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名勇，龚丽娟，洪 霓

（1.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大学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191）

农地流转农户契约选择及机制的实证研究
——来自贵州省三个县的经验证据

洪名勇1，2，龚丽娟1，洪 霓3

（1.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大学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191）

研究目的：探索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的契约选择机制。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法。研究结果：（1）如果一种契约安排的履约率是一定的，履约成本即交易成本将成为农户进行契约选择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2）对方的信任越高，说明其违约的可能性越小，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越大；（3）声誉是农户选择契约时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良好的声誉让对方能够放心与自己合作。研究结论：（1）交易成本越高，农户越趋于选择书面契约，交易成本越低，农户越趋于选择口头契约；（2）流转对方信任度越高，越趋向于选择口头契约；如果流转农地时对方的信任度越低，则越趋于选择书面契约；（3）自己的声誉越高，对方越趋于选择口头契约；声誉越低，对方越趋于选择书面契约；（4）少数民族更趋于选择口头契约，而汉族更趋于选择书面契约。

土地管理；农地流转；契约选择机制；实证研究

1　引言

在农业经济领域，学者们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契约选择进行了较多研究。周立群和曹利群将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契约分为要素契约和商品契约［1］，认为在农业产业经营过程中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存在两种可供选择的契约，即商品契约与要素契约，而且商品契约优于要素契约。在这之后，不少学者开始对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契约选择进行研究。实际上，对契约优劣的判断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如果农户的投资决策是无弹性的和相对缺乏生产力的，应选择要素契约；如果龙头企业的资产和农户的资产互为独立，并且考虑了龙头企业经营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则选择要素契约；如果考虑龙头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和农户的人力资本两方面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则要素契约与商品契约是没有差异的［2］。从理论上讲，交易的不确定性、双方的权力安排和治理成本对企业与农户间契约选择均有影响［3］。除了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关系之外，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农户如何选择自己的流通渠道也是一个重要课题，黄祖辉、张静等将农产品的销售契约分为就近销售给批发商、通过批发市场销售给零售商、集团购买者和合作社4种，利用浙冀两省15 县30 个村梨农的调查资料进行的研究说明，以交易前的信息成本、交易时的谈判成本、交易后的执行成本为代表的交易成本对农户的契约选择有显著影响［4］。卫龙宝、张菲将农产品流通契约分为市场契约、合同契约和合作社契约三种契约，运用浙赣琼黔的调查资料进行的研究认为，农户对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的认知、农户的文化水平、农户谈判能力和党员身份会对农产品流通契约的选择产生影响［5］。

与一般的农产品交易市场相比，农地流转市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市场，这一市场包含了地缘、亲缘、人情关系，其运行有其特殊的市场逻辑［6］。沿着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一些学者认为交易成本的大小是决定人们选择不同流契约的依据［7］。洪名勇引入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所进行的实验研究表明，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信任度的大小是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重要依据［8］。以这种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为基础，对贵州省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也表明，当农户流转土地时，面对不同流转对象，其信任度是不一样的，信任度的差异决定了流转土地时是选择书面契约还是口头契约［9］。郭继从法律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研究也说明，人们选择口头契约还是书面契约是以人际信任或制度信任为基础的［10］。刘文勇等对黑龙江和四川145户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在农地流转中，农户对流转契约的选择主要考虑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11］。

就农地流转契约的选择而言，以上这些研究为本文的研究和设计提供了有益借鉴，但笔者认为，中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背景，研究农地流转契约选择问题如果仅沿着契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分析路径是不够的，还需要立足农村实际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反思。

2　农地流转契约选择：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2.1农地流转契约选择：分析框架

从契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契约无处不在，契约选择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科斯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就是研究契约选择的。在科斯的分析视野中，市场是一种契约，而企业是另一种契约，前者是短期契约，后者是长期契约。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就是长期契约对短期契约的替代。这一分析可以说是对契约选择理论的较早探索。在科斯看来，在一些场合是长期契约替代短期契约，在另一些场合是短期契约替代长期契约。在实际生活中，是长期契约替代短期契约还是短期契约替代长期契约，需要对每种契约运行的成本进行比较，因为每一种契约的运行都是有成本的。从科斯的本意来看，虽然两种契约之间的替代没有明确的边界，但还是有一个理论的界限，即看每一种契约的边际成本，契约选择的均衡点在两种契约的边际成本无差别之处。

沿着科斯的研究路径，张五常认为，人们对企业契约或者市场契约的选择标准在于交易成本的大小［12］。威廉姆森引入资产专用性对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之间的替代关系作了进一步研究［13］。巴泽尔在《国家理论》这一经典名著中，将契约分为自我实施契约与第三方实施契约［14］，认为经济主体是选择自我实施契约还是第三方实施契约，主要受4种因素的影响：契约收益的时间路径；契约履约需要的信息；维持契约双方长期关系的能力；违约的惩罚成本。

《罗马法》在对契约进行分析时，不仅涉及口头契约与书面契约，还对口头契约和书面契约进行了界定，并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15］。从对农村土地流转的调查来看，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两种主要契约就是口头契约与书面契约。

借助于经济学尤其是契约经济学研究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农户在进行农地流转时是选择口头契约还是书面契约的分析框架。口头契约内容简单、签约成本比较低，书面契约约定双方权利、义务、风险等，内容更加全面、签约成本相对比较高。从契约的履约来看，口头契约履约风险较大，书面契约履约风险较小。农户对流转契约的选择至少会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签约成本与履约成本，二是履约风险。前者可以统称为交易成本，是影响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首要因素，由于制度经济学对此已经有较多的研究，不再赘述。契约风险是流转双方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信任是一个有用的机制。信任与风险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Deutsck认为只有在存在风险的条件下才需要信任［16］，而Mayer、Davis和Schoorman则将信任视为一种风险承担行为，信任某人意味着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17］，而Das和Teng认为，风险贯穿于整个信任过程，不论从心理认知还是从行为角度看，信任与风险都是相伴而生的［18］。正因为这样，一些学者才认为信任可能是降低风险的一种有用机制，例如Hagen和Choe就将信任定义为：信任是一种期望，期望另一方的承诺是可靠的，并且在不可预见的环境下，对方的行动会始终体现于信任方合作的精神［19］。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信任与风险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某种程度上，信任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机制，更准确地讲，信任至少是一种从心理上降低风险的机制。如果对交易对方比较信任，相信在交易之后能够兑现承诺，就会选择成本低较的契约安排；相反，如果对交易另一方的信任度比较低，则有两种选择，一是不与他交易而去寻找新的交易对象，二是在只能与之交易时，选择风险相对较低但交易成本可能会高一些的契约安排。因此，交易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是交易双方进行契约选择时要考虑的第二个因素。

交易双方进行契约选择考虑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声誉，前面的分析中，信任是从己方来考虑，是自己对交易另一方的考虑，将信任作为一种降低交易风险的机制。而在交易中选择契约不是一方能够完成的，而必须得到双方的共同认可。这样，在交易过程中对契约的选择，不仅有自己对交易另一方的考量，同样也有对方对自己的考察，因此，在交易过程中自己的声誉也至关重要。自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中一直将声誉作为促进契约履约的重要机制［20］，认为声誉是一种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同等重要的资本或者资产，这种资本或者资产可以减少交易中存在的道德风险，为交易者提供一种隐性激励以保证其承诺的履行，因此，声誉可以成为显性合约的替代品，增加组织或者个人承诺的可信度［21］。既然如此，对于具有不同声誉的交易对象，在交易过程中的契约选择就是不一样的，交易者会根据对交易对象声誉的了解程度选择适合的交易契约。

不管是交易对象还是契约安排，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是交易主体的认知。契约选择实际上是交易双方的一种行为选择，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交易主体的行为选择受其对有关问题认知的影响，对于同一事件、同一制度安排，不同人的认知是有差异的。在影响认知的众多因素中，交易主体的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其文化基因及文化遗产对其认知、行为模式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强调了认知模式对制度分析的重要意义，认为经济主体的想法和意识在制度演化中是起作用的，其想法和意识决定了主观的精神世界，这一精神世界是用来解释他们身边的真实世界并采取决策的基础［22］，用诺斯的话来讲，“思想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人们用以解释周围世界以及作出选择的主观精神构想”［23］。在诺斯看来，认知又是受文化影响的。例如，同样是以愚公移山故事，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愚公“移山而不搬家”不仅体现了愚公坚持不懈的意志和品质，而且还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扎根、“落叶归根”的思想和语言表达；外国人学习这个故事时，无论是从创新的视角，还是从效率的角度理解这个故事，都认为愚公的明智选择是搬家而不是在原地浪费时间［24］。因此，诺斯说：“文化提供了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概念框架，用以破译与解释呈现到大脑中去的信息”［23］。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对于交易双方来讲，文化背景不一样，对契约安排等制度的理解也不一样，因此，其契约选择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2.2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研究假设

沿着契约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以及学术界研究成果，笔者赞成交易成本是影响农地流转双方进行契约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得到假设一：一种契约的交易成本越大，流转双方选择这种契约的可能性越小；一种契约的交易成本越小，农地流转双方选择这种契约的可能性越大。

如果将农地流转双方称为A方和B方，不管是将农地流转出去还是流转进来，从A方的角度看，如果对B方比较了解，并且有较高的信任度，选择口头契约的概率就会大于选择书面契约的概率；反之，则选择书面契约的概率就会大于选择口头契约的概率。因此，有假设二：信任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如果对对方越信任，则越趋向于选择口头契约；反之，则越趋向于选择书面契约。

从B方的角度看，如果在与有关农户的交易中，自己有较高的声誉，这种声誉作为一种无形资本让A方相信自己不会失约，这样在进行农地流转契约选择时，即使AB双方之间只通过口头契约来约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声誉资本也能担保B方履行契约约定的义务。基于此，得到假设三：声誉影响农地流转契约选择。自己的声誉越高，对方选择口头契约的概率越大；反之，对方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性越大。

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中，经济学家花了较多精力来探讨不同文化差异对制度的作用机制及其不同文化导致的制度演化路径的分野。例如，格雷夫建立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框架中，就运用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两个历史案例，分析了文化信念对社会制度框架形成与演化决定性作用［25］。文化信念一旦形成，就成为一定社会、一定人们所共知，这不仅会成为众人的共享知识，而且还会形成人们的共享信念。按照诺斯的研究，共享信念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的不一样，决定了他们与有关行为主体进行交易时，对交易对象的认知与理解不一样，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对不同制度安排如不同契约的履约成本、履约风险也不一样。因此，得到假设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农地流转契约的选择不一样。

3　调查设计与样本描述

3.1调查设计

3.1.1变量选择与定义 本文因变量为农地流转时农户选择的契约类型，解释变量主要有：一是交易成本，二是农地流转双方之间的信任情况，三是农地流转双方之间的声誉程度，同时，还考虑民族对契约选择的影响。各变量的具体内涵及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Tab.1 Variable definitions

3.1.2调查方法 为使获取的资料更能反映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实际，设计好调查问卷后，2012年7—8月，笔者与所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一行12人到贵州湄潭县、金沙县和施秉县13个乡镇48个村，采取与农户进行访谈，访谈后调查人员自己填写调查问卷。

3.2研究样本描述

在贵州三县48个村，共调查了583户农户。其中湄潭县221户，占37.91%；金沙县172户，占29.50%；施秉190户，占有32.59%。调查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年，平均年龄为48.82岁，村干部有34人，党员有41人。剔除无效调查问卷之后，能够用于统计分析的样本农户有561户，占调查总农户数的96.23%。峰度是反映频数分布曲线顶端尖峭或扁平程度的指标，峰度系数用来度量数据在中心的聚集程度。样本分析表明，年龄、民族、村干部、党员、契约选择、交易成本、信任、声誉和流转面积9个统计变量的峰度系数大于零，说明这9个变量的分布比较集中，而性别、教育程度2个统计变量的峰度系数小于零，说明这2个统计变量相对于正态分布来讲，要分散一些。

从农地流转的区域空间看，在本村民小组内流转的农户为365户，占65.06%，在本村内非本组流转的有100户，占17.83%，前两项合计即在本村内流转的农户达到465户，占82.89%；本乡外村流转有18户，占3.21%；本县外乡流转有27户，占4.81%；外县流转有51户，占9.09%。

从农地流转的人际空间看，在父母子女之间进行农地流转的有53户，占9.45%；兄弟姐妹之间流转农地的有71户，占12.66%；在与自己有亲戚关系之间流转农地的有267户，占47.59%；在朋友之间进行农地流转的有140户，占24.96%；将农地流转给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涉农组织的有30户，占5.35%。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农地流转的人际空间方面，对于前两者可以说是在一个大家庭内部进行流转，这种流转有124户，占22.11%，如果再加上第三项，可以视为农地流转的血缘人际空间的具体度量，这样发生农地流转血缘空间的农户有391户，占69.70%。

4　计量结果与分析

4.1计量模型

从农户选择流转契约的实际情况和本文研究设计来看，选择二项逻辑回归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契约进行计量分析。借鉴鲍威斯和谢宁《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中的计量模型［26］，本文所使用的二项Logit模型为：

式（1）中，xk是系数为βk的第k个自变量，根据式（1），它服从：

4.2计量结果

从理论上看，农户在进行农地流转时是选择口头契约还是书面契约，不仅与每一种契约能否得到有效履约有关，而且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农地流转契约的履约问题，已有专文进行分析［28］。这里主要对契约选择进行分析，为更好地研究影响农户契约选择的因素，除考虑交易成本、信任、声誉和文化因素之外，还将调查农户的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是否为村干部）、流转农地规模归入计量模型进行研究。模型的Cox & Snell R2为0.457，Nagelkerke R2为0.966，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有较强的解释力。

从计量结果看：调查农户的年龄、教育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这说明农户越年轻、教育程度越高，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性越大。之所以如此，一种可能原因是农户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年轻，其契约意识越强，从而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农户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是依靠地方知识来处理日常事务，契约意识越弱，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性越小。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农地流转时，农户的契约选择还与流转土地的规模有关，如果对方不履约，流转土地规模越大，其受到损失越大；如果流转规模比较小，即使对方不履约，其损失也相对较小。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模型的回归系数为正得到说明。在农户的视野中，如果一种契约安排的履约率是一定的，那么契约的履约成本即交易成本将成为农户进行契约选择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运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交易成本的回归系数为3.795，大于零，标准差为2.256，Wald为2.829，显著性水平为0.093，这说明农地流转时选择书面契约与选择口头契约相比，有更高的交易成本。对于农户来讲，选择一种契约不会仅考虑交易成本这一因素，而是要对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从调查来看，对流转对方的信任程度是农户进行契约选择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进行农地流转时，对方的信任越高，说明其违约的可能性越小，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越大。解释变量信任的回归系数为-1.462，小于零，标准差为0.806，Wald为3.289，显著性水平为0.070，这说明，农地流转时对对方的信任度越高，人们越趋向于选择口头契约而放弃书面契约。在农地流转契约选择时，声誉是农户考虑的第三个重要因素，解释变量声誉的回归系数为-2.752，小于零，标准差为1.136，Wald为5.873，显著性水平为0.015，这说明，农地流转时自己越有声誉，从对方的视角来看，自己违约的可能性越小，能够合作的可能性大。良好的声誉让对方能够放心与自己合作，因此，对方选择口头契约可能性越大，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性越小，因为这种选择可以减少契约履约成本而提高契约安排制度的效率。

另外，将少数民族这一因素考虑进来，解释变量民族的回归系数为1.006，大于零，标准差为1.535，Wald 为2.29，显著性水平为0.090，Exp（B）为0.056，这说明，民族文化对农地流转契约的选择是有影响的，汉族更倾向于选择书面契约，而少数民族更倾向于选择口头契约。在进行农地流转时，少数民族之所以倾向于选择口头契约而不是书面契约，其原因在于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经济生活中，少数民族农户更重视本土知识与本土经验，而在长期的经济运行实践中，口头契约不仅成为众多少数民族农户的选择，而且口头契约在多次重复博弈中已经成为一种约定的习俗，这种习俗引导、规范有害农户的行为［28-30］。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野中，习俗作为一种内在制度安排，不仅存在于传统社会之中，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23］。在少数民族地区，习俗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和社会基础，在化解民间纠纷方面具有较强的适应性［31］。

表2　模型的参数估计Tab.2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model I

5　研究结论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将流转双方联接起来的重要纽带是契约，从形式上看，农地流转契约有书面契约和口头契约两种，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是选择书面契约还是口头契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对贵州省金沙县、湄潭县和施秉县48个村561户农户进行了入户调查，在考虑农户特征、农地流转规模的基础上，重点从交易成本、信任、声誉和文化4个方面对农户流转农地时的契约选择及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农户特征、农地规模、交易成本、信任、声誉和文化均影响农地流转契约的选择。具体而言：第一，交易成本越高，农户越趋于选择书面契约；交易成本越低，农户越趋于选择口头契约。第二，流转对方信任度越高，越趋向于选择口头契约；信任度越低，则越趋于选择书面契约。第三，农地流转过程中，如果自己的声誉越高，对方越趋于选择口头契约；声誉越低，对方越趋于选择书面契约。第四，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同民族对契约的选择不一样，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更趋于选择口头契约，而汉族更趋于选择书面契约。另外，农户特征如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会产生影响；同时，农地流转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户的契约选择。

（References）：

［1］ 周立群，曹利群.商品契约优于要素契约——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契约选择为例［J］ .经济研究，2002，（1）：14 - 19.

［2］ 吴秀敏，林坚.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契约形式的选择：要素契约还是商品契约——一种基于G-H-M模型的思考［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13 - 19.

［3］ 刘洁，祁春节.“公司+ 农户”契约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一个交易成本分析框架［J］ .经济经纬，2009，（4）：106 - 109.

［4］ 黄祖辉，张静，Kevin Chen.交易费用与农户契约选择——来自浙冀两省15县30个村梨农调查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08，（9）：76 - 81.

［5］ 卫龙宝，张菲.交易费用、农户认知及其契约选择——基于浙赣琼黔的调研［J］ .财贸研究，2013，（1）：1 - 8.

［6］ 罗心良.农地流转的市场逻辑“产权强度-禀赋效应-交易装置”的分析线索及案例研究［J］ .南方经济，2014，（5）：1 - 24.

［7］ 孟召将.交易费用决定了农地流转契约选择［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4）：13 - 20.

［8］ 洪名勇.农地习俗元制度及实施机制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9］ 洪名勇，尚名扬.信任与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J］ .农村经济，2013，（4）：23 - 27.

［10］ 郭继.农地流转合同形式制度的运行与构建——以法律社会学为视角［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37 - 44.

［11］ 刘文勇，孟庆国，张悦.农地流转租约形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13，（8）：43 - 48.

［12］ 张五常.经济解释［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3］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与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和市场签约［M］ .北京：高务印书馆，2002.

［14］ 巴泽尔.国家理论——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15］ 丘汉平.罗马法［M］ .上海：上海法学书局，1933.

［16］ Deutsck， M. Trust and supicion［J］ .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8， （2）: 265 - 279.

［17］ Mayer， R.C.， Davis， J.H.Schoorman， F.D.An inten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J］ . Academy of Managemena Review， 1995， 20 （3）: 709 - 734.

［18］ Das， T.K.Teng， B.S. The risk_based view of trust:a conceptual framework［J］ . Journal of Busimess and Psychology， 2004， 19（1）: 85 - 116.

［19］ Hager， J.M. Choe， S. Trust in Japanese interfirm relations:Institutional sanction matter［J］ .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 （3）: 589 - 600.

［20］ 余津津.现代西方声誉理论述评［J］ .当代财经，2003，（11）：18 - 22.

［21］ 洪名勇，钱龙，2014.信任、声誉及其内在逻辑［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4 - 39.

［22］ 章华.认知模式与制度演化分析［J］ .浙江社会科学，2005，（4）：52 - 58.

［23］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49.

［24］ 陈映戎.文化认知：价值冲突与认知模式——以“愚公移山”为例［J］ .浙江社会科学，2011，（4）：129 - 133.

［25］ 曹正汉.观念如何塑造制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6］ 鲍威斯，谢宁.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7］ 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8］ 洪名勇.欠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分析——来自贵州省4个县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2009，（8）：79 - 88.

［29］ 洪名勇，龚丽娟.农地流转口头契约自我履约机制的实证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15，（8）：13 - 20.

［30］ 洪名勇.信任博弈与农地流转口头契约履约机制研究［J］ .商业研究，2013，（1）：151 - 155.

［31］ 方慧.少数民族地区习俗与法律的调适［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本文责编：陈美景）

Empirical Research on Farmers’ Contract Selection and Its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Evidence from 3 Counties in Guizhou

HONG Ming-yong1， 2， GONG Li-juan1， HONG Ni3
（1. 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2. Rresearch Center of Rural Land Institution，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peasant households’ contracts selection mechanism in rural land circulation system. Methods employed ar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If the contract performance rate of a contractual arrangement is constant， the contractual enforcement cost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peasants’ contract choices； 2）The higher trust level of bilateral parties indicates that the default rate is lower and the probability of verbal contracts is larger； 3）Reputation is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for peasants’ contract choices. Good reputation contributes a lot to a stable cooper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1）The higher the transaction costs are，the lower the choice rate of written contracts becomes， and vice versa； 2）The higher the mutual trust in land circulation is， the higher the choice rate of verbal contracts becomes， and vice versa； 3）The higher the reputation is， the higher the counterpart choice rate of verbal contracts becomes， and vice versa； 4）The minority groups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verbal contracts， while the Han Chinese choose written contacts.

land administratio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contract selection mechanism； empirical research

301.1

A

1001-8158（2016）03-0012-08

10.11994/zgtdkx.20160317.142750

2015-11-09；

2016-02-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地流转口头契约自我履约机制研究”（71173056）；2015年贵州省软科学项目 “农地流转与贵州山地高效农业发展研究”（黔科合R字［2015］ 2011-1 号）；贵州大学文科重点特色学科重大项目“农地流转空间研究”（GDZT201504）。

洪名勇（1965-），男，贵州金沙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学、土地制度、农村经济。E-mail: hongmingyo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