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

你将来要面对的生活难题，不在分数里

□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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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开始感觉到身体的苦闷，却无法解答。

于是我很自然地就找上了文学。我在书店读文学，尝试去解答自己从何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什么……这些难以解答的课题。

因为这样，有一段时间，我原来很好的功课就耽误了，几次考试都非常糟。

我因此被学校、被家里指责成一个坏孩子。我想，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是非常容易变坏的。

幸好文学救了我，让我有足够的自信，不但没有变坏，并且在文学中得到很多关于人生课题的解答。

同一个时间，我的同伴一头钻进考试里。这些同学，今天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他们都过得不快乐。他们考上了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有些也出国留学回来了，但对于感情或是婚姻各方面发生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办法面对。对于人性和真正的自我，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去碰触，因为考试不会考。

我们评判一个学生是坏学生，因为他的分数不够，可是他对人性可能已经有很丰富的理解；我们评判一个好学生，也是用分数，却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对情感和伦理的种种课题。

分数和人格的发展绝对是两回事，知识完全不等于智慧，也完全没有办法转换成智慧。

事实上，知识分数越高的人，自己越要特别小心，因为你将来要面对的生活难题，都不在这些分数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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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戏剧教育家俞大纲先生对我说，他爸爸妈妈喜欢看戏，经常带他一起看戏、讲戏，他就变成戏剧专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从来不是拿着书本上课，所以你听他讲李商隐，一首一首讲，不需要看书，因为从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诗，一面唱戏，把李商隐讲完了。

我想，好的人文教育，还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吧。

如果你的心被物质塞满了，最后对物质也不会有感觉。就好像一个吃得很饱的人，对食物不会感兴趣。当一个孩子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最后他会非常不快乐，这种痛苦是他的父母无法了解的。

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我觉得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找回这么多作为“人”的自信。

譬如冰激凌店的老板，卖没有牛奶的冰激凌，几十年来店门前总是大排长龙。但他永远不会想多开几家分店。他好像有一种“够了”的感觉，那个“够了”是一个很难的哲学：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很开心，每一个吃到我冰激凌的人也都很快乐，所以，够了。

这种“够了”的快乐，便是我一直希望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