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洲 王琛 郭一琼

摘 要：在学术界，代表性学者和机构对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了解其总体格局和研究趋势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该学科的认识和理解。文章对1980年～2014年海外经济地理代表性学者、机构、热点问题和研究趋势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从研究结果中发现：（1）30多年以来的经济地理代表性学者和机构主要来自于英、美和少数几个欧洲发达国家；（2）亚洲经济地理学者的总影响力在国际上并不突出，在59位经济地理代表性学者中，亚裔学者仅有4位；（3）近年来的研究趋势呈现出明显的演化转向，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区域弹性和有关亚洲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成为热点问题。总的来说，经济地理学不仅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而且其产生和发展与特殊时期和特殊地域背景密不可分，虽然目前的全球经济地理学仍由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但亚洲经济的崛起让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亚裔学者崭露头角，或将打破垄断的僵局。

关键词：经济地理学；代表性学者和机构；h指数；总体格局；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代表性学者和机构被称为学术研究中的“风向标”，这些学者和机构能够掀起新思潮，引领其所在学科的发展方向。因此，准确地识别出代表性学者和机构是全面把握学科发展脉络的第一步，也是深入探究其内在机理的前提条件。

学术界盛行的衡量经济地理学学者和机构学术贡献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它们均以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或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的引用数据为研究基础[1]。其中一种是以作者的总被引次数来衡量其对该领域的学术贡献[1]，相关研究筛选出了社会学科中五年内总引次数超过100的作者，发现经济地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初迅速兴起，且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2]。这种研究方法评价的是学者和机构的总体实力，但却忽略了其中的很多细节，比如这种方法无法区分作者总引次数高是因为文章数量大还是质量高。另一种是通过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章或书籍，找出文献中的高引经典，从而识别出代表性学者。Foster等学者于2007年以Web of Science中收录的26本经济地理学期刊中的所有文献为研究基础，筛选出1982年～2006年间被引次数超过10的文章共17119篇，在此基础上识别出具有影响力的学者约1300位，结果发现：（1）引用次数超过10的文献中有85%来自于英国、美国和加拿大；（2）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表现可能对亚洲的崛起有着积极作用；（3）涉及制度、文化等交叉学科的内容更容易受到人们的重视[3]。但这种评价方法可能会漏掉26本经济地理学期刊以外的优秀文章，且少数几篇高引文章也会使所得结果过于偏颇，也忽略了其他相关理论的补充作用，无法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评价体系[3]。

200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物理学家赫希提出了h指数的概念，他以物理学家为例，指出评价学者们学术贡献的既公平又有效的做法是计算各学者发表文章的平均引用率，并认为该方法具有普适性[4]。这篇文章在四年内被引用超过350次，从此h指数正式成为定量评价科研人员学术成就的重要方法之一。h指数指的是一个人在其所有学术文章中有n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n次，它不仅可以用于评估研究人员的学术产出数量，也可以用于衡量其学术产出水平。

学者Bodman于2010年用h指数为评价标准识别出半个世纪以来全球最具影响力（h指数≥15）的81位人文地理学者[5]。本文借鉴了其研究思路，并在此基础之上有所提升。用h指数识别最具影响力学者的方法虽然兼顾了学者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质量，但却忽略了那些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的经济地理学者，这些学者们的综合表现可能不及那些h指数很高的经济地理学家，但其研究成果在学术界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本文在计算h指数的基础上，不仅定量地识别1980年～2014年经济地理代表性学者和机构，分析和解释其空间分布，而且通过定性分析，进一步总结这一时期经济地理学的主要概念/理论以及热点问题，构建其总体格局，判断其研究趋势，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这门学科的认识和理解。

1 数据与方法

本文结合了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其中定量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通过h指数识别出经济地理代表性学者，二是对经济地理代表性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SSCI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于1973 年编辑出版的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也是全球三大引文数据库之一。迄今为止，它是国际上最权威的、能为科研成果提供比较平台的数据库，因此我们以它收录的相关文献为基础数据。每篇文献按其出版期刊的主题被分为一类或多类，所以我们用其出版期刊的类别来定义该文献的研究主题[6]。我们将文献限定在“Geography”以及与经济地理相关的“Planning & Development”范围内，找出2013年收录在SSCI中“Geography”和“Planning & Development”类别下的所有杂志，剔除两者共同收录的杂志后，余下126本。然后，通过涵盖了SSCI所有杂志的大型综合性、多学科、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找出这126本杂志中1980年～2014年发表的所有文献，剔除被引次数小于10的，得到16633篇文献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数据。接下来，我们选择了一种准确、高效的引文分析软件——Histcite，它的优势在于能够锁定某个领域的重要文献，识别出该领域的重要学者。我们将Web of Science中下载的数据导入Histcite，按总引次数对作者进行排序，先找出前300位学者，再去除掉明显属于城市、人口、政治、社会文化和交通地理等领域的学者。最后，通过全球最大的文摘、引文数据库Scopus，查找这300位学者的h指数，再按降序排列，筛选出前59名（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选取h指数大于等于14的作者），将其定义为经济地理代表性学者。而对经济地理代表性机构的可视化分析，则是通过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来完成的，首先，查找出各个学术研究机构发表文章的引用次数，然后，得出经济地理学界代表性机构，最后，对比观察其空间分布。

考虑到h指数计算的局限性，我们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也进行了定性分析，试图通过总结经典理论，进一步识别出定量分析可能忽略的经济地理代表性学者，并对经济地理学30多年以来的发展作了一个简要概括。同时我们也找出1998年～2014年被引次数最多的26篇文章，对其进行分析，指出近年来经济地理学界的热点问题。

2 海外经济地理学发展代表性学者和机构的总体格局

2.1基于h指数的海外经济地理代表性学者

我们将表1中列出的1980年～2014年h指数大于等于14的经济地理学者定义为经济地理代表性学者。从结果上看，这59位代表性经济地理学者中有32位来自于英国，约占54%，有9位来自于美国，约占15%，其余的31%分别来自于荷兰、澳大利亚、德国、丹麦、法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可见，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地理代表性学者主要分布于英、美和少数几个欧洲发达国家，其中英国的表现尤为突出。

这59位学者中，前10名里有7名来自于英美知名院校，剩下3名分别来自于新加坡和加拿大。他们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分为新产业空间和集群、政治经济地理、全球化和地方化，以及区域创新四个方面。第一名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lumbia， UBC）的Jamie Peck教授，他致力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其文章“Neoliberalizing space”的引用率在该领域排名第一。第二和第三名分别是英国华威大学的Nigel Thrift教授和英国剑桥大学的Ash Amin教授，他们对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关问题和制度主义背景下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贡献。新加坡国立大学的Henry Yeung教授长期关注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发表多篇高引文章。英国剑桥大学的Ron Martin教授对集群概念的重新审视为集群理论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Allen Scott教授是柔性专业化和新产业空间研究的代表者，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Richard Florida教授提出的学习型区域广受世界关注。英国卡迪夫大学Philip Cooke教授最具影响的文章是对区域创新系统的提出和解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Andrés Rodríguez-Pose教授的高引文章涉及知识溢出、创新体系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产生这样的结果有很多种原因。从历史上看，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在内的欧洲是工业化的先驱；美、加、澳大利亚的工业化进程虽起步较晚，但借助了英国的技术和经验，一跃而起成为工业强国。经济地理学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上文提到的西方发达国家均率先步入了工业化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固有观念，引发了学者们的深入思考，经济地理学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蓬勃发展。正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地理学发展较早，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均率先达到国际领先水平[7-8]，学术界现行的、最为权威的学科评价标准也是以是否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立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为主，因此其他国家较难克服评价体系和语言等方面的障碍顺利进入主流经济地理学界，这一点也再次强化了世界经济地理学“英美主导”的总体格局。例如，SSCI 数据库收录的是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学术期刊，在上榜的8个国家中，英、美、加、澳四国的官方语言都是英语，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中也有一种是英语。虽然德国和荷兰的官方语言不是英语，但德语和荷兰语同属于日耳曼语系，且荷兰的教育体制决定了其大学教育是用英文授课的；而且，德国和荷兰的经济地理学起步较早，尤其是德国的经济地理学者们，对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构建做出了很大贡献，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和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均是经济地理学的开山之作。

同时，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期刊和经济地理学核心学术期刊的主编和编委几乎都被英美等发达国家垄断[9]，如1998年～2014年被引次数最多的27篇文章来自于10种学术期刊，这10种学术期刊分别是英国的Regional Studies、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美国的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Antipode、Economic Geography以及荷兰的Research Policy（表2）。它们均在SSCI收录的“Geography”和“Planning & Development”两个类别下有较高排名，影响力大，这也会导致同等条件下对文章的评审和录用会亲疏有别，再次强化了英美两国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

2.2 基于可视化分析的经济地理代表性机构

图1展示的是经济地理代表性机构的引文年环，引文年环代表的是这篇文章的引文历史。引文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引文时间，一个年轮的厚度代表该分区内的引文数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经济地理代表性机构主要集中于英、美和少数几个欧洲发达国家，这与表1所得结果不谋而合，再次印证了世界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总体格局。具体地看，世界银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英国杜伦大学和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表现最为突出，然后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剑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对照表1中的评价结果，英国杜伦大学、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分别拥有5、4、3位代表性经济地理学者，说明这三个大学除了机构整体实力较强，同时也是培养高尖端人才的重要阵地。而英国的卡迪夫大学虽然诞生了4位代表性学者，但在代表性机构的评估中却没能上榜，除此之外，在经济地理这门学科上具备绝对优势的世界银行和英国牛津大学也缺乏学科领头羊。这说明一个机构内某一学科的真正繁荣，既需要极具才能和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也需要一个精诚合作的团队。

3 海外经济地理学发展的热点问题和研究趋势

从表2列出的1998年～2014年被引次数最多的26篇文献，可以看出：1998年～2014年的热点问题主要有集群与知识创新、尺度的构建、全球化的相关问题研究、新自由主义、新区域主义和区域经济发展等等。例如：学者Baptista和Swann共同完成的文章“Do firms in clusters innovate more”审视了集群与创新之间的联系；Marston关于尺度构建的文章“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ale”引发了学者们对尺度概念的进一步思考；在“How does insertion in GVC affect upgrading”一文中，Humphrey 等人探讨了区域产业集群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转型、升级这一重要问题；而文章“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则是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关问题。其中，对集群与知识创新、尺度的相关研究贯穿始终，常聊常新。而与全球化相关的经济地理学问题、新自由主义这两个方面的优秀文献则受经济、政治等大环境的影响，集中于2002年前后，如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就是在欧元统一、中国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兴起的。除此之外，文章“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受到较高关注，作者认为优秀人才更希望受雇于多样性较强的公司，同时优秀人才聚集的地方更易吸引高新技术公司在此落成。而文章“Related variety， unrelated variety”则认为区域的产业结构对区域的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区域相关多样性可以带来外部性，但区域不相关多样性却能让企业在度过危机期时拥有更多抵御外界变动的筹码。结合表1所得结果可以发现，在前10位经济地理代表性学者中，位列第一的Jammie Peck和位列第三的Ash Amin分别完成了2篇高引用率文章（表2），而位列第二、第六、第八和第九位学者在这一时期并无高引用率文章，这说明他们重要的学术贡献大多在1998年之前。但完成了2篇高引用率文章的Sallie Marston的h指数仅为14，这说明对那些在仅仅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的学者来说，一两篇高引用率的文章并不能从整体上提升其h指数。

表3是作者在Henry Yeung、George Lin和李小建教授的研究基础上[10-11]，补充并总结出的1980年～2014年经济地理学的主要概念/理论及其代表性经济地理学者。作为文章定量研究部分的补充，我们发现，表3中有10位重要学者的h指数低于14，并未出现在表1中。原因主要有二：1）因为本文定量研究的数据基础来源于SSCI收录的英文文章，因此忽略了很多重要著作，进而导致了表3中以著作为重要学术贡献的学者们的h指数普遍偏低，如学者David Harvey等；2）有些学者的研究领域超越了本文所限定的经济地理学范围，未被纳入定量分析，但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却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如学者Linda McDowell等。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Doreen Massey和英国学者Gordon Clark以英、美两国为实证研究背景，试图解释“为什么工业化总是发生于某些特定区域”[12]，劳动地域分工的概念兴起。随后，学者Allen Scott以加利福尼亚、意大利和法国为例，提出了与过去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的刚性专业化不同的柔性专业化概念，福特主义的大宗生产转向后福特主义的精益生产，新的产业空间诞生[13]。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新产业空间的延伸和补充，Michael Storper和Allen Scott等人认为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已被日益加深的市场不确定性削弱，产业对此的反应是水平或垂直上的非一体化生产，而空间上的集聚则会促使交流成本大大降低[14-15]。随着具有垂直或水平联系的相关企业和支持机构不断集聚，集群概念的出现也让学者Anders Malmberg和Peter Maskell提出了“开放的、活跃的集群对显、隐性的知识溢出均有裨益”的论点[16]。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复杂、多变的空间系统，集群的网络与根植性也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2002年，欧元统一、中国入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势驱动着全球价值链的全面形成，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被扩充。近年来，一度兴起的制度、文化和关系转向否认了“经济活动主要受资源禀赋、科技发展水平、劳动力质量等区位因素影响”[17]的论断。Nigel Thrift等学者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该地区盛行的价值观念、拥有的软知识储备以及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信任机制等文化因素密不可分[19]，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参与者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是各种经济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20]。21世纪伊始，学者们又试图将演化经济学应用于地理学，发现制度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是松散的，因为即使是处于同一区位中，各企业受制度的影响也大不相同，这不仅仅因为企业的性质和规模不同，组织惯例、企业文化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企业对区位制度的接纳和吸收程度。这种新思潮将企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摆在首要地位，指出了制度经济地理学的缺陷，但却过分强调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随着2008年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一个区域在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下如何恢复、适应并转型的理论框架逐步形成，区域弹性的概念应运而生。经济地理学家Ron Martin和James Simmie将区域弹性称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金钥匙”[22-23]。与正统经济学中的均衡假设不同，不少学者将区域在危机后的这种调整和适应看作是连续的非均衡状态下的演化过程[24]，因此区域弹性具有时空异质性。可以说，区域弹性的相关研究既借鉴了演化经济学中的核心内容，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有现实意义。

4 结论与启示

经济地理学萌发于英美等发达国家，由于评价标准、语言、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差异，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很难跻身于主流经济地理学界，59位经济地理界的代表性学者和机构普遍来自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英、美两国的表现尤为突出。30多年以来，经济地理学的内容从劳动地域分工、柔性专业化与新产业空间、集聚与集群、网络与根植性扩展到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的范畴，并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经历了管制与治理转向、文化与经济转向、关系转向和演化转向，但绝大多数现有理论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而提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危机对经济的重创和亚洲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放到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等。主流经济地理学的触角也从此延伸到了欧美以外的地方，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亚裔学者开始活跃在国际舞台中，有望改变英美学者垄断经济地理研究的格局。

纵观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这门学科是在特殊时期和特殊地域背景下的产物。所谓特殊时期，指的是各类经济地理现象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比如金融危机背景下区域弹性概念的出现就是一个生动而又具体的例子。而特殊地域，指的是所有经济地理现象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尺度上。我们这里所说的尺度，并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空间尺度”，因为早期结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空间指的是有界的、封闭的、静止的、被动接受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25]。而对我们地理学者，尤其是关注制度、文化、关系等相关内容的经济地理学者们来说，“地理尺度”是由社会大熔炉中所有相关要素碰撞、融合形成的，是社会构建的结果。因此，在研究有关问题时，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特殊时期和特殊地域条件，这样才能真正地引领新思潮，贡献出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

而且，经济地理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因此，掌握其他相关领域的知识十分必要。就像学者Sheppard Eric所说，正是因为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各种各样的开放性观点才会产生交锋，擦出建设性的火花，也正是因为经济地理学多元化，才使得这门学科永远年轻，持续繁荣[26]。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因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SSCI收录的英文文章，忽略了其他语言文献的贡献，尤其是许多优秀大陆学者发表的中文论文，导致大陆经济地理学者的h指数普遍偏低，因此本文对大陆代表性经济地理学者未作进一步分析。但随着我国经济地理学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大陆很多优秀学者的研究成果逐渐被国际认可，如中科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刘卫东教授提出的“obligated embeddedness”就广获赞誉；北京大学贺灿飞教授的总引用次数也高达483次（据Scopus统计）。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鼓励具备较高科研素养的发达国家学者来我国进行实地考察，另一方面更应该支持优秀本土人才赴海外进行学术交流，他们对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很可能会为发达国家的现有理论提供佐证，但也可能是质疑甚至是推翻。并且，由于本文的数据来源于SSCI收录的期刊中的文章，无法分析没有被索引的很多优秀书籍；最后，因为h指数对论文的数量有一定的要求，这种评价标准可能会漏掉那些只追求论文质量的学者们。所以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Bodman AR. Weavers of influence： the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geographic research[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1，16（1）：21-37.

[2] Whitehand J W R. Contributors to the recent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human geography： what citation analysis suggests[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85， 10（2）： 222-234.

[3] Foster J， Muellerleile C， Olds K， et al. Circulating economic geographies： citation patterns and citation behaviour in economic geography， 1982-2006[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7，32（3）：295-312.

[4] Hirsch J E. An index to quantify an individual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Academy of Sciences， 2005，102（46）：16569-16572.

[5] Bodman AR. Measuring the influentialness of economic geographers during the ‘great half century： an approach using the h index[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0，10（1）：141-156.

[6] Wang Jie yong， Liu Zhi gao.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rural studies in human geography and related disciplines[J]. Scientometrics， 2004，101（1）：39-59.

[7] 方创琳， 周尚意， 柴彦威， 等.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11（12）：1470-1478.

[8] 刘志高， 王琛， 李二玲， 等.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进展[J]. 地理学报， 2014，69（10）：1449-1458.

[9] 毕文凯， 潘峰华. 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全球格局和趋势——基于地理学SSCI 期刊主编和编委的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 2015（3）：13-23.

[10] Yeung H， Lin G. Theorizing economic geographies of Asia[J]. Economic Geography， 2003，79（2）： 107-128.

[11] 李小建. 国际背景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J]. 人文地理，2004，19（1）：27-31.

[12] 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3] Scott A J. New Industrial Space： Flexibl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M]. London： Pion， 1988.

[14] Scott A， Storper M.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response： Extending flexible specialization[J]. Regional development reconsidered，1933（3）：111.

[15] Scott A， Storper M. Pathways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M]. London： Routledge， 1992： 3-17.

[16] Bathelt H， Malmberg A， Maskell P. Clusters and knowledge： 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28（1）：31-56.

[17] Berry B J L， Conkling E C， Ray D M. The Global Economy in Transition[M]. Prentice Hall， 1996： 6-10.

[18] Henderson J V， Shalizi Z， Venables A J. Geography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1， 1（1）： 81-105.

[19] Thrift N， Amin A. Cultural-economy and citi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7， 31（2）： 143-161.

[20] Boggs J S， Rantisi N M. The ‘relational turn in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3（2）：109-116.

[21] Boschma R A， Koen F. Why is economic geography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3）：273-302.

[22] Carpenter SR， Westley F， Turner M G. Surrogates for Resilie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M]. Ecosystems， 2005： 941-944.

[23] Christopherson S， Michie J， Tyler P. Regional resil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3（1）：3-l0.

[24] Martin R， James S.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egions：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J]. Economy and Society，2010， 3（1）：27-43.

[25] Brenner N. The limits to scal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scalar structuratio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1， 25（4）： 591-614.

[26] Sheppard E. A Companion to Economic Geography[M]. Blackwell Pub， 2002：1-9.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eography

—A study on the "star" scholars in economic geography

ZHOU Zhou， WANG Chen， GUO Yi-qiong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se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therefore help us understand the pattern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this discipline. This paperinvestigates the most influentialrepresentative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identifies the hot issues during 1980-2014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trends of economic geography.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we find： （1） the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economic geography during the last three decades mainly come from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few European developed countries； （2） the influence of Asian economic geography is not yet outstanding——there are only 4 most influential Asian scholarsamong the 59 economic geography scholars identified in this paper； （3）studies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regional resilienc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have attracted much scholarlyattention in the recent years.It suggests that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y is still dominated by the developed European countries but the rise of the Asian economies may be able to break the deadlock of monopoly.

Key words： economic geography；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h index； research trend；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