沮丧、失去个性、养成惰性和遭到失败的等级制结构。”[6]131随着信息时代带来信息传播方式的巨变，信息技术的变革带来公民主体意识觉醒、网络公共空间话语权提升以及信息获取垄断权的消解，政府组织结构“层级化”越来越不符合信息社会“扁平化”管理潮流。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新媒体环境的海量信息导致社会公共事务逐渐复杂化，且信息快速传递要求更高时限性，但层级制政府的弹性不足，原先信息流层层传递的模式必须向网络化、扁平化方向发展；二是多元社会信息流动为人们平等相待提供巨大能量，社会文化水平逐渐趋向平衡，公民迫切希望参政议政的现实压力迫使政府必须权力下放，尤其是基层政府需要进行直接沟通；三是新媒体为公民提供传受信息的自由空间，社会信息资源的开放性大大增加，政府不再具有信息垄断地位，公民可以利用新媒体对政府行为进行较为精确的监督，控制政府组织结构的自我膨胀。

（三）政府回应力不足加速政府话语权相对下降

政府回应与政府话语权存在紧密联系，社会民主为二者的联系“牵线搭桥”。政府回应是现代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价值诉求，是政府对民众关于政策接纳的要求做出的反应，并且需要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回应与现代公共管理所提倡的现代民主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民主的本质并不在于实现竞争性选举，而是要确保公权力如何始终以公共理性为依归，不断回应公共性需求。”[7]而社会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话语权主体的多元化。过去由大众媒体支撑的政府话语空间逐渐被新媒体释放的公民话语权占据更多空间，舆论不再完全按照公权力所期望的方向传播。

造成政府基层政府回应力不足有多种原因。一是新媒体时代传播开放性导致基层政府危机公关难度增加，公民的传播主动权、批评权和谣言滋生让政府失去控制舆论导向的主动权；二是缺少公民利益诉求渠道，政府层级过多、相互推诿扯皮、信访通道的梗阻导致一些老百姓只能通过极端方式表达意见；三是基层政府的性质导致与群众之间摩擦不断，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上级政府下达的指标上，忽视群众利益诉求，激化了基层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

政府回应力不足的事实通过新媒体传播进一步扩大了负面影响，通过社会舆论加快了政府话语权的退却。网络媒介打破了政府对公共话语权的垄断，政府回应的效果直接接受舆论监督。过去，传统媒介主要由政府和社会精英垄断，政府通过控制大众传媒进行舆论引导和议程设置，做出最有利于自身形象的回应，人们无法表达对政府回应效果的真实意见。网络正好改变了政府对舆论的管控机制，新媒体让人人都成为信息发布源和传递者。在温州动车事故、“躲猫猫”事件、城管打人事件等网民发布、围观并参与引发的公共事件中，政府几乎处于被网络民意倒逼下的被动回应状态。新媒体所带来的政府回应退却导致了政府话语权威性不断受到质疑。

（四）基层政府网络平台建设未能发挥新媒体功效

新媒体时代，政府网络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是网络政府与现实政府的结合。媒介延伸人的活动时空，网络技术扩大了人们生活的时空，其建构的“拟态环境”极大扩展了政府管辖的范围。政府建设网络平台的目的在于实现我国现实政府的有效治理。基层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沟通群众，基层政府网络平台建设的目的就是搭建一个能够沟通政府与公民互信的平台，利用网络空间实现反腐监督、释放社会积怨、平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并最终实现政府“善治”。《2014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总报告》显示，区县级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办事服务、互动交流、舆论引导、新媒体应用等指标成为政府网站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政府网站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政府机关的形象代言。

但是，我国大部分县级政府网络平台建设还处于行政层面组织结构重组的初期，存在着诸多不足：一是“形式主义”问题突出，网站建设多出于“政绩显示”需求，并未深刻认识到当前传媒变革带来的新挑战；二是网络平台的功能定位与民意关注存在较大差距，政府网络舆论场和百姓舆论场存在错位；三是服务功能不足，仍停留在信息公开阶段，线上公共服务功能设置较为单一，用户体验较差；四是网络平台形式单一，主要以政府网站为对外平台，缺乏对新媒体类型客户端的开发和运用能力；五是专业化运营能力亟待加强，缺乏适合当前媒介时代要求的具备专业技术和职业化的专职人员。

四、基于新媒体要求的基层政府治理流程优化路径

（一）树立现代服务理念，加强信息化建设认识

树立现代公共服务理念、优化服务流程、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是政府治理流程优化的重要目的。新媒体发展水平由信息化发展水平决定，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公共服务理念向现代服务理念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实质是信息化手段在政府管理上的有效运用。当前，不少基层政府对信息化建设的认识停留在办公自动化层面或公共服务简单计算机化的层面，将公共服务和信息化建设分离，难以履行服务型政府职能。因此，基层政府要在治理理念上彻底转变，树立以公众为中心、公共服务与信息化建设相结合的治理理念，实现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的任务。

新形势下，基层政府治理流程的首要环节是转变观念，树立现代公共服务理念，需要坚持顾客为中心、坚持有限管理理念。政府应把公众利益诉求代替传统行政诉求，视公众为顾客，坚持顾客驱动并完善顾客体验，通过政绩考核的方式固化行政人员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把公共财政运用到惠及公民的日常生活上。同时，逐步退出全能型政府、审批型政府角色，明确区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严格界定和限制政府权力，依法执政、依法办事。目前，我国电子化公共服务建设缺乏正确定位，往往出现巨大资源投入与实际效果相悖的矛盾。基层政府有必要优化公共服务信息化技术，加强前期规划，丰富功能设计，改进基层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

（二）优化基层政府组织结构，加强基层政府电子政务建设

严格的等级制组织结构会导致机构膨胀、信息阻碍、协调能力变弱。政府管理层级多、管理幅度小以及条块分割难以形成合力都是目前我国政府组织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条块管理模式造成了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同级基层政府之间系统配套机制不完善。而信息技术是组织结构扁平化的支撑，面对政府组织结构层级化现状，电子政务成为推动政府组织结构优化的外在动力。电子政务的信息资源整合一方面在纵向上促使结构扁平化，另一方面在横向上促使结构整合化，从而优化政府治理流程[8]。

新媒体时代基层电子政务发展必须正视公民参政价值。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带来公众诉求意识增强的情况下，建立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支撑，由行政管理为主的设计思路转变为日常治理为主的智慧型、交互式电子政务系统将成为未来基层政府电子政务的发展路径。

（三）创新基层政务信息载体，消除“数字鸿沟”

通过多种媒介承载政务信息，精确定位受众，有利于消除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数字鸿沟”。目前我国不少基层政府都已开通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这样一方面让信息强势地区的公民更加便捷地获取政务信息，行使监督权利，另一方面也使信息弱势地区更加弱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无法使用信息化工具的弱势群体面临逐渐边缘化的现状。因此需要结合多种媒介载体，扩大信息公开范围，消除信息富有者和贫困者之间的信息接受量、信息处理水平和信息反馈能力的差距。

消除“数字鸿沟”的首要举措就是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教育，提高信息弱势群体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进一步消除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人群的信息素养差距[9]；其次，优化信息系统，继续巩固传统信息公开，在已有政务公开栏、信息简报、电视、广播等公开载体的基础上，强化新媒体载体的互联互通，将政务微博、政府网站、政务微信建成互动连通机制，相互配合进行信息公开、舆情收集、民意调查等，共同构成服务型政府的信息公开体系，形成网络化发展。

（四）细化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扩大网络化政治参与

善治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是公民实现政治参与及政府透明公正的体现，而政府信息公开互动正是善治的表现。目前，部分地方政府信息公开还处于政策层，信息公开内涵缺失，尤其是不能较好适应新媒体媒介的传播规律，公众关注度不高，且因缺乏科学规范造成不同部门各自为战的现象。在已开展的信息公开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政府信息公开互动机制，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特别是将数量庞大的网民纳入政治参与的范围，实现官方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的重合，是当前迫切之举。

基层政府信息公开首先要坚持便民原则，从现实出发，按照方便群众办事、便于群众知情、利于群众监督的要求，以问题为导向进行信息公开和互动[10]；其次，将信息公开的科学标准和规范程序加以落实，确保信息发布的协调和反应制度的快速，比如将应公开的全部信息按照分类目录在政府网站上予以公开，并实现与市政府网站的链接，或者在服务大厅设置区域互通的电子触摸屏，方便公民办事；最后，要拓宽公众网络监督渠道，在基层政府网络平台，如政府网站、社区微博、社区微信以及社区APP上广泛采纳意见，进一步完善民主评议、听证投诉及质询等形式。

[1] 石磊.新媒体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2] 张成福.责任政府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4] 张劲松，朱勃勃.流程再造：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路径[J].领导科学，2013（8）.

[5] 袁亚光.信息化对组织机构的影响[EB/OL].中国经济网.2015-07-21.http://tech.ce.cn/news/201507/21

/t20150721_5995753.shtml.

[6]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势[M].梅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7] 陈新.话语共识与官民互动：互联网时代政府回应方式的政治学思考[J].湖北社会科学，2013（10）.

[8] 钱龙.政府扶持政策与微型企业生命周期的匹配性分析[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3（1）：35-40.

[9] 袁冬梅.论互联网监督失衡及规范性原则构建[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6-80.

[10] 杨敬峰.从服务型政府的视角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1）：110-113.

（责任编辑：李朝平）

李 帅（1990-），女，重庆江津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应急管理培训中心教师，硕士，主要研究新媒体与政府传播。

Optimization of the Governing Proceedings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Media

LI Ying LI Shuai

(Chongqing Municipal CPC School, Chongqing 400041)

As the basis of national governing system, grassroots government’s eco-development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temporary grassroots social life. The present social life is an age of IT development and media reform.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media, Weibo and Wechat, with their openness, interactivity and immediacy, can on the one hand form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and on the other bring fragmented and diversified opinions,which fail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us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under this new situation shall focus on constructing a service-oriented one with public communication as the foremost work. By making use of the technology of the new media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governing proceedings, a new information-sharing, citizen-participation and co-governing model shall be established so that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citizens can interact and co-govern.

new media; grassroots government; government management; process optimization

D035

A

1009-8135（2016）01-0021-07

2015-12-03

李 颖（1977-），女，重庆北碚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社会风险与社会治理。

重庆市社科规划培育项目“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流程优化与机制创新研究”（2014PY6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