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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文辞重神理
——《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的写作笔法

2016-08-15孙纪文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都610041

名作欣赏 2016年30期

⊙孙纪文[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都 610041]

不重文辞重神理
——《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的写作笔法

⊙孙纪文[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都 610041]

从文学叙事层面看,《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的文学特色并不鲜明。《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常常流于粗线条的勾勒,缺少人物活动之细节性的展示,而《伯夷列传》也缺少必要的描写手段,传主形象不生动等。这样的文本效应似乎不足以彰显司马迁的才情。然而这“三始”的文脉线条足以贯穿112篇传记文学的哲理议题,从而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核心思想物化为一体,同时与《太史公自序》之文的核心思想也互相照应,由此可见“三始”的写作笔法可谓“不重文辞重神理”,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中。

《史记》 “三始” 文辞 神理

文无定法,但有匠心。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笔法为何能引起后人的称道?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马迁是“用心写作”,或曰匠心独运。今以《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为例,说说司马迁运笔不重文辞重神理的情形。

《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为本纪之始《五帝本纪》、世家之始《吴太伯世家》和列传之始《伯夷列传》。序列这“三始”和写好这“三始”是格外重要之事,要知道古代史家尤为重视属文之始,所谓“原始察终,隐约至显”。司马迁自然知晓这个道理,他曾继承鲁《诗》传统,明确标示《诗经》的“四始”为《风》之始《关雎》;《小雅》之始《鹿鸣》;《大雅》之始《文王》;《颂》之始《清庙》,并借以赞颂孔子的思想时说:“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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