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灵灵

百岁老人的中国梦……

科斯，生于英国伦敦，小时候腿有点毛病，因此在残疾人学校就读多年，老师曾教过他编织篮子，为的仅仅是日后多一门求生的手艺。

虽然年少时的科斯酷爱学习和钻研，但谁也不会把日后世界首屈一指的大经济学家与这羸弱的小子联系在一起。直到科斯成年后，仍然是一个低调严谨的学者。而所有历史性的巨变往往发生在一夜。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迪莱克特，无意间读到科斯的《联邦通讯委员会》，高呼天才，并将其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法律与经济学》上。但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科斯的论点是错的。于是，196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迪莱克特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施蒂格勒、阿诺德·哈伯格尔、马丁·贝利、鲁本·凯赛尔、约翰·麦吉、格雷格·刘易斯、劳埃德·明茨，还有科斯，经济学的全明星阵容聚到了一起。这经济学历史上最具有传奇性的辩论会就此敲响。而在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夜晚，经过不眠不休的争论，到最后，所有人都倒下来，只有科斯一人屹立不倒。麦吉说：“当夜是英国人的光荣，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了整个芝加哥经济学派。”

科斯的中国情结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他就读过闻名遐迩的《马可波罗游记》，原来东方早在西方世界崛起之前就有过灿烂的文明，这让身在西方世界的他，犹如隔岸看一场波澜壮阔的烟火，心潮澎湃也神往之。在此后的岁月中，科斯对这个东方古国的探索和研究始终平和并热切地进行着。2011年，在国内一家机构的年会上，科斯通过视频发表致辞：“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当年，这段讲话引发了热议。细观其演讲，虽对现状伴有异议，但覆盖于其下的展望和肯定却溢于言表。

2013年1月，已是102岁高龄的科斯出版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本书《变革中国》，他以实地调研为基础，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思考，直笔而书，在中国卷起了新一股科斯热浪。10月，科斯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养老院安然离世。《变革中国》成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或许，也可以说是科斯毕生梦想的圆满总结。

禅意酷老头穷游中国……

比尔·波特最早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期间，他接触了一些中国的佛道经典，深感其中的微言大义，于是开始苦读中文。两年后，他中断了学业，搬到台湾，在寺庙里过起晨钟暮鼓的简单生活：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直到他结识了做庄子研究的中国女友、后来的妻子，才离开寺庙，隐居在竹子湖边的一个农舍里，以“赤松”的笔名翻译出版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和《菩提达摩禅法》等英文著作，并萌生了探访传说中的隐士的念头。

在一个喧嚣的时代，一个可爱的美国老头却一次次深入高山密林，寻访静谧的隐士与禅心。从这个老外撰写的书中，我们看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悟以及一颗慈悲心，而这些正是许多国内作者所缺乏的。

1989年的终南山旅行， 比尔·波特后来将路途中的见闻集结成一本书《空谷幽兰》，在国内外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文化热潮。《空谷幽兰》是他的第一本书，也就此开启了他慢慢的中国穷游路。

2006年，已经年近古稀的比尔·波特从北京出发，经五台山、太原、洛阳、合肥……一直到香港，拜访了禅宗六位祖师的道场。随后出版新作，一本融合了知识、信仰与社会现状的调查笔记，名曰《禅的行囊》。“很多西方人因为我的书，想要过隐士的生活。我对他们说，当隐士之前，还有一条路要走，你要学习很多的东西。那些在终南山隐修的人，就像在读哈佛大学，而我已经毕业了。”说这话的比尔·波特，正坐在日坛公园旁边的茶苑，眼前是泡好的一壶大红袍，他时不时会品一杯，脸上绽出笑意与陶醉：“香，好久没喝过这样的好茶了。”

寻路中国的美国绅士……

彼得·海斯勒作为一名美国人，在中国一待就是10年，并以自驾方式穿行中国，写下了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他是被《华尔街日报》誉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彼得·海斯勒的大部分书和文章都是关于中国小城市和内地乡村，反而很少触及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用他自己的话说：“既然已经有那么多人在写北京了，不缺我。”

其实早在1999年，彼得·海斯勒就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并开始为美国的杂志《纽约客》撰稿。2001年，他考了中国驾照，然后一个人开车从北京出发，沿着长城到甘肃、青海。他说，自己书写中国，围绕的主题都一样，那就是介绍现在的中国。“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也不是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的工作是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中国人现在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最看重的是哪些东西。”与其他一些老外看中国书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很少直接涉及政治，也不对中国将来发展发表鸿篇大论，他笔下大多数是流动人口、务农者，是一些文化水平不是太高也不是很低的普通人。“我想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普通人。”彼得如是说。

彼得·海斯勒在美国密苏里州长大，不懂汉语，也没学过中国历史。实际上那时候他对中国并不感兴趣，问及后来是如何迷上中国的，他总是提到难以忘怀的1994年。那时候，他从莫斯科到北京，当时同行的很多人说不要去中国，意义不大，但他坚持了一回。回国后，立即申请了美国和平队组织，该机构专门派一些年轻美国人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当老师。1996年，他被派往四川，在那里开始学习汉语，然后去涪陵教书。“那个时候，那儿没有外国人，如果我们去买东西、吃面，会有二三十个人来围观，去什么地方都有人看我。”但尽管如此，他仍然乐不可支，说他的寻路之旅是一面之缘促成的，源于他初到北京之后，觉得非常有意思。“这里的人特别意气风发，比较灵活、务实，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有前途的地方。”而随着中国寻路的渐进，他的志趣不减反增。用恋人之间的关系来比喻彼得·海斯勒对中国的情愫，就好比一见钟情到倾情热恋，随着双方认识不断加深，好感也不断升温。

彼得·海斯勒后来的妻子为1991年自哈佛大学毕业的张彤禾，亦是以中国为题材的美国作家。这往浅里说是志趣相投，往深里说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灵伴侣了。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