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坚

仔细分析这次政变的经过，埃尔多安“自导自演”说可能性不大。考虑到居伦和埃尔多安反目成仇的复杂关系，很难想象居伦能置身于政变外。这更像是权力之争而非宗教-世俗之争。

2016年7月15日晚，土耳其军队总参谋部的部分军官，指挥部分陆军、宪兵和空军发动政变。政变军人一度控制土耳其国家电视台，宣布接管政府。数小时后情况发生逆转，正发党的支持者蜂拥而入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迫使政变军队撤出，让埃尔多安总统的飞机得以降落。在人群的簇拥下，埃尔多安宣布政变已经失败，他仍旧掌握国家权力。

政变两天后，土耳其已有多达6000人被抓（其中半数是军人，另一半是法官和检察官），这一数字在随后上升到9000人。土内政部指控，在美流亡的宗教领袖费图拉·居伦在军中的追随者发动了此次政变。尽管美国第一时间谴责了这起未遂政变，土劳动部长还是指责美方支持这场政变。有分析认为，美国本来想要通过居伦的势力来平衡土耳其议会选举，进而影响该国政策，可埃尔多安要是借此次未遂政变改行总统制，那将是“釜底抽薪”。

“自导自演” ？

这次政变中，政变军人出动直升机向忠于正发党政府的安卡拉特警总部开火，打死17名警察；参与政变的宪兵则占领了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大桥，试图控制土耳其经济首都的交通。局势一度扑朔迷离，政变军人声称政府被解散，但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则称政府仍旧控制局势；在土耳其南方度假的总统埃尔多安则通过手机发表视频讲话，号召支持者上街反击政变。

不久，埃尔多安冒着被政变军人两架F-16战机击落的风险，乘政府商务机抵达伊斯坦布尔，忠于政府的警察则将博斯普鲁斯大桥的宪兵缴械并逮捕。在安卡拉，特警夺回了国家电视台。政变军人的首脑高斯上校被警察逮捕，试图冲击总统府的军人也被忠于政府的军警缴械。

政变不到一天时间就失败了，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不专业”：以往土耳其军队以世俗主义的卫道者自居，发动了4次政变，都以胜利推翻政府告终。而这次政变却被内政部指挥的特警和宪兵平定。官方数字显示，政变期间有161名平民与警察被杀，104名叛变士兵被击毙，1440人在冲突中受伤。

这次政变失败的原因很多：首先，陆军的中高层大都不支持政变。陆军第一军军长丁达尔称此次政变是军中的“小团伙”所为，誓言平定叛乱。其次，力量对比悬殊，参与政变的军人数量有限。据土警方早前公布的数字，有2839名参与政变的军人被逮捕。以此推算，加上被特警打死的104名政变军人，政变一方的兵力也就不到3000人。政变军人派去守卫“交通枢纽”博斯普鲁斯大桥的宪兵才50余人，难以控制局势。而正发党为了应对军事政变的发生，长期以来一直重视警察部队的建设，将特警部队（SWAT）建设为堪与陆军步兵部队媲美的作战力量。出于对正发党掌控的警察的忌惮，政变军人动用直升机攻击特警总部w。但无论在伊斯坦布尔还是在安卡拉，政变军队都被内政部统辖的特警和宪兵缴械，可见正发党政府不是“手无寸铁”，相反掌控着强大的武力。最后，局势逆转的关键在于埃尔多安总统顺利从土西南方海边度假地返回伊斯坦布尔主掌大局，而这有赖于其铁杆支持者从军人手中夺回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能在一夜之间动员如此之多的支持者，正发党的基层动员能力不可小觑。

联想到埃尔多安自担任土耳其总统以来，一直试图扩权，企图将土耳其的政治体制从议会内阁制变为总统制，土耳其有媒体将政变解读为埃尔多安的“自导自演”，认为埃尔多安这么做是为今后集权找借口。但是仔细分析这次政变的经过，“自导自演”说可能性不大。

埃尔多安在得知政变的第一时间，只是呼吁支持者上街，用示威的手段和军队对抗，而不是用最高统帅的身份命令军队平定叛乱。这说明埃尔多安此时对局势心中无底，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判断军队是否仍旧忠于自己，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在伊斯坦布尔，局势扭转的关键在于正发党的支持者夺回机场，而机场守备部队不愿向平民开火，选择了撤离。埃尔多安还是凭借支持者的街头斗争，才返回伊斯坦布尔控制局势。安卡拉则是内政部特警用武力镇压了政变，打死数十人。埃尔多安如果自导自演，不必如此复杂，像2010年指控“大锤政变”那样，指控几个军官便可达到目的。

外界都在议论这一未遂政变的幕后，长期和埃尔多安不和的伊斯兰教士居伦发挥怎样的作用。目前，居伦因为背负法庭指控的案底，流亡美国宾州，但在土耳其势力强大：居伦在土耳其有两家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控制了作家、律师、教师和企业家协会，在司法机关和军队也有一定影响力。在埃尔多安竞选总统前，响应居伦的势力曾举行过全国性抗议活动，被埃尔多安派警察和宪兵予以镇压。

居伦和埃尔多安本是盟友，但近年来关系对立。对于埃尔多安指控他策划政变，在美国流亡的居伦向媒体表明自己的无辜：“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支持者是哪些人”—言下之意“居伦运动”是土耳其当局虚构出来的。他还暗示是埃尔多安“导演”了政变，目的在于“打压”反对派。但是，考虑到居伦和埃尔多安复杂的敌对关系，外界很难想象在政变中居伦能置身事外。

“强人政治”引反弹

由于变起肘腋，加之土耳其政府正在启动对政变的调查，很多证据还未公开，埃尔多安“自导自演”也好，流亡海外的居伦“不甘寂寞”策划政变也罢，都没有触及政变的核心原因。

从2002年首次赢得议会大选以来，正发党一直牢牢控制议会，从2007年居尔当选土耳其总统开始，正发党还掌控了曾被称为“世俗主义堡垒”的共和国总统职位。埃尔多安以52%的选票当选为首位直选总统后，更是不遗余力推动修宪，试图将土耳其的政治体制改为美国式的总统制。在土耳其历史上，正发党一党长期掌控议会是土耳其实行多党制后绝无仅有的，而像埃尔多安一样担任11年实权总理后，又当选总统，继续“掌舵”土耳其的更是没有旁例。

与此相对，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竞争对手都在衰落下去：曾经在凯末尔、伊斯梅特总统任内长期执政的世俗主义政党—共和人民党，如今在议会和地方选举中的成绩都不如意，难以重现昔日辉煌；右翼的民族行动党，因为主张激进，难以被土耳其广大农村和城市中产阶级选民接受，不能主导大局。曾经4次推翻民选政府、3次上台执政的军方，由于正发党多次修改宪法和有关法律，失去了往日动辄干政的威风。可以说，随着竞争对手的衰落，正发党政府挟经济发展的良好成绩单，牢牢抓住了选民的心，在选战中难以撼动。

在反对者看来，埃尔多安尽管颇得选民拥护，有极强的领袖气质和魅力，但是埃尔多安在担任11年总理后转任总统，试图强化总统权力的做法有独裁之嫌。埃尔多安在任内放宽宗教活动限制的做法，加上其本身强烈的伊斯兰教保守主义特征，在世俗主义看来，有颠覆凯末尔总统开创的世俗主义共和制的嫌疑。

早些年，旨在捍卫世俗主义的土耳其军方多次和埃尔多安为首的正发党政权发生冲突。2003年11月，军方以有警察“同情伊斯兰恐怖分子”为名，要求政府加强反恐，清理警察队伍；2006年6月，发生3名陆军军官谋害总理事件后，军事法庭接管了审理权，不让政府插手；2007年4月，土总统选举陷入僵局，亲伊斯兰的正发党候选人居尔虽然占优，但未能获得议会2/3多数，无法当选，军队曾在午夜的时候在网站上发备忘录提醒政客们军人对世俗主义的坚决态度。不过，军方最终并没有实际进行干预，居尔在第二次选举中顺利当选土耳其总统。在这之后，土军方多次陷入政变指控，大量在职和退休的军人被逮捕。2014年6月，前土耳其总统、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上将因1980年的军事政变行为被判处无期徒刑，第二年去世。埃夫伦作为上世纪土耳其军方干政的代表性人物被判刑，标志着埃尔多安为首的正发党政权“司法清算”过去的军人干政，警告军人不得干预政治。

这次军方总参谋部的部分军官，靠挟持总参谋长阿卡尔将军，动员部分陆军、空军和宪兵进行政变，演出了空军直升机空袭特警总部和国民议会大厦的惊悚一幕。若非正发党支持者群情激愤，而军人向他们宣誓保卫的人民开枪时束手束脚，埃尔多安能否顺利返回伊斯坦布尔都成问题。不过，政变的失败说明多数军官并不支持政变，埃尔多安长期以来对军队的人事安插与清洗颇见成效；特警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平叛，给人以“警察打败军队”的印象。土耳其军队连最后的“杀手锏”—政变都没有起到作用，实际上证明了土耳其军方和世俗主义政党一样，也在走向衰落。

尽管埃尔多安政府此次有惊无险平定政变，但也说明了埃尔多安长期铁腕治国的强人政治正遭遇越来越大的反弹。以往，军方对正发党的居尔竞选，至多就是警告而不干预；这一次虽然是部分军官所为，但是标志着军内不满埃尔多安的势力终于“坐不住了”。埃尔多安虽然靠警察部队和支持者“护驾”保住了权力，但是能否像过去那样继续强力推行其政治主张而不顾忌外部反对，值得关注。

“两雄对立”模式开启

埃尔多安政府顺利平定政变后，开始了对政变者的清算。陆军第二军军长胡杜提、第三军军长奥兹图尔克和海军少将德米尔汗因为涉嫌参与政变已经被逮捕，29名高级军官已经被解职。在形势尚不明朗时，首先表示效忠政府的第一军军长丁达尔，被提拔为代理总参谋长。预计，正发党为了避免军事政变再次发生，力求在组织上掌控部队，将会进一步清洗军队。同时，正发党政府借清算政变之机，开始整肃不听话的司法部门，大批法官、检察官被解除职务。由于警察部队在此次平叛中立下大功，正发党政府会进一步加强对警察部队的建设与掌控，以便对军队进行制约。

尽管未遂政变一方打出“世俗主义”的旗号，但在野的世俗主义政党“共和人民党”发表声明谴责政变。共和人民党虽然不满意埃尔多安大权独揽，更警惕正发党的伊斯兰主义企图，但也担心军队上台会让自己“靠边站”。以往军队政变上台，都是禁止政党活动，共和人民党此番表态也在预料之中。

军队造反被镇压，反对党为了自身利益也反对政变，看似“坐稳江山”的埃尔多安和正发党，仍旧面临来自美国宾州的居伦和他遍布土耳其全国的支持者的挑战。

相当长的时间里，埃尔多安和居伦本是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创建了现在的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并与一些自由派和非宗教右翼人士合作，开创了土耳其长达10多年的繁荣局面，人均收入翻了3倍。居伦发起的“居伦运动”是全球最大的伊斯兰运动之一，曾帮助埃尔多安连续三届担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早在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时，就和居伦结为同盟。居伦一度被认为是埃尔多安的精神导师。正发党能够在2002年大选中一举击败共和人民党等老牌政党，某种程度上也是居伦的功劳。

然而，随着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放缓，更倾向于伊斯兰传统教义的埃尔多安与更乐于体现自由主义色彩的居伦之间分歧开始逐步显现：埃尔多安虽然不是伊斯兰教士，但坚持传统的伊斯兰价值观必须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得到体现。与此相对，居伦虽然出身伊斯兰教士，但对世俗主义并无太多恶感，在女性权益等问题上虽然保守，但不极端。近年来，埃尔多安对欧盟拖延土耳其入盟显得不耐烦起来，他的亲信达武特奥卢在担任外长和总理期间大搞“新奥斯曼主义”，试图恢复旧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居伦则在土耳其入欧问题上立场坚定，认为土耳其必须加入欧洲大家庭。2010年，土耳其和以色列在土耳其赴加沙救援船问题上发生冲突，以土关系恶化。埃尔多安强烈批评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政策。居伦则坚持土耳其和以色列的传统盟友关系。2011年阿拉伯国家发生剧变以后，埃尔多安大力干涉叙利亚内战，扶植叙反对派；居伦则对当局“积极”的外交政策持反对态度。

埃尔多安执政的13年，正发党逐步成为土耳其的既得利益者。埃尔多安的部长们，通过任人唯亲、参与工程建设等手段获得了不少财富。2013年土警方的调查发现，埃尔多安内阁几个部长的儿子都涉嫌贪腐，所涉案件都与政府推行的宏伟建设工程有关，不少还是正发党的“政绩工程”。埃尔多安结束其总理任期后，转任总统继续控制国家大权。对于居伦来说，由于土耳其法院仍旧留有其1999年被指控的案底，他仍旧客居美国，没能在土耳其政坛上“分得一杯羹”。2013年底，居伦主义者在土耳其警察和司法部门的支持者，发起了对埃尔多安内阁部长贪腐的调查，一度迫使埃尔多安麾下3名内阁部长辞职，标志着居伦主义者和正发党“分道扬镳”。之前外界还认为两人是合作反对世俗派的盟友。

埃尔多安通过修宪，除去了军方干政的合法性；通过在军队内部大力安排自己的人马，使得原本“铁板一块”的世俗主义堡垒—军队不再对自己构成威胁。这次7月政变的失败，也说明埃尔多安多年的人事布局取得了实效。

无论是世俗主义政党还是军队都不能威胁埃尔多安政权，但传统敌人的消失不代表威胁的结束：由于正发党和居伦主义者没有共同的敌人，埃尔多安又急于大权独揽，正发党和居伦主义者的联盟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此番未遂军事政变，如果真的不是军队的世俗主义者所为，而是宗教人士居伦影响所致，那么，居伦这位隐居美国宾州的神秘教士以其煽动力证明，其仍是埃尔多安政府的劲敌。

即便这次血与火的政变是由军队中的少数世俗主义者策动，正发党的胜利也再次证明了有着高效组织动员能力的政党，未必惧怕军队的坦克。事实上，秉持保守宗教理念治国的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用一次次选战的胜利证明了世俗派的无能。但是，对于同样有着保守宗教色彩、动员能力强大的居伦运动来说，正发党的这些优势能否继续奏效呢？未来土耳其政局的发展，或许会呈现出土耳其国内埃尔多安为首的正发党一党独大，在美国的居伦凭借其宗教精神动员力，对土耳其国内政治施加影响的局面。这种局面可以被概括为“两雄对立”模式。

在伊斯兰世界，往往宗教人士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当年伊朗国王，坐拥数十万军警，君临全国，却不敌宗教学者霍梅尼的振臂一呼。由于在伊斯兰世界，宗教是很难完全从政治中剥离的，对宗教学者的影响力也就不能低估了。未遂政变刚平定，埃尔多安就迫不及待指控居伦操纵政变，就反映了他的紧张心理。毕竟，对于一个打着伊斯兰旗号治国的总统而言，又有什么比宗教领袖逼宫更可怕的事情呢？相比军事政变与反政变这种真刀真枪的厮杀，一直保持平静的居伦才是正发党最可怕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